本报见习记者程凯

　　10月22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中国教育国际论坛”上表示：只要能够解决好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问题，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在今后30年时间内还可以有年平均7％的高速增长。

　　“技术差距还可利用30年”

　　林毅夫认为，任何一个经济增长的动力都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创新有两种方式，发达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发明；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创新不仅可以靠发明，还可以靠引进。引进技术的成本远远低于发明的成本。

　　林毅夫比较了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分析这三个奇迹背后的核心因素，就是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很好地利用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来加速自身的发展。

　　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从战后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四小龙从50年代持续到90年代末金融危机发生，他们都保持了40年的发展时间。因此林毅夫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也可以有三十年，甚至更长。因为中国从1979年开始走上引进技术加速发展的模式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日本、四小龙都要大得多。

　　林毅夫由此表示了对中国经济审慎乐观的推测：中国利用技术差距发展50年不是问题，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用了23年，中国还有30年年增长高达7％的经济发展潜力。

　　国企改革问题是根本

　　中国要利用潜力再高速发展30年，必须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的转型，而在转型中还有许多问题待解决。

　　林毅夫强调了他认为最为关键的四个问题：银行呆坏帐比例过高；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加入W TO后可能受到的冲击；国有企业改革。林毅夫认为这几个问题虽然表现为各个方面，但是背后都跟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完成有关。

　　林毅夫说，根据央行行长在一个会议上所讲，我国银行的呆坏帐比例高达23％，比泰国、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的15％还要高。金融危机中国受影响不大，是由于人民币还不可兑换，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放开。但是现在进入W TO了，开放只是时间问题。银行的呆坏帐过高，是由于它将70％的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而国企的效益不高，还不了钱。因此只有国企的问题解决了，银行的经营才有可能改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我国地区差距开始拉大。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中来，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时还不是坏事，但经济速度一放慢，这些人口就可能滞留在城市中变成无业游民，造成社会不稳定。地区差距的拉大也与国有企业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大的经济，东部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中部在农业，西部在矿产资源。为了补贴国企，国家把主要农产品、矿产资源的价格控制住，让中西部比较穷的地方去补贴东部的富裕地区，地区差距自然要越拉越大。

　　林毅夫还认为，加入W TO虽然令我们担心。但是我国民营企业的轻工业产品早就占据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超级市场，这些民营企业基本上不会因为加入W TO而产生太大的压力，甚至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如果说有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

　　现在城市人口仍有50％在国企，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60％也在国企，银行贷款的70％给了国企，但是国企的产出仅占我国工业产出的25％。因此国企的问题不解决好，就会拖住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

　　国企问题核心是政策性负担

　　林毅夫认为，国企问题的核心是其有非常多的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的负担就会有政策性的亏损。谁应该为政策性亏损负责，当然是政府。所以政府会给国企各种补贴、保护，甚至是垄断。

　　大企业会出现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因此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各种经营性亏损，包括多吃、多拿、多占、转移财产的损失算作是政策性的亏损。国家分不清这两种亏损，只好都包下来。这样，对国企的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包括私有化。只要国家给企业政策性负担，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会向政府要补贴，要优惠。

　　林毅夫把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分为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两种。

　　社会性负担是国企有太多富余人员和退休职工。富余人员要下岗，政府要有政策来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养老保险方面，政府应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把企业的养老保险从企业剥离出来。

　　对于战略性负担，要分成三种情况来解决。如果国企的产品是国防的需要，那就用财政拨款来解决；如果企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国防安全又不是那么敏感，那么就可以采取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可以通过到海外上市或与外国企业合资的方式来利用技术和资金；如果这个企业的产品没有市场，那就只能转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