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庄：集体经济新考验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河南新乡报道

　　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在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内可以建成共产主义。但是，依然有许多人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的刘庄称为“共产主义社区”。刘庄的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道路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中享有显赫声誉。

　　比刘庄更有名的是史来贺。这位1949年入党、历届全国劳动模范、9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农民，在刘庄做了51年党委书记，将一个豫北黄河故道上的贫瘠村庄缔造成了“红色亿元村”。他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一起，被中组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2003年4月23日，史来贺因病去世，各级领导分别以不同方式吊唁这位“小地方的大人物”。史来贺获得了新乡人从未有过的哀荣。

　　对于史来贺与他领导的刘庄来说，50年红旗不倒无疑令人惊叹。但是在一位半个世纪内拥有绝对威信的村庄领袖的身后，刘庄的光环必然逐渐消退，它是否还能坚持过去的发展模式并长期保持它的优势？

　　刘庄与南街：同质与异质

　　“我们与南街村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刘庄党委副书记刘名宣说。这是2004年岁末的一个星期六，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大约有一百名村民正被召集在一起开会，召集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受过老书记的熏陶”，要求大家讲正气、讲奉献，而且一口一个“大队”。

　　很多人都知道河南临颖县有一个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力于首先在南街村实现共产主义。进入21世纪，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依然坚持大学毛选、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

　　按照刘名宣的说法，刘庄与南街村相同的一面就是集体经济、共同富裕，至于不同的一面，刘名宣不愿多说，只表示“有利于取长补短”。

　　其实，南街村最早的老师就是刘庄，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一直将史来贺当作自己的前辈。

　　1977年，王宏斌当选南街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尽管南街村粮、烟亩产“双超千”，但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王宏斌极为困惑。1979年，他听刘庄村民家有粮吃，手有钱花，便与支部成员带着干粮，开着拖拉机到刘庄取经。在刘庄，王宏斌明白了一个道理：依靠单一农业，农民是富不起来的。回村之后，他们凑了3万元办起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这是南街村的第一家企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街村也实行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也实行了个人承包，在1980 年代的上半叶，家庭经营、个体经营及私人企业一度成为南街主导的生产方式。但是，从1984年开始，南街村走上了再集体化的道路，全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刘庄则从来没有反复过。从农业合作化后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来贺一直坚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

　　近年来，刘庄经常组织干部到南街村参观，那些宽阔的道路、高大的厂房、高标准的住宅、现代化的学校、一流的幼儿园，刘庄应有尽有。实际上，刘庄的集体现金分配和享有的福利比南街村还要多，史来贺的个人声誉也远远超越王宏斌，但是南街村却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育人而名动天下。南街村在村务管理上的花样之多，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刘庄老师。

　　但很多刘庄的干部群众对此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南街村的“政治挂帅”，挂的只是幌子，是在市场经济中推销南街村的一种智慧。也有人对记者说，南街村的实践过于极端，王洪彬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权力体制的基础上，并依托权力体制使自身的权威得到强化甚至“神化”，不太符合现代文明准则。

　　在南街村，王洪彬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倡导“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的精神风格，并以此来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职工，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为社区集体作奉献。而在刘庄，史来贺是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尽管刘庄与南街村一样，同样是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但史来贺的权威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的或道义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权威是依靠他个人的能力、品德以及村民的信仰来支撑的。

　　这或许就是刘名宣所说的刘庄与南街村的不同之处。

　　红旗何以50年“不倒”

　　史来贺成于草野，一向布衣布鞋，剃光头，大嗓门，一生快意之事有二：光着脊背在雨地里扑腾，热馒头蘸辣椒喝白开水，终生俭朴。在50年的动荡岁月中，他磨炼出了与众不同的睿智与洞见。

　　1956年，初级社成立不久，上级要求“小社并大社”，史来贺则坚持“一村一社”，尽管受到政治冷遇，却保存了羽翼未丰的村集体经济；“文革”中，史来贺不允许村民串联和大鸣大放，尽管他被指责为“惟生产力代表”，刘庄却拉开了集体工业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史来贺认为，刘庄集体经济初具规模，如果一分了之，反而阻碍生产力发展，于是他发明了一个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样看来，刘庄几乎一直与上级政策背道而驰，又何以能够50年红旗不倒？史来贺有什么样的“金钟罩”？

