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九亿农民的代言人

　　本刊特约记者 余玮

　　把 “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专家”的帽子戴在温铁军头上，也许有点言

　　过其实，但要加上“之一”便毫不夸张了。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文章中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在今天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叫“温 铁军”的经济学人。

　　这位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重量级专家，实在太忙了。约定下午一点半接受采访，可他还在会议厅里“高谈阔论”，午餐也是在会议间隙解决的，好不容易挨到散会，可是韩国圣公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院的一行专家又插上了，找他探讨“公民社会”话题。

　　好不容易才轮到笔者面对面地“调查”这位“三农”问题专家，可是采访中又不时地被各种电话打断。温铁军拗不过，索性把电话线拔掉，才一心一意地接受我专访。

　　高含金量“一号文件”外的异类声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潜力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每一个中国人都该明白:只有当“三农”翅膀不再沉重时，民族腾飞的梦想方能成真。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后，各大媒体好评如潮。报刊的大块头报道，专家、学者的精彩评说，一篇接着一篇，真是好不热闹!是的，农民可以直接从文件中得到实惠。然而，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怪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的观点、见解，都是停留在字面上，甚至是理论上的“空对空”。

　　而与众多的专家、学者不一样，温铁军则更注重理论和严峻现实的结合，即措施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够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三农”问题，温铁军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农民的利益。

　　有报道说，2004“一号文件”是9亿农民在新年时收到的一份温暖而又厚重的大礼包。其实，在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下发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时隔18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三农”，并明确地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主题。温铁军认为，从内容上看，此次出台的“一号文件”和上个世纪80年代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有很多的相同性。比如，都强调了乡镇企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等内容。“前5个‘一号文件’曾在农民中引了起很大响应，农民们盼望年年都出个这样的文件。相隔18年，中央再次把‘三农’问题，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加以落实，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在政治上做出的郑重承诺。

　　温铁军认为，这个文件的出台并不是凭空出世。1993年以来，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这已经成为惯例。但2003年却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两个文件，为20年来所仅见。2003年一年，国家就“三农”问题发布的新政策，也是历年来最多的。这些都是2004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铺垫。

　　温铁军坦言，尽管一号文件提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我国农村改革仍然面临着艰巨任务。“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年来对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的认识不清楚。”温铁军说，当年搞大包干的人曾经说，大包干解决了一些问题，却引来了更多的问题。“首要问题就是农民的高度分散，出现了2.3亿个分散的小农户。当时农民的兼业化经营即达70%，现在还是这个比例。从这一点上讲，我国农村改革25年来没有变化。而此次文件，也没有强调这个问题。”

　　采访中，温铁军“口出狂言”：“目前农村改革只是走了半步，只解决了生产队以下的生产关系问题，其上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现实存在着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基层经济现实的严重错位。”在多年的调研中，温铁军发现，解决垄断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农民形成合作组织。“这是因为农民在单纯的生产领域合作没有效益可言，只有放开农民在金融领域、保险领域、购销领域以及加工领域的合作，甚至对农民合作社在城市中办的超市进行免税，将其收益返还农村建设，这些合作组织才能具备竞争条件。但是，这个办法在我国却一直没有被采纳。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像其他国家那样发展农民合作，必然影响已在涉农领域中占有垄断利益的部门。”温铁军说,如果政府不从政策上帮助农民合作，反而把相关利益部门当成自己的儿子揽在怀里，又给资金，又给政策，只会让其产生更多的坏账和更大的问题。所以，不是农民不能合作，而是垄断部门难以放弃已经得到的垄断利益和垄断权力。从这个角度看，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直击农村改革的要害。

　　他还认为，“尽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县级以下所有部门早已离农而去，很少为农民服务了”。例如,供销社、信用社以前是农民合作组织，现在已变成以赢利为目的了。还有一些部门，仍在以支农名义开展业务，但每增加一点权力，向农民伸的手就会更长。

　　“这意味着，整个制度环境需要重新建构。而这一内容，也没有进入决策的视野。”温铁军说，当然，不能要求一个文件把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全部解决。此次“一号文件”作出的调整，就是实事求是地针对现实。从他坚毅的脸上，记者仿佛看到了中国成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信念和使命。

　　跳出“三农”怪圈 破解“三农”难题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上总理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披露后感动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也暴露在公众面前。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辞犀利，不断地为农民处境大声疾呼。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中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他说:“其实，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句名言，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说的，是他们最先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点众所周知。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最早是在1985年左右提出了“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这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的卓越。采访中，他不断地变换着手势，分析道: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温铁军认为，无论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项目。另外，应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科学，没有单纯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温铁军说:“我们知道1978年的时候，小城镇的总量在2000多个，现在已经超过2万个。它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符合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分割两元机构的社会，进大城市非常难，所以在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实现以后，首先第一步是解放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要就业，上哪儿就业呢?发展乡镇企业自然要形成规模，那就向小城镇集中。我们看到小康在小城镇的实现，相对来讲，它就既能够使农民群众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会应该享受到的现代生活，又同时使它维持了自己传统乡土社会的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应该说这是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的。”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

