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北京)

　　中国加入世贸，世界各国给予高度评价，国内媒体也是一片溢美之词。在被兴奋和喜悦气氛所感染的同时，我们还应保持一份冷静，以理性的心态，研究对策，应对挑战。今年2月下旬，中央将各省和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中央党校，举办“国际形势与WTO研究班”，足见中央高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其实，认识WTO，不妨从基础的分析着手。

　　融入国际但要立足国内

　　中国为什么加入世贸？用一句话回答，就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毕竟，WTO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有了这张“通行证”，进入国际市场会更方便，回旋的余地也会更大。但这决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把“注”全押在国际市场。其实，国际市场固然重要，而国内市场更是不可忽视。

　　回顾二战之后的经济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的欧洲，弹痕累累、满目疮痍，重建家园需要从美国购置大量的设备，相应的资金从哪里来？马歇尔计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也仅仅是一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的贸易顺差。美国张开其温暖的怀抱，给战后的欧洲以极大的抚慰。与欧洲同样幸运的还有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面积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如果在本世纪以前，它不会发达到哪里去。但日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不到40年的时间，曾经的战败国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它的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又有哪一个不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起家的。

　　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谬误。谁如果认为，成功的经验可以保证永远的成功，他就大错而特错了。1997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亚洲的世纪还没有来临，金融危机却抢先到来了。东南亚等来的不是进一步的繁荣和兴旺，而是破产、失业、收入的下降和生计的窘迫！

　　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土壤。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格局。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阵营，为了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市场。那个时候的美国太强大了，强大得不附加任何条件。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因此而成功的。然而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人很快就发现，那些曾经依偎在他翅膀下面的温顺的小鸟，在羽翼丰满之后，不再需要它的保护，而是要与美国人分庭抗礼了。于是，美国的策略开始发生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而苏联的解体，又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因为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大家抱成团的愿望也就不那么迫切了。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亚洲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压抑的市场空间。昔日的土壤不存在了，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那么熠熠生辉了。

　　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巨人，有两个在亚太。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亚太。而这种融入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几乎全都是通过美国的逆差，来获得美元，支付给日本，以扩大日本的顺差的。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个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例外。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一个人上半身所有的静脉血管都堵住，心脏只能通过动脉向大脑输血，而大脑的血液却不能往心脏回流，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用不了多长时间，心脏就会衰竭，而大脑将要爆炸！国际贸易也是这个道理，到了美国再也无力承担巨额逆差的那一天，亚太地区的贸易，必将崩溃无疑。事实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90年代初，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入，这个地区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但迫于越来越大的赤字压力，美国不能同比例地增加进口，日本虽然保持巨额的顺差，却又不放开国内市场，东南亚的产品卖给谁？产品卖不出去，债主追上门来，金融危机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必须改变。不过，新的结构将在什么时候出现，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新的格局形成之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将是不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在这里押上所有的赌注。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如果不是依靠国内市场，而是要仰人鼻息，从别人的“饭碗”中扒饭吃，多大的“饭碗”才能让我们吃饱？如此大的国家，多大马力的引擎才能拉动我们起飞呢？当日本的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地把它从战败的泥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它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把日本从经济衰退中解救出来，因为它的经济总量太大了，没有人能拉得动它。欧洲人的政治智慧，使他们有能力创造比日本更光明的经济前景，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则可能成为欧洲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可惜日本人缺乏这样的政治智慧，它对二战的态度，无法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因此，它也就无法在亚洲扮演德国在欧洲那样的角色。美国已经无力独撑天下了，在亚太地区，如果要为出口导向型战略再造成功的土壤，唯一可能的“火车头”只能是日本。但与其相信日本会这样做，不如相信这种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据着最有力的竞争地位，拥有制定市场规则的权利。ISO9000系列标准为什么必须由欧洲人来制定？因为它是相关产品的最大买主，这个产品的市场就在它的手中。我们的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垂涎三尺。这可是个硕大的“金饭碗”，而且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眼前。如果你对它视而不见、弃之不顾，总想去云游四方，到外面去化斋求缘，那么，当你化缘不成，空腹而归的时候，原来的“金饭碗”还会属于你吗？

　　热情待客但不怠慢国人

　　随着中国入世，国民待遇问题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其实，在乌拉圭回合中，各成员国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各国政府，不要怠慢“客人”，给予外资同等的国民待遇。