　　其实，史来贺正是用不变保证了变，虽然在一些重大关头，不变比变的风险又大得多。史来贺既是政权传递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又是农民实际利益的代言人，“对上”与“对下”是他首先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他坐乡下而观天下，既不“刮风”也不“跟风”，反复揣摩上级精神，谨慎掌握行动分寸，功力日深。但他也因此长期失眠，一次吃4片舒乐安定都不管用，养成了昼夜睡眠颠倒的习惯。

　　与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史来贺也非常看重思想政治工作，尽管方法不外乎新旧社会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对比、待遇与贡献对比等等，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史来贺是在真诚地追求一项事业，简单、朴素的理论便具有了极大的说服力。

　　1965年，史来贺兼任中共新乡县委副书记，开始拿国家干部工资。当时，社员的平均收入比他低，他就把钱交给刘庄集体，按劳动力平均水平参加分配，而当群众的分配水平超过他的工资收入，他就只拿自己的工资，集体给的各项补助，他分文不取，村里发的十几种公共福利，他一项也不要。

　　几十年来，史来贺就是这样依靠着自己的胆识、才能、品德赢得了村民的认同、遵从和信仰。这使得刘庄不需要像南街村那样搞“斗私会”便能自觉地服从集体利益，有效地解决着一个集体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毫无疑问，这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你能相信吗？50多年来，刘庄不但从来没有封建迷信、没有宗族派性，甚至没有发生过一起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一些伴随着乡镇企业一起成长起来的农村头面人物走向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时候，通过史来贺的“以德治村”，刘庄不需要通过契约方式就能产生一种在市场中有效运作的集体组织形式。

　　榜样、“能人”与社会主义

　　刘庄社会形态的超稳定，并不仅仅因为史来贺的道德权威。坚强领导和道德榜样是否可以转变为集体福利，是建设“共产主义社区”的另一个根本条件。

　　史来贺知道，集体经济一旦变成了集体贫困，集体组织也就丧失了社会基础，而贫贱农家百事哀，就数盖房最苦，于是，他决定动员集体的力量，首先使全村人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使大家感受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从1976年开始，在一不向国家伸手、二没有外部支援、三不向群众摊派的条件下，刘庄开始“白天干棉粮，夜间盖楼房”。全村从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到烧火做饭的老人，男女老少一齐上，自己拉料、烧砖，自己加工门窗、檩条，一直干了6年，盖起了1400多栋双层向阳住宅楼房，一时轰动四方。有人惊呼，原来社会主义真是干出来的。

　　1994年，为了进一步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刘庄开始建设第二代集体新村——14幢五层单元式住宅楼，每户150平方米。而在2004年岁末，刘庄的第三代集体新村已经竣工，每户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配有花园、中央空调、地下室、车库、宽带、闭路电视、电话、家具，集中供暖供气，即将分配给村民居住。

　　这是史来贺留下的遗产。按照他的要求，设计方案前后修改了多次，为了能够抗御9.5级地震，每户耗用钢材达到40吨。现在，每天都有许多参观车队穿越这个第三代集体新村，穿越正在建设中的敬老院、卫生院、超市和中心广场。但是史来贺最终没能看到刘庄第三代集体新村的完工。

　　2003年，刘庄的集体现金分配人均8000多元，村民免费享受住房、上学、入托、医疗等30多项福利。刘庄党委副书记刘名宣说，现在刘庄的农民实际人均收入是1万多元，户均存款20万元以上。

　　这一切都基于刘庄集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2003年，刘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亿元，固定资产10亿元，出口创汇3478万美元，上缴国家税金5546万元，人均3.4万元。一位干部特别强调刘庄小于4%的资产负债率，他说，刘庄的集体经济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而南街村却拿了国家很多贷款。

