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貌不扬的小小芯片早已成为国与国争夺的璀璨钻石。

　　京沪苏深蓉，代工测试封，“中国芯”不惧钻石欲火。

　　鱼饲料大王刘汉元是福布斯评选的中国大陆第十一富豪，但不久前他却要打上一条半导体大鱼，其麾下主营业务依然为饲料的通威集团突然宣布与德国MCT共同投资25亿元建设6英寸0.5微米数字模拟混合芯片生产线。如果单单从投资额考虑，这条生产线的规模并不大，技术水平勉强可以称得上是中游，似乎根本不能与京沪深等地竞相上马的先进芯片生产线相提并论，但这个项目却被列入四川省和成都市工业的“一号工程”，而就在此前两个月，台湾地区IC设计老四凌阳科技也在蜀中选好了IC设计基地，西部地区早非两年前的吴下阿蒙，古都蓉城同样锁定了小小芯片。不过短短1年，中国“硅谷”之争已经由去年的京沪争霸突变为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深圳留仙洞和成都高新西区的“五虎闹芯片”。

　　《国家竞争优势》的作者迈克尔.波特认为“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当国与国的交锋已经从硝烟弥漫的血腥战场转移到风起云涌的尖端科技的时候，讨论哪个城市会成为中国硅谷已经失去了意义。何况“硅谷”这个词本身就是舶来品，麦肯锡分析师同样指出中国芯片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群聚效应中国解读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理论，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产业通常是由多家企业组成的群体，而这些企业不但集中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可能是某个城市。半导体行业各环节企业的发展轨迹往往印证了这种俗话说的“扎堆儿”现象，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达应该叫“群聚效应”。

　　国内芯片业发展中，企业最“扎堆儿”的地方当属上海张江，62家芯片企业涵盖了从设计、代工到封装、测试的每个环节。这种发展模式与加州硅谷和台北新竹并不相同，因为前者侧重研发和市场，基本没有芯片代工厂；后者几乎是芯片代工制造的乐园，不允许封装企业进入。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总经理戴海波认为至少从规划来看，张江比其他园区齐备，将芯片业各个环节企业“一勺烩”了。对比上海张江，北京目前的8寸生产线处在“正在进行时”，国际集成电路设计园刚刚开园，北方集成电路国家级产业基地也转回到设计的“本行”，但北京欠缺的是芯片产业链下游的封装测试。深圳虽然自设立特区后不久电子信息产业就成为地方经济第一大支柱，但其半导体产业特别是核心元件却相对滞后。由于国家“909工程”的布局规划，深圳逐步形成了一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但芯片制造始终没有突破，虽然去年深圳留仙洞技术园已经宣布定位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上面，但比之京沪两地，深圳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硬伤依然明显。自从联电进入苏州设厂的消息传出，这个云集众多IT制造业台商的城市似乎突然间显示了向产业链上游拓展的雄心，不过区内只有一家IC设计企业的尴尬局面也让苏州人的软肋显得那么明显。成都的芯片业起步最晚，目前也只局限在混合芯片制造和设计领域。没有人否认芯片代工对上下游产业的拉动作用，但国内五个城市“芯片城市经济学”的分析结论明显不同。

　　硅谷：制造厂还是发动机？

　　对于京沪苏深蓉五地中谁有资格成为中国硅谷的问题，无论芯片大佬还是业内专家都出言甚微，“将来中国哪个地方会成为硅谷，现在还很难判断。”德州仪器(TI)亚洲区总裁程天纵认为其实这几个地方芯片业都“刚刚开始”，只不过北京和上海起步稍早，而且前者IC设计企业多些，后者芯片代工和封装测试企业多些。扬智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修俊良同样认为目前谈中国硅谷还为时尚早，“国内目前比较热的是芯片制造，大量资金投入进来。但‘硅谷’的概念并不是制造中心，而是产业‘发动’的中心。”不过TI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合资项目，扬智的总部却选择了上海。“资本密集型的企业需要的是安全和规范。”中芯国际副总经理谢志峰显然认为上海可以满足中芯“钱在这里才安全”的规范化要求。

　　各地硅谷之争的结论当然仁智各见，但强有力的国内市场竞争，不但有利于上游产业发展和升级，还会带动下游产业间的竞争。对于国内芯片业来说，只有掌控国际竞争力才能推动国内产业进步，半导体行业从来都是全球化产业，没有不需竞争的世外桃源，也没有食量不变的单一本地市场。按照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国内市场竞争和地域上的产业集中，对整个产业体系的影响极其深远，这两点随着国内各地芯片业的升温也将发挥出效应，因为国内五个城市全部成为囊括芯片业所有环节的中国芯片基地的几率毕竟微乎其微。

