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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的源泉归根结底只有三个：其一是常规投入的增长，即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地增加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三样生产要素；其二是引起资本质量、土地质量、和劳动质量变化的技术进步；其三是制度创新。相对来说，后两个是更加重要的增长源泉。因为即使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今天大家也很清楚，并不拥有无限的资源。所有的
资源用人口一除，往往在世界敬陪末座。而生产中只要有一种投入不足，其他要素就会出现收益递减的现象。例如，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都会递减。所以一味靠常规投入的增加谋求经济增长，前景是十分黯淡的。真正称得上地大物博的前苏联突然崩溃，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前苏联曾以粗放经营为主，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曾傲视世界，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实在也已走到尽头。对于中国这样的资源穷国，为后代计，绝不应该再去模仿前苏联的做法。 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这两种经济增长的源泉则有无穷的潜力。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在不用增加投入的情况下不断向外扩张，而制度创新则通过社会组织的演进和企业管理的改进，将经济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不断推向边界，使经济的潜力得以充分的发挥。
2、城市化是人类重要的制度创新
城市化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制度创新的重要部分。城市化的作用是奇妙的。同样数目的劳动，资本，如果改变它们的空间分布，将它们集中起来，在同样的技术下它们竟能生产出更多的产量来。难怪大多数人只要能够在农业之外找到谋生手段，就会选择到人群聚集的城市生活，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据<<地区和都市经济学手册>>主编之一P.Cheshire,非农人口之所以愿意聚居在一起，主要是基于区位经济(economies of localization)和都市经济(economies of urbanization)两大原因。[1]
首先解释区位经济。当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只要这种因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好处没有穷尽，企业就会不断地扩张生产，以便从平均成本的不断下降中获益。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自然会雇佣更多的工人。而工人则会选择居住在靠近企业的地方，以减少通勤成本。随着人口越来越集中，为了满足该地区人们的各种消费需求，服务业就会应运而生。因此，这一类型的所谓公司城的出现可以用区位经济的理论来解释。
再看上述的都市经济。通过试错，企业迟早会发现，如果企业间彼此聚集，则每个企业都可通过共享某些公共投入，例如同一劳力市场，公共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商业信息及新的技术革新等，降低它们各自的生产成本。由于这些公共投入或准公共投入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使得一个企业使用这些投入不会影响其它企业的同时使用。通过聚集在一起，这些企业可以显著地降低生产成本。由此，当不同的企业在空间上聚集一起以寻求更高的效率和收益时，城市就会逐渐形成。
区位经济和都市经济的综合影响，一般称为聚集经济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或聚集效应 (agglomeration effects)。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 的企业并不一定选择聚集在一起。但是，只要这个企业有规模扩张的动机，则随着雇员人数的增加，必定会形成以它为中心的一个城市。同时，不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尽管仍会保持较小的规模，但它们会有较大的动力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产业多样化的城市中心，以便通过共享一些公共投入而降低各自的成本。无论对整个社会来说，还是对各个企业自身来说，都可以通过共享已有的公共投入而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
一旦企业决定设立在城市地区，无论这些企业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只要通勤是有成本的，那么它们所雇的职工及家属都会选择居住在企业附近。难怪在发达国家，70%或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及其周围。根据Bairoch(1988)，[2]早在1850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37.1%。1910年北美的城市化水平达到41%，1950年日本达到38%。在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城市化水平也上升得很快。在无法负担同时建设多个大城市的贫穷国家，通常会有一、两个城市扩张得很快，因为新兴企业及其雇员都会试图向这些城市转移，以便通过分享聚集效应而获益。
3、城市的外溢效应--技术进步的最佳环境
在给定投入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条件下，城市化不仅能够通过产生聚集效应而增加经济效率，而且可以通过产生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而促进技术进步。Lucas (1988),[3] Romer(1986,1990)[4]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十分强调技术外溢在导致内生增长方面的重要性。在城市地区，在高度密集的人群之间有着广泛密切的互动，使得这种外溢效应在城市地区的效率更高(Glaeser et al 1992)。[5] Hassler和Mora(2000)[6]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证明，增长的速度越高，越能有助于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更多地以内在能力而非社会背景为基础，而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越是以内在能力，而非社会背景为基础，就越是能促进增长速度的提高。他们的发现对于解释城市化的好处意义重大。城市化水平越高，就越能使更多的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越能使他们找到更好发挥其禀赋优势的工作机会。城市化并使得人们能够更快、更及时地积累和更新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化通过将不同才能，教育背景，种族，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密集在一起，为技术进步和外溢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而后者恰恰是内生增长的源泉。事实表明，进入近、现代来，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与农业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城市化的高度发达，使不同专业的科学家、不同特长的技术员高度集中。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指的就是人多，主意就多。城市化的这种优越的环境使专家们能够容易地相互联系、定期聚会，切磋商榷，启迪思路，激发灵感。他们也能相对容易地为自己的研究找到鉴定、资助、或为自己的发明找到市场。这就大大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化是进步的源泉，文明的象徵，现代化的标志。城市化的好处，大概是相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小农意识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4、城市化是解决就业的不二法门
7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服务业一直未受鼓励，因为当时政府曾认为，所有未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都应该去种地养活自己。直到目前为止，与其它国家相比，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滞后。从容纳就业的能力的角度来看，服务业远远超过制造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正是服务部门吸收了从农业部门和制造部门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目前，象美国这种国家，服务业吸收了80%以上的劳动。当年，不少人推断，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的迅速发展，象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失业将越来越严重。颇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但是，美国不但没有出现过剩劳动力，反而成为吸收外来移民最多的国家。其秘诀便在城市化的高度发展，为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但是。中国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服务业的飞速增长之后，近年来这一部门一直没有什么发展。服务业的停滞正好发生在就业压力空前严重的时候，实在令人担心。如果说，80年代前，当时的错误观念造成了服务业的不发达的话，那麽现在阻碍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城市化的低水平。因为服务业只有在人口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大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使得服务的成本在广大非城市居民中变得极高而失去市场。同时，城市对外地民工的排斥，也使城市人口难以扩大，在服务业就业的劳动成本难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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