　　刘庄的示范效应正在放大。近年来，在刘庄周边出现了许多集体经济特征的村庄，带头人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农民也将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尽管这些村庄各自之间略有不同——龙泉村十几个村办企业皆属集体所有，农耕土地承包到人；南辛庄实行村民入股；小冀镇京华园则是高度集体化的按劳分配——但最终目标都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他们从刘庄那里看到了集体经济能够充分聚集资源的一面，只要优化配置，提高效率，可以为农民增加福利。“但是，这要求集体带头人必须有过硬的素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就像史来贺那样。”新乡县委的一位干部说。问题是，假如这些带头人都是史来贺一样德才兼备的“能人”，这种村庄是否就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

　　刘庄的公共福利还在增加。据说“为了让退休老人手里有更多的零花钱”，从2004年3月起，刘庄老人的退休金由200元增加到了300元。今年，他们还将得到比去年更高的集体现金分配。但是在将来，刘庄能否巩固集体经济并长期保持自己的优势？

　　一个“共产主义社区”的未来

　　现任刘庄党委书记史世领从来不戴手表。

　　史世领是史来贺的长子。1975年，他花100元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金黄色的表壳，戴到手腕上闪闪发光。史来贺看到后，狠狠批了一通：“现在村上很少有人戴手表，你戴着群众就看不惯，就会脱离群众！”史世领马上摘下，从此再也不戴手表。

　　史来贺去逝以后，刘庄党委遵照史来贺生前嘱托，决定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示意的情况下，直选新的党委书记。2003年5月13日，在刘庄村全体党员大会上，史世领以满票当选党委书记，同年7月又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48岁的史世领是七里营镇党委副书记、新乡华星药厂厂长和刘庄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影响力远非他人能比，他的“子承父业”没有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所有人都知道，华星药厂是刘庄的经济命脉，史世领是刘庄最现成的组织资源，人们相信史来贺之子比任何其他人更能确保企业赢利，然后让赢利回到集体手中。

　　华星药厂于1985年上马，是史来贺一生最为得意的大手笔。药厂上马之前，他考察了很多项目，如办糖厂、冰淇淋厂、纤维板厂、玻璃钢厂等等，均一一否决，最终决定建华星药厂。史世领当时承担设计任务，在华星药厂一干就是20年。其间，华星药厂成为我国抗生素原料最大生产厂家之一，在全国医药行业出口创汇排名第一。

　　史来贺的最大遗愿是：投资3亿元，完成华星药厂第四期、第五期扩建工程，使该厂抗生素原料药品——青霉素工业盐的产量达到8000吨至1万吨，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抗生素药品原料生产基地。在他看来，这是刘庄共同富裕道路的基石。

　　自去年开始，青霉素工业盐的价格出现雪崩，由10.5美元／十亿单位直线下滑到5.8美元／十亿单位，许多传统生产厂家已经难以为继。业内普遍认为，正是华星药厂的扩张搅得天下大乱。

　　2003年10月，华星药厂拒不执行中国医保商会组织国内青霉素工业盐生产企业签订的自律协定，强行扩产，将曾经扶持过自己发展的华北制药的同类产品也冲击得一塌糊涂，业界一片哗然。一时间，这个刘庄集体经济的支撑项目成为千夫所指。

　　其实从全球市场来看，青霉素工业盐早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史来贺父子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的变化，为什么还要扩产？原来，华星药厂有集体经济模式下的成本优势，有着向国内外所有厂家发起价格战的能力。

　　国内的青霉素工业盐生产成本主要取决于电力(蒸汽)、淀粉、人力等三大因素。刘庄有自备电厂，华星药厂用1度电成本不到0.3元，而华北制药据说需要0.5元；刘庄自备电厂的副产品蒸汽也可以免费用于青霉素工业盐的生产；华星药厂劳动力成本低廉，据悉除每月生活费外，工人是年终结算总收入。

　　然而，就在华星药厂咄咄逼人之际，印度政府于2004年7月22日和29日两次传达了对青霉素工业盐的进口禁令，矛头直指中国的青霉素原料药厂家。这项禁令引发了中国青霉素工业盐产业的全面危机，全国生产青霉素工业盐的车间大部分处于停产待工状态。华星药厂的青霉素工业盐80%以上销往印度，局面可想而知。

　　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当中，刘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基础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个史来贺传承下来的“共产主义社区”，其存在的外部条件正日益多元、复杂，在激烈的资本与市场竞争当中，原来的集体组织形式如何继续有效运作？史来贺之子史世领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