　　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就有违初衷。温铁军长吁一声后，这样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一些地区数量不少的农户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解决这一问题，除治理开发园区过多过滥、谨防“圈而不用”外，还要考虑征地费补偿合理，并严防中间克扣截留，决不能让农民吃亏。他强调，要把“转土地”与“转农民”结合起来。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处于相对贫困。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未来竞争中，他们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信息拥有量等方面，可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在本乡本土是如此，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以后更是如此。

　　几乎每年开春，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撂下一亩三分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垦拓着城里的“责任田”。“民工经济”的崛起和“民工经济”的巨大潜力，使人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却得不到完全保障，甚至被歧视、被排斥。温铁军说：“面临这么多的农民，他们所面临的这么多的复杂问题，你应该去替他们做点事，尽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坐在田间地头与农民聊侃的高层智囊

　　2004年元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3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党才是，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吴敬琏说：“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

　　17岁那年.温铁军到山西汾阳插队，他当年最大的梦想曾是每天能在火车站扛大包。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他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了8省40多个市县的经济发展状况。

　　说道“温三农”这个绰号的来由，温铁军说：“不太认同，这是舆论界的炒作。‘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有什么情结有点太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说完，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一般人或许难以理会，但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温铁军至今难忘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私下有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当一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秘书汇报。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是你这次调查到没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问、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总是不忘跟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机会。”

　　说到吴敬琏，温铁军也有一种特有的感恩心理:“90年代初，我一次有机会跟他谈，一次谈了三四个小时，他一直默默无语地听，毫无架子，听得很认真，最后给了我非常短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而这方面的问题，恰恰是对我除了农村问题之外，并对有关宏观问题给了指点。”为此，每当温铁军在学术研究上有困惑时，便主动向吴敬琏求教。也正是吴敬琏力主温铁军接手主办《中国改革》杂志的。

　　为文不说民疾苦，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的。

　　随和、亲切，没有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他认为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调查研究，聚思广议、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造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响大众躬身实践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是的，只有在基层沉下身子。才能获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体悟。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足够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温铁军生活阅历丰富，长期关注民生，为民请愿。因为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而找温铁军解决问题的人何其多矣。他们写信，递条子.或不远千里去首都北京找温铁军。这些问题，不知道温铁军能解决多少，又解决了多少，这毕竟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简单，后者只需要勇气和正义而已。

　　“人家来了，我作为一个新闻单位负责人，人家作为读者，反映情况，我不能不接待。不过死案我不能办，太复杂的我也办不了，但凡和政策相关的上访，我会安排有关的人打个电话，帮助他们问问，给这个县里面、市里或乡里打个电话，说有个什么人来反映问题，是不是关注一下?”温铁军总是让专职负责接待的人员，根据中央有关农村政策给地方提个醒。“也许有的事人家就理解了，可能就派干部下去帮着调解，帮着解决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是重大案件，温铁军就组织记者去了解，同时给地方一点压力。如果还解决不了，温铁军便积极协同其他新闻单位，一起做配合报道，力求问题解决。

　　有一回，天津一个地方搞开发区建设，占用了农民100平方公里，可是开发区建设因无起色而撂荒，农民既失了地，又失了业。于是.村民几经辗转找到了温铁军。为此，一年多来，温铁军组织村民和当地干部多次对话，帮助协商以缓解矛盾。同时，温铁军发现其中可能有用地的违法行为，便请国土部专家来定性，并约中央电视台协同报道。因为社会反映很大，“开发区非法占地”事件解决起来就渐渐顺利起来。出于感激，这个村村民为温铁军送了一块镶有“中国农民之友”的铜匾。

　　“农民是很辛苦的，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中央‘三个代表’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看其实就是代表农民。”温铁军说，自己能力有限，最多只能作一些“改良”工作，不让矛盾激化，根本上还是靠地方政府与中央保持一致，落实上级政策。因他无法拒绝读者，于是有访必接，“尽自己的一点力”。

　　“用脚做学问”的温铁军，曾在密执安大学、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作过访问学者，担任过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等多种国际课题的主持人。他通读了大部分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熟悉东西方各种流派的经济理论体系。他还先后到过30多个国家进行调研和交流，学会了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这位可以在国际最高学术论坛上用英语滔滔雄辩的知名学者.却从来不使用那些国外“舶来”的时髦概念、不生搬硬套那些抽象玄虚的名词。他喝洋墨水是为自己的研究补充营养，从这些参照系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他的着力点依然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他要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做“中国特色”的文章。

