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后再看小岗村

　　背景资料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一床棉被。

　　1978年秋，凤阳遭遇特大旱灾，不少农户又开始准备出门讨饭。11月底的一个夜晚，队干部召集全村人开会讨论生产问题。最后，他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昏黄的灯光下，18位农民神情严峻地立下“生死状”，在一张秘密契约上一一按上了鲜红的手印。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由此载入史册。

　　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后，一年就大变样：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震惊四邻。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小岗村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使周边群众纷纷仿效，“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

　　文/本刊记者 王晓慧 摄影/渝 京

　　三十年前，宁可打花鼓，不顾集体田，十八红手印，敢为天下先。三十年后，小岗村发展成了什么样子？那18个敢为天下先的农民又在做什么

　　小岗村位于安徽凤阳县东

　　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

　　沪铁路5公里，距省道307线7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20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交通却并不便利。

　　2008年4月，《新财经》记者坐着大巴来到了凤阳县城。凤阳花鼓名闻天下，这个曾经被当地人视为乞讨工具的花鼓，如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由此衍生出的歌舞，更成为凤阳的一个风景。

　　记者所到之处没有太高的建筑，街道很宽。但是，除了主路是柏油路面外，其余都是土路。

　　汽车驶进凤阳长途汽车站，记者才知道并没有直接到小岗村的车，只好在路边找了一辆个体出租车。据司机师傅讲，小岗村离凤阳县约40公里。

　　司机是凤阳当地人，善谈而随和，看出记者的身份，他并不诧异。交流中，他说，这里常有记者光顾。

　　谈及对小岗村的印象，司机声调平缓，神情淡定，“跟凤阳县其他村庄比没有什么区别，有成绩也有问题，收入排名在中等偏下一点。”

　　驱车半个小时，司机指着一条新修的宽敞柏油路告诉记者，“你们再晚几个月来，就可以从这条路直接到小岗村了。”记者看到路面已经铺好，工人正在修整道路两边的沟渠。 “如果走这条路，我们可以节省10多分钟的路程。”

　　一路上，除了稀疏的油菜花和成片的麦田外，很少见到农舍。进入小溪河镇，在并不平整的街道两边坐落着整齐的房屋。继续前行，前面出现了成片的葡萄园，在一个较大的岔路口，挂着“小岗村欢迎您”的红色条幅。这个路口直通司机刚刚提及的新柏油路。

　　司机轻车熟路，将记者直接带进村委会大院。

　　记者之前联系的书记兼村主任沈浩因公务不在村里，新当选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张秀华接待了我们。出于谨慎，张书记电话联系了凤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庆国。

　　其实，记者来小岗村之前已经联系过陈部长。他在电话里说：“小岗村跟其他村不同，小岗村不是凤阳县的小岗村，而是中国的小岗村，所以不能随便参观。”并以“接待不过来”为由让记者等待。

　　知道记者已经到了，陈部长最终还是安排张秀华接受记者采访。

　　改革三十年——小岗忙建二层小楼

　　来小岗村之前，陈部长在电话中就介绍了小岗村正在进行的三个变化：一是小岗村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二是在原小岗村的基础上合并了周边两个村；三是政府拨款对村民房屋进行改造。

　　4月1日，小岗村换届选举已经完成，“两委”(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班子确定。现任党支部书记沈浩依然毫无悬念地继续担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和第七届村民委员会主任。

　　沈浩，这个2004年2月从安徽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外地人”，从到小岗村的第一天就没把自己当“外人”。然而，沈浩刚到小岗村的时候，并未得到村里人的信任，包括“大包干”的带头人严俊昌、严宏昌等人。他们认为，沈浩也就是来小岗村镀镀金，挂个名，待不了几天就得走。没想到，这个汉子单身一人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住下，然后奔波于农村经济发展得非常好的河南南街村、山西大寨等地学习。带动小岗村95%的农户发展优质葡萄500多亩，户均4亩多，年人均葡萄收入2000元；还引资150万元兴建了小岗村风味猪科技养殖场。

　　农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利益，也很感谢沈浩这个“外人”。所以，在沈浩三年任期结束，即将回安徽省政府机关之时，小岗村再一次发生了集体按手印的事。只是，这次不是包地，而是留人。村民们要求沈浩留在小岗村，带领他们再干三年。

　　如今，记者来时看到的新柏油路就是沈浩引资1000万元建设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建的厂房和集贸市场。不过，最让村民满意的，就是政府拨款为村民盖楼房。

