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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 华
什么是义乌
“义乌市距上海300公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联合发布的《震惊世界的中国数字》报告如是介绍。
2006年的义乌，俨然是《马可·波罗游记》中世界之城泉州的现代版。
5.8万个摊位、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全球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40万种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1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拥有无限包容力与张力的市场：既有嘈杂的由2000多个1米宽的小摊拥挤而成的袜子市场，也有宽敞明亮4万多个摊位都装着宽带的国际商贸城，还有几十条仿佛是不断膨胀得要溢出来的内衣街、围巾街、拉链街……
50平方公里、68万人口的小城吸引了8000多名肤色各异的异国常住者，大街上美式快餐、韩国烧烤、日本料理、清真餐厅和招牌上的英文、朝文、日文、阿拉伯文和谐相列，为数众多的私人旅馆里配有连着宽带的计算机，电视里可以看到CNN、BBC和中东的国际频道。
扩张仍在进行：一个又一个工地和脚手架凌乱而不掩饰地彰显着膨胀的痕迹，更多的买主和货物在涌入涌出。
在义乌这个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依靠市场而生，商人、工厂主、房东、工人、厨师、三轮车夫都围着市场在转，连偏远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靠着叠围巾每天赚上一二十元，而义乌工商学院里的学生们也个个开起皮包公司接订单、下订单、报关。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义乌这样，只有一个绝对的中心。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像市场一样，深刻影响着每个义乌家庭的生存或者繁荣。当地流行的一个玩笑是，如果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最紧张的人一定不是市长而是房东，但这些数量庞大身份复杂的房东紧张了，市长当然会比他们还紧张。
很难想象，仅仅20多年前，这里只有两三条小街，城区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而商业世界仅仅存在于乡民们的货郎担和提篮里。
让观察者感到吃惊的是，从最初的不忍、默认、旁观，到主动规划、管理，再到把市场的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义乌的城市管理者们所做的决定与其他改革先行地区的决策并无二致，但是为何在这里，政府的作用看起来更恰如其分？
“四个允许”
“如果说义乌社会经济诸方面犹如宇宙间之众多星球，地方政府就是导致这个庞大体系运转起来的第一推动力，”在《市场义乌》一书中，陆立军如此评价。1993年起，陆担任义乌市政府顾问与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义乌人多地少，许多地方因土壤酸性重难以种植农作物，人们苦苦耕耘却总是“去年总盼今年好，今年又是破棉袄”。穷山恶水逼出了绵延数百年的“敲糖换鸡毛”传统：冬闲季节，农民们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到外地叫卖本地红糖，换取鸡毛沤肥来改良土壤。
鼎盛时期，敲糖帮网络密布江南，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
建国后，义乌进行工商业改造，“敲糖帮”一度销声匿迹。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肥料奇缺，换鸡毛的绿灯又不得不亮起。1963年，刚成立半年的义乌县工商局首次办理了上千份临时许可证。即使是在“鸡毛换糖”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期间，全县外出糖担最多的一年，仍达7000多副。
就像500年前大西洋贸易为英国打开财富之门，并引发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数百年间原始的红糖与鸡毛的交换，却在1970年代末，机缘巧合地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给义乌带来了希望和财富。
