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经济学家应该立足民生

　　对话语录：

　　应该把所有跟土地、规划、建筑有关的官员的财产阳光化

　　求名求利，就做个经济学家，但做评论能够对社会更有用

　　如果你的意见不符合利益集团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方式攻击你

　　最大的恐惧是担心社会没有一个让大家自由自在发表言论的空间

　　房地产市场决定

　　本报记者：很多人都想知道，你的研究方向是金融领域，为什么会对房地产这么感兴趣？

　　易宪容：并不是对房地产感兴趣，我几年前就看到房地产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写经济评论，在关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怎么会不关注房地产呢，那么你在关注的时候，必然采用自己最熟悉的知识体系，比如金融。现在，有几个不关注房地产的？我很早就告诉媒体，房地产很重要，它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很多行业的发展和变化，你要真的关注整个经济的大势，就一定要这样做，否则你不知道中国经济要走到哪里。

　　几个外国朋友问我未来中国经济怎么样？我告诉他们，未来中国经济还是以房地产市场发展最为重要，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轨道，如果房地产行业还是目前的状态，未来中国经济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现在房价有泡沫。

　　本报记者：你一直预测房价要跌，但现实是房价一直在涨，这是什么原因？

　　易宪容：我过去从来没预测过房价要跌，我所说的是房价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投资价值,消费者也才有能力购买，我们这个市场才是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市场，他们就用报纸做成大标题说我预测房价。哪里有大涨哪里就有大跌，房价应该在什么时候跌是不确定的。对此,一般民众听了没关系，但传到房地产开发商那里问题就来了，他们说你预测的不准，所以你说的话没什么用，你预测其他东西都不准，都是假的，最后告诉民众不要听。他们肯定会这样宣传，因为我每讲一点东西都会打这个市场不足的要害。

　　为什么房价一调控就上涨？这关键还是我们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定位不准，既把它当成一个消费品，又把他当成一个投资品。如果是消费品就出台消费品的政策，是投资品就出台投资品的政策。而实际是，我们各个地方与部门根据需要不同对房地产做不同解释，比如，国家统计局或地方政府要提高GDP，需要推高房价的时候，房地产就是投资品，因为投资品与民众的消费没关系；但要扩大内需的时候，又是消费品了，认为投资过热没关系，因为得解决广大民众住房问题，所以，把住房贷款利息降得很低，说是为老百姓服务。于是，投资人用很低的代价炒作房地产，房价还不炒到天上去。

　　本报记者：最近你一直呼吁出台《住宅法》你希望这个法解决什么问题？

　　易宪容：美国的《住宅法》第一句话就规定得清清楚楚：“房地产市场要生产安全舒适，绝大多数居民都有能力购买的住房。”如果绝大多数人有能力购买，房价就应该很低。我们是国有土地，有些地方政府现在拚命把价格抬高，把未来几十年的东西提前卖出去，提前几十年把财富消耗了，房地产商其实是借着政府这种方式赚大钱。

　　政府提出廉租屋，在国外，住上廉租屋的才3-4%，是没有收入的老人、病人等。如果我们10%的人进到廉租屋，剩下的还是绝大多数人买不起房。这是房地产开发商在转移视线。把房价过高的责任转移到政府身上。

　　我始终在问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居民有没有能力买房子，如果大家觉得不贵，那房价还可以上升，否则就不对。所以我把这些最简单的道理告诉民众，房地产开发商觉得把他们基本的获利方式告诉了大家，他们就千方百计攻击我。

　　本报记者：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听了你的预测没有买房，后来发现自己更买不起房了？

　　易宪容：民众和媒体都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房价，这可以理解。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分散化决策，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息来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即使我说过这个话，你也不能由于我说了以后，就不买房，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所获得的信息来决策，而不是听别人说什么或不说什么，这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假定我没说过这话，那你就要分析房地产开发商为什么炒作这样的事情。民众一定要记得一条，在市场经济中，不能听谁讲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我希望民众通过我对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找到更多可选择的方式，并不是我告诉你去怎么做或不做什么，因为市场的价格永远在变，个人情况只有自己最知道。

