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秘密

　　——与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谈技术对经济的推动力和技术“依附”

　　“对于研究者而言，最缺乏的是具有说明力的数据而非现成的结论。”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坚持以新的实证模型解释已有的理论，他的研究结果引起了经济学界的争论，以至于在研究成果公布20年之后的1993年，福格尔才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眼前慈祥的78岁老人就是罗伯特·福格尔，用平缓的语气讲述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50多年前从康柰尔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希望能够改造这个社会，1948年到1957年，他是美国共产党的青年团领袖。最后他终于相信，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而自由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的制度之一，也是改善人类生活最好的制度之一。

　　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因对新经济史学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美国19世纪的运输革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的反事实分析以及生活水准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有着深入独到的研究。他否认单纯的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带动力，并用美国铁路发展作为实例解释新技术对于经济带动的有限性。而后，他又尝试用数理工具重新诠释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如今，他的头衔又变成了“卫生与老年人经济问题专家”。

　　6月21日，福格尔教授到中国出席祝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的系列活动，他发表演讲的主题是“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6月23日，《商务周刊》对福格尔教授进行了专访。

　　“衡量一国真正科技实力，取得真正的科技创新，

　　则取决于一国的基础研发力量”

　　《商务周刊》：熊彼特主张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罗斯托主张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互替代关系，他们的共同点是认同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非连续性带动作用，并为此建立了完整的学术模型，这些被普遍认可的结论却被您完全打翻了。

　　福格尔：我不能认同他们的模型，因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技术发展和创造也是在人的行为中完成的，在经济发展史上，道德与经济的冲突一再出现，这就足以说明技术不是全部的驱动力。

　　当铁路开通时，美国民众为之欢呼，因为人们认为运输或是交通业将成为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铁轨的出现对美国GNP的增长贡献率仅为3%。

　　《商务周刊》：您是否认为美国经济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您又是如何看待社会因素与技术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共同推动作用？

　　福格尔：与其他发展经济不同的是，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付出了比别国更高的成本。在美国跨入工业时代初期，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社会弊端，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一股称作“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荡涤全国。这种改革的热情使当时政府在刺激经济和改进就业方面做出激进的调整。在战后，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美国技术投入又开始增加。

　　但是物质力量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又不可忽视。如果我们采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增长，美国2000年的真实收入比1900年增加了6倍。然而，如果用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共同反映美国的真实收入，则比1900年的水平增加了20倍。换句话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中有70%并不包含在可度量的经济之内。

　　现在资产的主要形势已经不再是房屋、机械或者输电网络，而是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的劳动技能。正是这些非实物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个人和商业实体在竞争市场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与否。

　　《商务周刊》：您又是如何看待技术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现实情况下，中国是否需要为了引进技术而付出更高的成本？

　　福格尔：市场开放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参与到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中国已经通过开放将引进的技术应用于汽车业、医药行业等，这些市场需求旺盛的行业最容易从引进技术中获得收益。但是如果衡量一国真正科技实力，取得真正的科技创新，则取决于一国的基础研发力量。

　　发展中国家可能很难在基础研发工作和应用技术开拓市场之间取得平衡。我的观点是：虽然核心技术并不对经济产生直接的带动力，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技术转化为一国的真实生产力，然后通过这些市场化的收益投资于基础研发。

　　“中国的开放

　　是处于平等状态下的开放，中国已经从开放的市场中受益而非依附”

　　《商务周刊》：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存在技术垄断行为。这是否意味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收益？

　　福格尔：我相信跨国公司在汽车制造行业不存在技术垄断。然而在其他知识产权领域，我并不能确定。我认为，知识产权在中国市场中如何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市场竞争主体的行为。

　　在新的经济增长性质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成本可能低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先进技术创造更高的生产率，这是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比的。

　　《商务周刊》：1990年代“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遭到挫折，世界知识界在重提后殖民和依附理论。那么中国在开放中，如何从依附理论中吸引更多的教训？要知道，一个符合跨国公司利益而不是国内发展需要的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在中国已经初露端倪。

　　福格尔：上世纪50年代，以拉美国家为分析模板诞生了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探讨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依附理论建立在开放理论和市场内在缺陷基础上，并不适用研究某国经济具体情况。我们可以用依附理论为中国政府为制定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提供帮助，但如果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市场的改革开放，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开放是处于平等状态下的开放。尽管中国核心技术还没有实质性提高，但是中国已经从开放的市场中受益，而依附理论只是强调了市场开放的缺点。

　　《商务周刊》：经济学家通常用有限的量变关系建立模型，但是您似乎列举的是非常庞杂的数字，这些综合性的影响因素，又如何建立精确的模型呢？经济增长性质的改变使得GDP在衡量经济发展的作用中是有限的，我们又如何建立起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

　　福格尔：美国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选举、移民史、经济史，这就意味着计量给信息统计带来新的机会。尤其是转轨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也会推动更多新型指标反映经济发展状况。

　　GDP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只是反映了总体规模。导致GDP指标不全面的一个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产出质量的改进。然而，GDP增长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获得GDP增长才能实现经济的真正增长。在没有寻找到更合适的指标前，宏观经济的决策部门还是应该重视GDP增长。

　　《商务周刊》：美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需要做好哪些准备，以减少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

　　福格尔：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则容易解决。因为美国有养老金计划。储蓄和投资收益是美国人为养老做准备的重要方面之一。虽然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很低，但半数以上的美国家庭都参与股市投资，多数人能为养老积蓄部分资金。退休金计划是美国养老体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有关法律以税收优惠等形式来鼓励企业与雇员共同建立退休金计划。再者，美国是移民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在中国，各项经济政策都要随着经济转轨而不断完善。首先，养老金计划应纳入财政计划，使养老金保持充足的基金；再者，应该为个人账户的管理建立一整套制度法规和风险监控制度；这样，个人账户基金的资本化市场管理运营可以达到投资回报率和风险防范兼顾的目的。另外，中国现实的就业压力，使得中国不可能像美国或是西欧国家那样通过延长退休年龄而解决养老金负担过重的问题。增加私人投资的养老金计划，并建立相关的养老金监管制度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在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时，社会均衡发展也是重要问题。否则在农村由于老龄化人口严重，可能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