　　在国民待遇方面，我们过去有些不尽如人意。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如果仅靠自己的“家底”，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所以，我们不得不引进外资。而在国际市场上，资本就像一位“贵客”，各国政府都盛情相邀。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恨不得用八抬大轿去抬。而我们要请外资进来，可说是全无优势，不仅基础设施差，而且体制又僵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若不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提供优惠的政策，人家很难光顾。因此，政府只好给外资开“小灶”。如所得税，两年免收，三年减半；利润再投资，返还部分税款；在人才市场上，可以任意挑选精兵强将；拥有进出口自主权等等。正是这些措施，弥补了国内投资环境的先天不足，对外资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再加上中国迷人的市场前景，所以这些年是高朋满座，十分热闹。据世界经合组织去年10月的一份报告，截至1999年底，中国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30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尽管各国对待“外资”，是笑容可掬，好肉好酒地招待，但并不是无遮无拦，暗地里其实都防了一手。因为外资进来，不纯粹是帮你搞建设，而是瞄着你的市场，盯着你的口袋。东道国请“客”，也是想借他人的力量，为自己强筋健体。大家彼此只是相互利用，各有所谋。所以，在外资准入方面，各国都有所限制。像美国，口口声声讲平等，但再怎么讲，也不会让外资去控制他的尖端国防企业。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对待外资，内心是矛盾重重。一方面，我们要“借鸡下蛋”，以补充国人的“营养”。另一方面，外资“人高马大”，我们又担心国人斗不过，到头来饭碗给抢了，脖子还被人捏着。不得已，国家出台了一些规定。如服务贸易，以前基本上不让外国人涉足。对外资企业，明地里是鼓励多出口，实际上是把出口比例作为项目审批的一个重要条件。产品的零部件，应优先使用国货，要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水平。引资初期，手头的外汇紧，外企用汇，要自行解决。我们还提了一个口号，“以市场换技术”。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无外乎是要压缩洋人的活动范围，减弱对国内企业的冲击。

　　应该说，在引资方面，政府凭借灵活的政策，确实打了一个漂亮仗。不过任何政策，正如良药治病，尽管有特效，假如吃多了，难免也要产生副作用。我们过去出台的某些优惠政策，在当时也许是功不可没，可时间一长，负面影响也就显露出来。例如，给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使外企的经营成本低，利润多，价格调整的空间大。而国内企业，上有老，下有小，还要这头送，那头交，商品价格定低了，不能养家糊口，定高了，市场又不认账。所以，国内企业很难和外企竞争，日子是越过越艰难。大家盯着洋人碗中的佳肴，口里馋，心里不服气。于是一些企业为了抬高身价，想方设法与外资攀亲结贵。这些年，市场上冒出不少“假洋企业”，无非是想借“洋人”的光，揩国家的油。外国人给挂个名，就能“无本起利”，这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外资也是求之不得。结果，好处落在了人家手里，而国家却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对外资的“低国民待遇”，又让人家说三道四。按照国民待遇原则，你给外资什么好处，是你的事，没有人出面干预。但对外企提出外汇平衡、贸易平衡、国产化比例等，就会被认为是坏了“规矩”，立即会遭到谴责。世态炎凉。你对洋人，哪怕是千般好，万般好，就一样不好，他也会毫无情面地把你告上去。WTO的官员，绝不会念及你的“好处”，就对你网开一面。一旦打起官司来，除了认栽，恐怕别无选择。

　　时下，无论是国人洋人，对“一视同仁”的呼声都很高。国人呼吁的，是要取消对洋人的特殊待遇。洋人提出的，是要取消对外企的种种限制。国人的要求，尽管是在情理之中，但一时半会，恐怕还满足不了。因为毕竟是我们要请人家进来，世上的事就是如此，当你还比较穷的时候，想请像资本这样势利的“客”，总得要额外添上几道好菜，否则它不乐意，很快会找个由头离去。前几年，我们取消了部分优惠，一些外资不是很快就不辞而别，与咱拜拜了吗？要想拆掉“小灶”，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只有富有了，资本才会巴结你。到时即使是粗茶淡饭，它也照来不误。像美国，就是因为有钱，所以资本都追着去。但对洋人的要求，我们却没有多少还价的余地。在入世谈判中，我们已经承诺，逐步开放服务业，就连往日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也允许外资进来，对此还列出了外资进入的时间表。入世后，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看来已是大势所趋，也只有如此，人家才会投桃报李。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法律做出修改，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国产化要求和出口返销要求。这既是我们在兑现承诺，又是进一步吸引外资的重大举措，当然也意味着，国人将要经受严峻的考验。

　　要说待遇不平等，怨言最多的恐怕要数民间资本。有人做过调查，发现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目前只有60%，外资是80%，国有资本则不受任何限制。尽管数据可能不太准确，但至少说明了一种现象：我们还是看重“出身”，爱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同样是投资，姓“外”，能享受税费减免，还有政府亲自保驾；姓“公”，有财政和银行的扶持，落败了，可以找“娘家”接济；可我们的民间资本，却两头不沾光，成了“三等公民”。但不管怎样说，民间资本还是从体制的夹缝中，顽强地发展起来了，并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不看重“成份”，奉行的是公平竞争。对外资，我们需要提供国民待遇，其实对内资，也理当如此。

　　防范倾销与应对“反倾销”