　　本报记者：你说房地产的利润有40%是官商勾结的成本，也提出了查处的方法，但你认为能推行下去吗？

　　易宪容：应该把所有跟土地、规划、建筑有关的官员的财产阳光化，如果他的正常工资收入5万，财产却有500万，你就得说清楚这些钱如何来的，说不清楚就有问题。如果有权利的官员财富阳光化，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时谁还敢贪污？但既得利益者不愿意那样做。对于打击贪污，政府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少时候都在做表面文章。早几年没有多少东西可交易，现在土地交易就不一样了，上来就可能几千万，而且相当隐蔽。这还不让人去钱权交易。

　　本报记者：王石说房地产有泡沫，他是房地产商第一个出来说这话的，你怎么评价？

　　易宪容：王石已经做得比较好了，而且，他目前已经超越了房地产市场，能够看出来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如果他在房地产那个圈子里，永远会鼓吹房价涨，有的人还说涨10年，我认为只是说说而已。

　　本报记者：未来的房价走势会怎样？

　　易宪容：还是看政府政策如何界定，如果政府还是现在这种政策，房价会象现在这样往上走，如果政府对市场有个清楚定位，情况会不一样。你要知道永远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

　　本报记者：目前，社会对小产权房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其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你怎么看？

　　易宪容：小产权房和我们现行法律是不相容的，但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小产权房这么盛行，这证明我们法律本身有问题，不能只是说小产权房有问题，应该看到，这个小产权房出现以后对谁最有利。如果对买不起高价房的百姓有利，政府应该修改现行法律。如果我们商品房的价格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小产权房会出现吗？如果政府生产一些中低端产品，小产权房的利润变得很低，开发商自己也就不做了。政府一定要维护民众的利益，妥善处理小产权房。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金融学者，你也非常关注股市，近期股市震荡较大，你对后市有什么预测？

　　易宪容：我们的股市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跟国外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股市快速发展，就容易成为一个疯狂炒作的股市，必须慢慢地先把股市的基础性制度建立起来，政府必须有明确的思想，让基础性制度慢慢成长，否则会出现一个比房地产还危险的状况。别看大家都在赚钱，股市看上去是一架提款机，但是中小投资者仍然面对很大的风险，尤其是5.29以后，风险更高了。

　　经济学家应该立足民生

　　本报记者：你曾被媒体评为“百姓最信赖的学者”，对此你的感受是什么？

　　易宪容：这个不重要，他们认不认可是一回事，我人生座右铭是“无名、无利、无功”。如果我在乎名利，98年在香港时，我会好好做几篇学术论文，好好写一点学术专著，学术是最简单的东西，只要你花功夫就能够做好。但财经评论不一样，你没有很好的积累，没有长期的磨练是写不好的，为什么我的文章有影响，人们都要看，问题是自己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很平实的语言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角度。

　　本报记者：你心目中欣赏的经济学家是什么类型？

　　易宪容：我欣赏的知识分子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定的专业知识，基本的道德良知，要有批判精神，这是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标准，但我们国家很多知识分子专业知识还可以，后两种东西比较缺。经济学家应该立足民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应该能够为我们大众服务，象张五常教授那样。

　　本报记者：很多人在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少是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你怎么评价你的同行？

　　易宪容：我们要把知识分子做一个限定，他到底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专业知识分子，还是机构知识分子。比如你为企业服务，也没什么不可，但你要告诉大众我在为企业服务，如果你是政府的经济学家，你也要明确。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为企业代言的时候说是为大众服务的，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有职业道德。

　　对于经济学家，我不想说太多，只要他们达到我刚才说的那一条，绝不可以含糊，但现在给自己一个清楚界定的人还不是太多。

　　本报记者：97年你受邀去香港，师从张五常教授，谈谈在香港做研究的感受。

　　易宪容：张教授天分很高，做什么都很成功。

　　那时候我写信给他，说想去香港做研究，张教授很欢迎。第一次见到他，他说“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我大概一星期讲一次课，你想听就听，不听也没关系。随你便。”他给了我充分的自由。我把他的书读了很多遍，听了很多他的课。

　　香港信报老板林行止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天天看书，天天写文章，他用很简单的语言把经济现象解读出来。跟那么多大家一起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看看香港的变化，就在那时候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当时想，如果你求名求利，就做个经济学家，但做评论能够对社会更有用。

　　本报记者：张五常教授很率真，你也应该算是一个敢言的经济学家，是受他影响吗？

　　易宪容：香港和美国的社会都很宽松，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张教授那种讲话的方式很普遍。我回来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别人会感觉你讲话比较多一点，环境有点差异，但在那边生活了三年，思维方式、观念肯定会不一样了。

