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新农村”理论先驱

　　

△林毅夫进入人民大会堂前被媒体围追堵截 摄影：张德斌本报记者钱昊旻申屠青南

　　高高的个子，板寸头，温和而略带一丝亲切的微笑，一袭黑色的风衣———典型的林毅夫的“标准”形象出现在记者的眼前。

　　“呼拉拉”一声，倾刻间，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将林毅夫围了个密不透风。

　　“林委员，您认为如何才能建好新农村？”

　　“林委员，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

　　昨天，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前，在人民大会堂台阶外的广场上，当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刚一出现，便犹如巨大的磁场吸引了无数的记者。

　　从下车到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短短100来米的路程，由于记者的围堵，林毅夫足足花了近半个小时。

　　六年力倡“新农村”

　　这样的情形，一点不出人意料。当他倡导了六年的“新农村运动”被写入“

十一五”规划，林毅夫，自然成为今年两会最值得关注的人物之一。

　　“我在1999年提出，由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林毅夫认为，这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一石数鸟”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

　　本报一位记者至今记得，1999年她采访林毅夫，那篇专访的题目就是《治通缩选准着力点，下农村四两拨千斤》。从那时起，建设“新农村”就成为林毅夫一直坚持的政策主张。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林毅夫的观点。有学者称这是“饮鸩止渴”，还有人认为这实质是让9亿农民为通货紧缩埋单。

　　在林毅夫看来，政府在基础投资当中也会有不少转化成农民的增收。“我个人判断，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投入一元钱至少有九毛钱会变成农民的收入。”他肯定地说，“新农村运动既启动了消费需求，而且还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这一点可以毫不动摇地往前走。”

　　几年的奔走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终于被中央采纳，圆了他“左手经济政策，右手经济理论”的梦想。

　　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

　　“不能说有直接的关系”，尽管自己最早提出过“新农村建设”的建议，但林毅夫谦虚地表示，不认为政策出台和自己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客观问题”。

　　同行评价认为，坚持客观，坚持理论逻辑的一致，以及坚持逻辑推论和经验事实的一致，是林毅夫占据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制高点，其主张能最终为决策层所采纳的根本原因。

　　多年来，林毅夫主张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国内极力倡导一种新的风气，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方面，林毅夫提出，一是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化，二是强调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作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博士，林毅夫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套教育方法引入到中国。他这样解读芝大的经验：“我所接触到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都不是套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解决问题，而是从实际现象出发，进行理论创新。”

　　林毅夫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是否能够成功，在于它是否能够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资源禀赋决定于当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份额。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成为林毅夫分析经济现象、思考经济理论的独门秘笈。无论是农村问题，还是国企改革，亦或金融问题，林毅夫都在“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下展开讨论。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亦或在北大的课堂，最精彩的时刻就是他端出“招牌菜”———“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演讲往往会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

　　结缘农村二十载

　　其实，林毅夫与“三农”结下的不解之缘，算起来已经跨越20个春秋。

　　1986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便是《中国的农业改革：理论与实证》；

　　1987年回国后，首先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1990年，他关于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问题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之一《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论；

　　1992年林毅夫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这篇文章是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中国问题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

　　出生在台湾的林毅夫，又是在西方接受的经济学教育，何以对农村有如此浓厚的情愫？

　　在林毅夫的记忆中，自己第一次下乡，就是在台湾时帮舅舅家收稻子。第一次来到大陆农村，那还是在1984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利用暑假回国到安徽考察。在这位芝加哥大学博士的眼中，中国的农村“距离现代化的目标非常远”。无数次下乡的经历，让林毅夫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的眼睛。“记忆里到处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瞪着你，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各种问题的答案。”这一直激励着林毅夫努力工作，希望他们过得越来越好。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农村。

　　希望9亿农民过得越来越好，深受

传统文化熏陶的林毅夫立志要为亿万人服务。林毅夫讲：“以前孙中山国父曾经讲过，一个年轻人，如果你有千万人的能力，那你的心就应该为千万人服务，如果你有亿万人的能力的话，你就应该为亿万人服务。中华民族的复兴肯定是要亿万人的复兴，而且我认为亿万人的复兴对这两千万人的复兴或是兴盛，也会提供一个更好的条件。所以，我到大陆来，能够为亿万人服务，也同时为台湾的两千万人服务。”

　　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和20多年执着农村研究一样的是，林毅夫在学习和工作中同样执着而勤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原名林正义，自己改名“毅夫”的他，在学习和工作上力践着“毅”字。

　　从1982年到1986年，林毅夫仅仅用4年的时间就完成学业、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需要5-7年。芝加哥大学曾经出过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公认是经济学的麦加。同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也是“宽进严出”的典型，每年有1／3的博士生在没拿到学位的情况下离开。而林毅夫在同一届30多个博士生中，是惟一一个4年就拿到博士学位的。

　　4年之中，林毅夫没有出过芝加哥大学的校门，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几年间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与白天黑夜。勤奋努力使他获得了学业上丰厚的回报。

　　林毅夫曾经给他的学生一个座右铭———“成功等于机遇加上努力，而机遇属于平常就做好准备的人”。他在跟学生聊天时曾说过，“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身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为了中心的发展，给在这里教书的“海龟”们一张宁静的书桌，不得不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为中心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豁免自己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时间成本，他一个人每年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经常是其他同事的数倍。当被问及“林老师是否像传说的那样白天忙于社会活动，夜间忙于经济学论文的写作？”跟随他数年的秘书陈曦说：这样的问题已接近真实的林毅夫了。

　　林毅夫的一个学生讲了这样一件事，“林老师对我们定期进行指导，大概一两个星期一次。有一回，正赶上他从香港参加完活动回北京。那天一下飞机，林老师就直接赶到办公室，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了。他指导我们一直到夜里12点多，中间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如今已经抱上孙子的林毅夫还是没有放慢脚步。他办公室的助手讲，林毅夫每天工作从早7时到晚12时以后，很少休节假日。林毅夫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他说他之所以取得了一些学术成就，不过是因为付出了比许多人都要多的努力和心血。在他看来，唯有勤奋、敬业才是成功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