　　翻开世界贸易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倾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6～17世纪自由贸易初期，英国人为挤跨国外竞争者，就打过倾销牌，牟取过暴利。倾销的先河由此一开，其他国家便纷纷仿效，而且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什么是倾销？简单地说，就是出口商在海外廉价抛售产品。出口商打的算盘，是用低价“收拾”竞争者，然后抬价，丰厚的利润，便可成为囊中之物。正是倾销不惜生产成本，人为定价，“恶意”抢占市场，从而成了过街的老鼠。对过街老鼠，真要是人人喊打，天下也就太平了。事实上，当本国受到冲击时，自是一片愤怒声讨；若一旦有机可乘，大家谁也不会客气。加拿大就曾向倾销叫过板，并且是第一个将反倾销措施写进国内法的国家，可它还是要在别国市场时不时来几下“大甩卖”。于是乎国际市场上，你倾销，我也倾销，明争暗斗，倾销和反倾销一时打得不可开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做出努力，以图制定一个能够共同接受的规则，来为自由贸易保驾护航。1948年1月临时生效的GATT，专门为此制定了条款。尔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又先后三次对反倾销条款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目前WTO成员普遍遵循的，是乌拉圭回合通过的《1994年反倾销守则》。按照这一法则，一个国家要指控他国产品倾销，仅凭低价一条还不行，必须列出三大“罪状”，才能将其推上被告席。一是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正常价值一般可由出口产品在其本国的售价确定，如你在国内卖15元的东西，到他国只卖10元，就有倾销的重大嫌疑。不过这只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因价格不由市场供求决定，所以被大多数国家的反倾销法打入另册，其正常价值要比照第三国的价格敲定。二是严重地伤害了进口国的民族产业。这种伤害可能已经发生，也可能只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或者是让建立同类产业的打算成为泡影。不过反倾销的起诉，一般只以现实的伤害为依据。三是产业受到的伤害要由低价引起。如果因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而产业不兴，想“栽赃”他人也是反倾销法所不允许的。如若“三罪”俱全，则是倾销无疑。

　　一旦受到“倾销”的骚扰，进口国就可动手反倾销。首选的办法，是向进口商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或者收取一笔数量相当的保证金。如果进出口双方不想闹得脸红脖子粗，也可以通过承诺的方式，出口商保证相应地提高价格，或者减少出口商品的数量，或者干脆停止出口，以换取进口国的谅解。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进口国还要在初裁后4～9个月之内，做出进一步的复查。如确属错案，应立即取消反倾销措施，并退还已征的反倾销税或保证金。若最终裁定为倾销，则将征收5年以内的固定反倾销税。即使5年期满，进口国如果感到还不是足够“安全”，还可用一个所谓的“日落条款”，对其提出复审，复审可延续12个月，这就相当于延长了一年的征税时间。若复审认定,取消反倾销税可能再次带来冲击，则可继续征收。一般说来，反倾销是既往不咎的，但对情节特别恶劣的，如“累犯”，明知故犯，则新账老账一起算，对在此之前的商品，还可追征反倾销税。

　　如果说20年前，谈倾销和反倾销，国人还觉得有点事不关己。那么，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今天，我们已与反倾销结下了“不了缘”。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中国产品提起的反倾销指控近400起。进入90年代，这种指控更是有增无减，有关企业已是饱受其苦，应对反倾销成了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为什么谁都能拿反倾销跟中国说事儿？“中国造”价格低廉是原因之一。如家电、玩具、鞋类、服装等，价格低得在国际竞争中几近所向披靡，如此强的“攻击力”，肯定会引起别人的警觉。而中国的企业要是在哪一国打开缺口，大家便一窝蜂地跟进。如出口到美国的西洋参，1988年不到3000公斤，1992年就猛增到7万公斤，价格也从6万美元1吨降到1万美元。这种行为，一下子抢了别人的饭碗，人家能不和你急？我们的企业，出口时是争先恐后，一旦遭到指控，肯站出来与别人理论的却很少。你不应诉，别人会认为是你理亏。别人来取证，你不理不睬，而裁决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是有理也要输三分。同时也不排除部分国家对我们的歧视。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又多少掺杂着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人家难免用老眼光看人。像10年前欧盟对我们的彩电，就是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框框，用新加坡的价格作标准，判定为倾销，而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是我们的20倍。当然近年国际市场不太景气，中国出口增长确实让人眼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看来，我们应对反倾销，还需对症下药。首先不能搞低价竞争，更不能兄弟之间相互倾轧，把价格战从国内打到国外，给人留下把柄。在某一地区的出口数量要循序渐进，给人一个适应过程。不要大家都往一块涌，出口地区应尽量分散。出现了指控，要积极应诉，据理力争，努力为自己洗刷清白。如果的确是我们的问题，也应主动配合别人的调查，与人协商，并通过承诺等方式中止起诉，既留一条后路，又留下一个好名声。打入别人的市场不容易，要是人家把门关上，再进去就困难了。有些企业想打“游击战”，绝不是长远之计。逃避只会使自己成为软柿子，任人去捏。事实上，在我们应诉的案例中，有近一半的胜诉，还有一些得到了从轻发落，这应该给我们一些信心和启示。

　　中国入世，意味着国门要进一步敞开。我们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会更加频繁。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某些外国商品为逐鹿“中原”，没准会对我们实行倾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反倾销，同时还要腾出手来，防范他人倾销。要想在国际交往中不吃亏，我们不妨也来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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