1979年，邓小平把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浙江义乌，当代敲糖帮到1982年时已经成为遍及全国的小商贩群体，对各地的小商品需求极为敏感，而更多的义乌当地人也纷纷开始为他们提供货源，这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但是，虽已没有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吓人帽子，上述行为却仍在当时政策的严厉禁止之下。
1982年初春，一个被收走提篮的妇女冯爱倩愤怒地冲进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争论持续了一个下午，依然没有结果，但县委书记在她走后陷入沉思。
1982年11月，瘦小、喜欢一根接一根抽烟、一杯又一杯喝茶的县委书记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市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参加那次会议的龙华村金关福老人后来回忆，谢高华对他说，我最看得起先富起来的人。
市场放开后，义乌这个三面环山的穷县交易额像发酵般飞速膨胀，从1980年的39万元上升到1983年的1444万元，远高于全省平均121万元。
收放之间
就像被猛然推入一个飞速旋转的星系，义乌的摊贩们很快就发现短缺经济提供了一个无比饥渴的市场，仿佛他们用尽24小时也填不满。
1984年，政府将“兴商建县(1988年义乌撤县建市后改为“兴商建市”)”确定为义乌的战略方向。
老百姓潮水般涌向市场，湖清门臭水沟边的百米小街涨潮般地满了、堵了，政府、工商局和个体工商户一起出资55万到太祖殿盖了个玻璃钢棚，那里很快又像吹气般地膨胀成小城最臃肿的地方。于是第三个、第四个市场次第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大、更专业化。
难题随着繁荣出现：
1990年以前，义乌成了“上海滩”——货物的联托运点每天都上演着打斗、抢客、抬价钱、强装强卸，甚至有人因此而被判刑。
“一小伙人”走在了变化中的时代的前列，趁机渔利。1985年5月，几个在市场拉货的三轮车夫架起一台磅秤，几张桌子，成立第一家联托运处，将各种货物拼装起来，用汽车拉到南京浦口转从铁路运出。丰厚的利润使类似公司马上如雨后春笋，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乡镇企业名目下都挂满了运输公司。
争斗也由此而生，心惊肉跳是许多人对那时的共同描述。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任市长上任。
1990年，政府成立“联托运整顿指挥部”，决心把六七十条线路的经营权全部收回，以承包的方式发放，一条线路一家公司，时称“一点一线”。上接第17版
但安静的日子只持续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很快，垄断又带来新的麻烦。许多客商又开始怨声载道，服务不好不说，同样的路程，货物从义乌出去的价格比外地过来要高出许多。安徽客商投诉说利润的2 ／ 3都被运输吃掉了。
市场上频频出现客商越过义乌，直接找广东、上海等地厂家拿货的现象，而“黑点”(未经政府批准的私人联托运处)悄悄地从许多角落钻了出来，公安局报告说强装强卸又开始出现。
1994年，政府成立新的整改领导小组，这次是为了让价格降下来费尽心思。先是让利1000多万，免收5分钱 ／ 公斤的市场建设基金。接着要求各托运处交纳风险押金，少则50万，多则300多万。
但情况并未就此好转，后来，政府宣布如有违规收费的情况，两次就吊销线路运营权。结果一家义乌—湖州的托运处恰好被抓到两次，尽管加起来也才多收了几十元钱，但还是毫不留情被吊销运营权，以期杀鸡儆猴。
可是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只不过让猴子更加小心隐蔽。1995年，政府成立联托运开发总公司，将原来分属各单位的108个托运处权力上收，同时新增加几十个点。为了保证路线的独立，他们像当年敲糖帮一样仔细划分了每条线每个点的范围。
但“一线一点”制造的麻烦依然在延续，抱怨声还是不断从各种渠道发出来。
1997年，继任者宣布“打破垄断”，“一线多点”，从货运量较大的北京、上海等线路开始，分7个批次开放130多条线路，至于谁跑哪条线路，不能挑肥拣瘦，由符合条件的公司一块抽签决定。
此举一出，竞争激烈，运输价格应声下跌30%，有的甚至跌破成本价，比如核准8毛 ／ 吨公里的，有人2毛5就干。最多的时候，出现了203家托运处。
不过很快数量又开始减少，因为合并不断在发生，有被兼并的，也有同一条线路上经营的好几家公司由拼得头破血流到自发合成一家，提高价格后按股分成。
到2004年，国家实行新的道路运输法规，道路许可证彻底退出舞台，这意味着义乌联托运将彻底放开。一场大讨论由此而生，部分政府官员认为线路全部放开难以管理，说不定“上海滩”又将重现，而更多的人则相信竞争只会对市场有好处。
“争论非常激烈，”时任联托运总公司老总的华林群回忆，“但最后还是达成放开的共识。”
从2005年起，政府取消风险押金，不再收取承包款。只要有执照和税务登记的公司，均可经营任何一条线路。不久，200多条线路一下就冒出700多个托运点，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运输市场的利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数量又渐渐少了下来。