　　记者看到，村子的主干道上堆满了沙子，路两边都是在建的二层小楼，有些房子的主体架构已经建成。

　　关友江，是三十年前18个“大包干”按手印人之一，如今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正忙着与村民们一起修路、重整自己的房子。见到记者，他很热情，指着自己正在兴建的房子说：“我这房子以前只有4间，面积不到90平米，如今加上一层，面积大了一倍。”关友江的房子临街，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当初小岗村整体规划时建的。如今，政府给每家拨款2万元，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加盖一层。“2万元的拨款肯定不够，自己也要添钱，我自己出了6万元。不过，也很高兴，盖好了能住好多年，这是一劳永逸的事。”说完，关友江晒得黑黑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小岗村的发展，无疑让村民得到了实惠。关友江告诉记者，小岗村此次房屋翻建与“改革三十年”有关系。但主要还是村民的愿望，这个项目早在2005年就规划好了。

　　提起小岗村另外的变化，就是刚刚完成的换届选举，这次与以往大有不同，是小岗村完成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第一次村“两委”换届选举。小岗村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周边的严岗、石马两村纳入其中，三村合并而成新“小岗”。合并之后，小岗村人口从400多人增加到近4000人，土地也由1800亩增加到8713亩。与原来的小岗村相比，辖区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更艰巨。新当选的“两委”中便有新并入两个村的村民。关友江在这次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村干部每三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但是，记者亲历小岗村后感觉，领导班子中本村的村民很少，大都是上级委派的干部，熟悉村里的情况和与当地的人磨合就需要一年时间，第二年才能做点事，到了第三年又要面临下一次选举，也因此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村干部更换频繁使小岗村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

　　土地自由流转——不种

　　庄稼种葡萄

　　竣工于2006年6月的“大包干纪念馆”，成为小岗村的一个新标识。纪念馆位于小岗村东部，这里显得有些空旷，周围都是成片的葡萄园。在纪念馆的东边，可以看到几个白色的塑料大棚。张秀华告诉记者，那就是几个大学生承包的蘑菇种植基地。

　　2006年7月，一批大学生到小岗村做创业尝试，带领村民利用30亩地种植蘑菇，此举曾轰动一时。

　　白色的纪念馆在空旷的土地上显得有些扎眼，“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是原安徽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题写。纪念馆里很安静，没有什么人参观。正对展馆门口的18个人雕塑——《十八颗红手印》是展馆内最引人注目的一角，馆内分《抉择》、《追梦》、《关爱》三个展区，分别介绍了大包干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真实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变革过程。展出的珍贵图片和史料都有些发黄，据说那张18个人按手印的承诺协议书已作为历史文献，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据张秀华讲，纪念馆今年要再次重建，增加一些史料和小岗村三十年间发展的图片资料。

　　参观过程中，展厅内走出一位老人。张秀文告诉记者，这就是当年按手印时的队长严俊昌，现在是“大包干纪念馆”的名誉馆长。

　　名誉馆长，对于小岗村而言，严俊昌的确是块活招牌。

　　老人个子很高，足有一米八的样子，头发花白，举止干净利落，并不像一个农村的小老头。经过协商，67岁的严俊昌接受了记者采访。

　　严俊昌很善谈，没等记者引入话题，他已经很有经验地对记者说起了自己的现状：“我们现在都很幸福，都过上了好日子。过去穷得没饭吃，才会逼我们走上那条路(大包干)，而且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以前农民种田要纳税，现在不光不用纳税，国家还给补助，一亩地补80多块钱。国家的这些政策好啊，大大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不过，这个对土地有着浓厚感情的老人已经不种地了。“我有六个儿子，都在村里种地。现在跟过去不同了，不是国家要求种什么才能种什么，而是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而且，种地也要动脑筋，现在的土地可以自由流转。”严老所说的土地自由流转，是近几年农村发生的变化，比如，有人愿意出去打工，有人愿意留在家里种地，那么，出去打工的人就可以把土地出租，一亩地一年可以得到租金500元。

　　双方自愿签订协议后，出租土地的一方还可以给承租方打工，这样，不仅出租土地挣到了钱，打工还能挣一份钱。据记者了解，这样的协议最长可签20年。但是，租赁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它会随农作物的市场价格进行相应浮动。比如，现在一亩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就是按照一斤水稻7角钱的市场价格测算出来的。

　　严俊昌的儿子以这种方式租了180亩地，不是种庄稼而是种葡萄。当年，张家港长江村帮小岗村人种葡萄，从80亩土地开始，手把手地传授技术。如今，小岗村的葡萄远近闻名，供不应求。用于种植葡萄的土地高达600亩，占小岗村土地面积的1/3。为此，小岗村每年都搞葡萄节，将葡萄10斤一盒统一包装进行销售，一亩葡萄可以收入3000多元，并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但是，严俊昌也有自己的担心：“从目前来讲，承包土地种葡萄还是有很多风险和压力。比如，头三年基本都是投入，包括土地租金和种苗培养。农民就是靠天吃饭的，不可能旱涝保收，国家能不能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年轻人发展？比如在资金上进行扶持。”严俊昌儿子的葡萄园，每年9万元的土地租赁费和雇佣工人的费用，让年轻人感到压力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