　　本报记者：香港的学术环境和薪酬水平都好于内地，为什么要考虑回来呢？

　　易宪容：我在香港过得特别舒服，那时，在香港一个月工资相当与国内大学教授一年的工资。但中国社会变化那么快，总有一天需要我们做点事情，你自己过得那么好，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父母、老师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每成长一步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当我们成长之后，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但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只有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社会才能往前走。

　　而且对于中国，我早就预期到有大的变化，就回来做一点事情。

　　本报记者：现在，你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经济学家，面对外界的褒贬，你想保持一种怎样的心态？

　　易宪容：外界对我的褒贬不重要，只要我内心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可以了。现在的社会是利益分化的社会，如果你的意见不符合利益集团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方式攻击你，甚至制造一些麻烦，我已经把他们所认为的很重要的功名利都放到一边去了，还能有多少麻烦？所以他们说什么不是太重要。

　　最得意的事情：改做经济评论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易宪容：最得意的是我98年由纯粹的学术研究向经济评论来转变，这是我对社会认识、对人生定位的一个重大改变。

　　当时，我已经看到社会发展的大势，需要更多的人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做个基本的解释和分析，让民众对社会现实的变化有更多的了解。通过比较通俗的语言和大众化的方式来普及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做一些解释，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我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

　　刚开始是一个月写两三篇，后来一个星期写一篇，越写越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到现在10年了，现在天天写，学术也做，目的是为经济评论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框架。

　　最困难、也让我刻骨铭心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打成“黑五类”。我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最初工资很高，后来被揪出来，工资停发，赶回农村，我们所有家具就是三个板车，弟弟妹妹坐在板车上，我自己走，走了20多里路。到了老家，亲戚也不理我们了，但村民还是送菜过来，接济我们。一家七八口就只剩下10元钱。在农村的第一个月就是靠村民一点一点接济生活过来的。后来我就跟着别人学种地，那是我最黑暗的时候。

　　另外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应该是考上大学。父母被打成“黑五类”后，我就停止上学，小学毕业就跟着父亲回到农村，不久就参加了工作。但我喜欢读书，在乡下那一年多，把《毛泽东选集》背得特别熟。工作这10多年，也一直不停地看书，那时候全地区会计比赛，我得第二名。感觉自己记忆力特别好，别人用算盘打，我用脑子算，比别人快。78年我弟弟考上大学，我也想考，一看考题，觉得自己数学不行，我想那就不考重点了，考个一般大学，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把中学课程学了一遍，没有参加过一个补习班，没有上过一次补习课，考前没有做过一张卷子，就这么考上了，华师大是第一志愿。上大学就开始了读书生涯，跟过去的生活告别了。

　　本报记者：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理想中的事业吗？

　　易宪容：我觉得比较满意。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做学问、读书、处理家务事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夫人在国外，我自己带小孩，很辛苦，但也没什么，等她睡觉了，我就看书，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要把握住如何处理好家务事和工作。

　　本报记者：我看到一个数字，说你每天要写七八篇文章，而且涉及不同方面，你的灵感从哪里来？每天的时间怎么安排？

　　易宪容：七八篇有点夸张，一般是两三篇吧。我一般情况下一两个小时就写好一篇文章，只要选题定了，灵感随时在脑子里。看见一个现象，我立刻就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解释和分析，根本不要现找资料。现在发生很多事，我即使不看报纸，也都知道，因为有记者采访，只要一发生什么事，记者就打电话来采访了，你说了，就形成思路，也就可以写成文章。我看东西很快的，一本书很厚，我一天就看完了，因为你头脑里的知识概念都有了，看书时只是看自己不懂的地方。

　　我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起床，先到国内外网站看一下头版，然后锻炼，走一个小时回来，就看报纸，做研究，写文章，晚上10点睡觉。中午不休息，我不开夜车、不暴饮暴食。

　　本报记者：借用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问，你这代人心中的理想和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易宪容：我作为50年代的人还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识为社会做点事情，最大的恐惧是担心社会没有一个让大家自由自在发表言论的空间。

　　(国际航空报“空中财经名人访”合作机构：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大国际MBA；网络支持伙伴：新浪财经 。联系方式Email:gjhk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