　　抉择代工

　　芯片代工在2年前曾经被认为是国内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灵丹妙药，颇有代工一来，就能点“芯”成金的效果。上海、北京领衔，苏州随后，芯片代工企业被纷纷引入三地工业园。当中国台湾地区当局开放8英寸芯片企业赴祖国大陆投资成为既成事实的时候，尽管台湾当局设置了重重限制，而且符合“规定”的目前也只有台积电和联电两家，但依然再度掀起了短暂平静后的祖国大陆芯片代工投资热潮。联电投资苏州已经没有什么悬念，而其老对手台积电据传正在上海和苏州之间进行选择。所有这一切似乎再度让“代工论”者占了些许上风。但来自产业专家和资深经理人却为中国芯片业的代工热泼了一些冷水。

　　专家学者纷纷强调独立知识产权的“中国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而IDM企业则在观望国内芯片风向的同时提醒芯片代工所需的巨大投资和人力是产业发展的隐患。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无锡华晶立项开始，国内已经建成投产的芯片代工企业并没有成功的范本(不包括摩托罗拉自给自足的天津芯片工厂)，上海华虹NEC的巨额亏损让后来者不敢选择SDRAM作为发展方向，中芯国际定位另辟蹊径做起通信芯片代工。对于这种现象，TI程天纵认为半导体产业5年一个发展周期的制约今天会让SDRAM坠入冰河，明天同样可以让通信芯片步履蹒跚，芯片制造代工的风险不能够回避。当年华虹NEC刚刚投产时也曾经风光一时，引得中芯、宏力等心痒难耐，终于冲了进来，木已成舟，只能靠产业罗盘定方向了。

　　芯片代工的困扰其实并不在于上与不上之分，而是周边相关产业能否健全起来的问题，这不仅包括IC设计、封装测试等紧密环节，同时包括下游最终消费品的制造，联电立项苏州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后者。芯片代工本身也有设备投资、制程技术和产品合格率三大要素，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导致企业生存的危机。例如拿产品合格率来说，扬智电子的修俊良先生就对上海张江一些芯片代工企业的合格率表示担忧。TI程天纵正在积极考察国内各地的代工企业，包括合格率在内的三个环节同样缺一不可。

　　北京、深圳的IC设计虽然进展较快，但在业内强者眼中依然是小儿科级的。不过程天纵认为另外一种代工模式——IC设计代工目前大有可为。事实上国人更加关注的是邻国印度的软件业，其实与印度大部分软件企业的运作模式一样，已经取得不俗战绩的印度IC设计企业也同样选择了代工的模式。代工并不是什么芯片制造的专利，从IC设计到封装测试，都可以选择代工的发展模式。产业的自然发展规律没有必要非扣上“克隆”的帽子。

　　人定胜“芯”

　　对于半导体行业的企业来说，没有一个企业会忽视人才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个行业各个环节间无非是知识转移引起的价值转移。硅谷、新竹、苏格兰的成功都是本地化人才与“海归”的密切配合造就的。麦肯锡《中国芯片报告》同样认为国内半导体业的发展必须走本地人才与归国人才结合的道路，海外人才的引进带来的不仅是先进技术和个人技能，更重要的在于整个产业的宏观把握和个体企业的管理。企业既然群聚在了一起，人才流动自然也方便，或许真的连车位也不用挪就可以跳槽了。中芯国际进入张江后，从TI、联电、台积电等企业引入的人才达到百人以上，其中从TI美国总部去了20多人，TI亚洲区去了20多人，程天纵笑说“这也算为国内芯片业发展贡献了人才力量”。威盛麾下的威宇也是如此，主要管理层基本全是从天津摩托罗拉过去的。桐辰微电子老总刘忠也表示了对中芯“抢来”人才的觊觎：“我们的薪水比中芯好，中芯有的我们全都有，甚至好过它。”扬智电子的修俊良则认为IC设计企业培养一年左右的人才“最危险”，最容易被别的企业挖走，因为挖其的企业既省了大笔培训费用，雇员的薪资也不高，此时必须给这些员工一些远景的承诺和实际的补偿。人才争夺显然已成为国内芯片企业竞争的第一战役。

　　为世界半导体产业贡献最大的人才基本来自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程天纵认为任何一家国际级半导体企业中这两国人的比例都很大：“人才流动对产业来说极为正常，哪家企业都有TI出去的人。但对企业来说，怎样留住人才就是关键问题了。”相比较TI内部的华人工程师社团和相当于公司总裁一级的最高技术职务，国内芯片企业与国际大鳄在人才管理方面相比相差较远。

　　不同企业对人才选择的角度自然各异，扬智电子进入内地后强调本地化人才的作用，上海和深圳两个研发中心150多名技术人员中只有几名来自台湾地区。TI则要为中国芯片设计培养一支精兵强将。而无论扬智的修俊良还是桐辰的刘忠都认为国内人才基础扎实，大学基础理论教育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或地区，同时他们也都表示内地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实际操作能力差，动手能力不强。

　　如果说芯片产业初创时期资本、技术、政策还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话，人才竞争将会始终贯穿芯片产业发展的历史。

　　芯片产业曾经是北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腾飞的源动力，如今中国也将装上动力充沛的“芯动机”。从技术到人才，“中国芯”的较量不过是“演出开始了”。

　　采访 李二钢 王非 覃远军 郑华芝 撰文 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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