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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农村的改革当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应该说是肯定“包产到户”。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探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重大的变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邓小平在这一变革中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以他坚决的支持,为这个变革铺平了道路。[全文]
杜润生为了总结推广群众包产到户经验,创造了过渡性的、阻力较少的概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与农户双层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集体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机制”、“股份合作制”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对“包产到户”。[全文]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关闭了一扇门,又开启了一扇门。严俊昌是当时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他出于求生本能做下的决断,震惊高层,并终获认可,“中国改革第一村”由此诞生。[全文]
在华西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村党委老书记吴仁宝苦心经营数十年,开辟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新农村的幸福和谐,缔造了“天下第一村”的恢宏奇迹,弘扬了华夏民族瑰丽的民族精神,吴仁宝本人也由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里程碑式人物。[策划]
在中国,无论何时,重提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年广九都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话题。那些打着时代烙印的代价,总是需要走在最前面的人来付出与承担。是年广九,用自身经历让开放之初的国人逐渐认识到“投机倒把”不是罪、雇佣工人也不是罪、发家致富更不是罪 。[策划]
南街村之路,起源于1979年。当年,村里兴办了第一家集体企业机砖厂。1985年,全国最后一批249个人民公社解体,而南街村却在此后,重新完成了逆向的分合过程。王宏斌的底气来源于企业的发展,1989年,第一条方便面生产线上马,当年村工业产值便跨过了2000万元。[全文]
当倡导了六年的“新农村运动”被写入“十一五”规划,林毅夫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人物。几年的奔走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终于被中央采纳,圆了他“左手经济政策,右手经济理论”的梦想。在林毅夫看来,政府在基础投资当中也会有不少转化成农民的增收。[全文]
把 “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专家”的帽子戴在温铁军头上,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要加上“之一”便毫不夸张了。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文章中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在今天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叫“温铁军”的经济学人。[全文]
坐在自己命名的“瀑布稻”大幅图片下,76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对我来说既是鼓励又是鞭策。”袁隆平告诉记者,到2010年,中国超级杂交稻将实现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这是我立下的军令状!”。[全文]
李昌平斗胆上书给朱镕基总理,倾吐自己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苦恼与思索。朱总理在李昌平的长篇书信上作了肯定性批示。李昌平被大众媒体推为年度风云人物,他向总理反映的原版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全文]
黑龙江绥滨农场作为全国农垦唯一的农村改革试验区,率先开展土地承包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多次成功改革;从单一种植到多种经营,让玉米、大豆、食用菌等产品在国内国外打开一条条销路……为全国农垦系统提供了生产经营的宝贵经验。[全文]
早在1969年,华西村就开始办小五金,比较早就搞起了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大力发展是在1980年代,小城镇化热起来是在1990年代中期,而华西在1980年代末就搞了城镇规划,分工业区、农业区、娱乐区、游览区等等。[全文]
独家视频:华西村:致富路上的变与不变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典型,翻看它20多年的改革进程,有如一幅幅跌宕起伏的连环画,其中既有模糊与暗淡,又不乏美丽与精彩。2006年,撤村建镇后的13年后,大邱庄经济再次腾飞,但大邱庄人的性格似乎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全文]
他们还是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昔时的“共产主义”样板村——南街村,仍然是时下一条红色旅游热点,村里实行着“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成为外界特别关注的对象。其实,早在三年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事件就发生在南街村。[全文]
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在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内可以建成共产主义。但是,依然有许多人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的刘庄称为“共产主义社区”。刘庄的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道路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中享有显赫声誉。[全文]
7月1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而由于甘冒风险创造性地完成了“分林到户”,并自下而上引发全省乃至全国波澜壮阔的集体林权改革,洪田村被国家林业局等部委誉为中国林改的“小岗村”。[全文]
四川南充,一个700多万人口中600多万为农业户口的川东重镇。2007年,它的名字频繁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2007年3月1日,经银监会批准,国内第一家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在南充市仪陇县正式成立。这两家机构的服务对象被确定为基层中小企业和农户。[全文]
1979年,邓小平把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浙江义乌,当代敲糖帮到1982年时已经成为遍及全国的小商贩群体,对各地的小商品需求极为敏感,而更多的义乌当地人也纷纷开始为他们提供货源,这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全文]
伴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实行,原先负责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的“生产大队”等领导机构变得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村民自治的路子。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村民代表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