　　高擎新乡村建设的改革试验之旗

　　或许目前少有人知道，在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这个偏远之地，有一所以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命名的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就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三农”专家温铁军。进入校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掩映在花丛中的晏阳初的雕像。尽管晏阳初已经从很多人的记忆中淡出，尽管一度闻名世界的“定县实验”的一页已被翻了过去，尽管翟城今天只是中国千万个乡镇中普通得让人没有理由知道或记住的一个，但是，当一段历史的脉络被重新梳理出来，温铁军和他的乡村建设学院，俨然有了某种民族英雄般的光彩。

　　对关心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人来说，这应该是难以忽略的一页。1926年.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址定县为实验区，进行了为期10年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遗风犹存，口碑尚在。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提出的“四大教育”，即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以及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数十年来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赵元任、俞平伯、张学良、斯诺等著名人士，定县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

　　2003年年初，温铁军安排大学生到这个村做社会调查，对村民介绍说，他们现在在搞乡村建设论坛和乡村建设活动。让温铁军没想到的是，“老百姓很高兴，说咱们结合吧，一起来搞这个事。翟城村老百姓就贷款30多万块钱，把他们村的废弃中学买下来，他们把这个学校免费提供给我们，办晏阳初建设活动的点。我原来没想叫学院，搞一个培训中心或培训点，但老百姓不干，晏阳初是国际名人，咱们不能搞培训咱们得搞学院。我说，你们能注册下来就办，结果老百姓在定县就注册下来了。”

　　早在3年前，温铁军就在酝酿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在那里，人、动物、自然协调生存……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和理想的社会。2002年的10个月，他发起组建“中国乡村建设中心”，先后为300多名有志于农村建设的人提供了培训。这些接受培训的“种子”转而又为福建、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区的贫困山区培训了第二代的“扶贫种子”3万多人。和晏阳初一脉相承的是，温铁军要通过这种建设方式，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目的。

　　办学校就要用钱，但钱从何来?温铁军2003年在美国演讲，海外华人主动捐的7000美元，加上他自己的3万元以及香港一批大学老师、医生组建的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服务中心捐的3万元，给了温铁军办这所学院。温铁军还把英国某组织捐助以支持《中国改革》杂志办农村版的6万元，拿一半用到这个学院，作为开办费。目前，温铁军把自己所有非工资收入(奖金、稿费、讲课费等)都交给办公室管理，建了一个专门账号，“专款专用”于乡村建设、扶贫、资助贫困大学生等。“我们生活已经很好了，党和国家给了我们很多，大家有能力的，都应该做一点善事。”

　　温铁军一再强调，重建这个学院，是农民办，他不过是一个跟从者。今天，温铁军选择在定县实验的旧址重开乡村建设学院，继承晏氏遗风的心愿不言而喻。温铁军原本就是坚定的实验主义者。他说，“不做实验，你怎么知道哪个观点是对的?不做实验，你又怎么知道哪个观点符合中国国情?”看温铁军为乡村建设学院设置的课程:农民学、农村学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常识与农村(农业)合作社教程；可持续生计、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历史及国外乡村建设与另类经济的理论及实践；现代科学发展概要，文化艺术常识；参与式农村工作方法、传播与沟通;社会心理学与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现象。等等。这不是“定县实验”的简单复制，温铁军相信自己能够主导这个乡村建设学院的改革实验方向。

　　学院的培养对象，是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建设乡村、改变乡村面貌的理想，同时认同乡建理念的城乡居民、农民带头人(

维权、致富、普法等)、乡村医生、农技人员、基层农村干部、自愿为乡村社区服务的青年志愿者。这和晏阳初的治愚、治穷、治弱、治私，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现在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有志愿者都要签订一个合同，保证来的人都能入学。只要劳动者来这儿，就应该免费接受培训，来的所有志愿者，都是公益性的不付任何费用。

　　“目前，我搞乡村建设，可能还是孤树一帜。成与不成，我还是要打着这个旗号为农民改善处境做一点事的。”温铁军在倾力建造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基地的同时，还积极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广大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他要像晏阳初、费孝通这些老前辈一样，扎扎实实地去一个一个地调查农村问题，一个一个地去帮助解决农村问题。

　　如今，“三农”问题已成为传媒眼中的宠儿。温铁军反复称“三农”问题为中国的“世纪难题”，而更多的学者则称之为“结”。对此，尽管有人视之为危言耸听，但谁都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目前“三农”存在的问题，确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亟须解决的关口。“三农”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绕不开的坎。春天孕育着希望，温铁军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