现在，市场上每天都有托运处开张，每天都有托运处关门。
保联东街的故事
2月13日，元宵的月亮刚上柳梢，浙江义乌市郊的公路上早已“龙灯”成群。与其他地区不同，义乌“龙”由放着灯笼的一条条板凳串成，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抄起家里的板凳串进去，堂阁村里看热闹的老人们说，过去家家户户齐上阵，一条龙能绵延几百米。
不过龙灯们耍斗起来总免不了出事故，有人打架，也有人摔伤。直到前两年政府规定村子里要耍龙就得先交1万元押金，混战才不再发生。
分工与合作将分散的农民凝聚成龙，依照游戏规则奔跑跳跃，“板凳龙”的奥秘也许正是这个浙江中部的小县城从贫穷到繁荣的一个重要秘诀。
保联东街这条专业街的故事，就是一个从混乱到有序、从分散到合作的义乌注脚。
1982年市场放开后，摊位一次次告急，市场几乎每两年就被撑满不得不搬迁、新建。
但还是有许多商贩没法进入市场，1991年，一些塑料制品商贩渐渐租起了保联街的店面。这条街离已有的两个大市场都不远。
1992年，新建的市场盖好，20多户塑料制品商贩获得摊位，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在一米宽的狭小空间里，根本摆不了多少个品种。看到保联东街已经有一部分塑料制品集聚起来，也纷纷搬到那里，渐渐就形成一条专业街。
不料，1995年宾王市场开张，划行归市后纺织品整体搬迁进入，保联东街人去店空，房东们陷入极度恐慌，一致同意主动招租。
他们选出5名房东代表，成立专业街筹备小组，还审批来一枚公章。刚好，一位首饰商人向一名房东打听房租，顺口抱怨他们原本所在的稠州路租金涨得太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保联东街的房东们马上开始招商，他们制作了上百份通知，一户户送到工艺饰品店面。通过和几家牵头的大户讨价还价之后，100户工艺饰品商贩搬进了空荡荡的保联东街。
不过，热闹并没有持续多久，保联东街的生意没能做起来。
眼看着三年租约马上要到期，保联东街的房东们又开始四处打听各行各业的情况。听说内衣走俏，经营户又非常分散，房东们马上想到将他们组织到一起。刚好，不远处的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已经改成针织市场，袜子、内衣、内裤刚好可以连成一片。
吸取了上次没能引来大多数大户，结果分散了市场的教训，这一次，房东们各显神通找到了几十个内衣大户，基本摸清整个行业的情况，而筹备组和居委会则不断动员地段较好的房东为大局着想，为长远考虑，降低租价，吸引内衣商们整体搬迁。
不断的讨价还价之后，房东们确定将保联东街分为5档，按照地段好坏，每档差2000元。最低1.3万元，最高2.1万元。
半年之后，120多户内衣商人搬进保联东街。
不过这个数字只有当时另一个内衣市场上内衣商人的一半，刚好当时附近的桂林街也正准备效仿保联东街，联合起来集体招商，于是保联东街的房东们就把他们也变成了内衣街第二期。
后来者不断涌来，于是附近的庐山街、漓江街也渐渐都依样画葫芦，遂连成了一个内衣城。
另一方面，竞争在毫不留情地进行。
1992年，第三个市场开业，整栋楼被划分为四个交易区，同类商品都归在一处，是为“划行归市”。
竞争陡然就在隔壁产生，客商们个个货比三家，质量、款式、服务都变得重要起来。笑脸相迎的多了，花色款式变化得更快了。原来头花和鞋子零散的摊位毫不起眼，但“划行归市”后，头花每天都有新款面世，而鞋子一跃成为市场里仅次于服装的紧俏货。
调控有度
义乌市长吴蔚荣将政府的作用称之为“调控有度”，他告诉记者，做到这一点的秘诀是：一手把握市场控制权，也就是市场产权；一手把握物流场站资源，也就是最重要的配套设施。说这话时，瘦且高、衣着考究的市长语调和表情一样波澜不兴，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
现在，产权依然是垄断资源，政府通过它来保障“经营者有其摊”。国际商贸城一个9平方米摊位，租金仅为5万元 ／ 5年，但私底下的转让价格高达100多万。因为要想直接分得摊位，必须满足许多条件，例如此前连续经营3年，以税收为凭。据说当年温州人曾试图一次拿下整栋楼，却因此铩羽而归。
不过，新的观念悄悄冲击着过去习以为常的做法，政府正面临着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保持控制权的新挑战。
许多人开始质疑商城集团(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公司的简称)。“就像中国石油拿着所有中国人的资源，却和海外投资者分享利润，商城集团靠义乌老百姓的资源给股民分红，这不公平。”一位老板说。
经过5次搬迁9次扩建，义乌小商品市场已从湖清门臭水沟搬进了每个摊位都装好了宽带的国际商贸城。这座260万平方米的巨大建筑里有5.8万个摊位，即使每个摊停一分钟，以每天8小时算，要走4个月。
“市场是义乌所有老百姓的命根子，政府怎么会阻碍它的发展？”众多受访者都是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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