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调

　　王梦奎

　　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以及为此而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中国当前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调。这次论坛的主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对于中国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2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公认的。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矛盾：

　　第一，资源和环境制约。一方面，现在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量，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能源、水、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二，发展不平衡。一方面，纵向比较，全国各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城乡收入都有明显增长；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扩大。能否实现协调发展，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三，社会发展滞后。一方面，就业持续扩大，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均寿命在延长，各项社会事业在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失业率甚至在上升。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保持着社会稳定，这是继续推进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有许多深刻而复杂的矛盾。能否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继续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建设，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一些和认识上的片面性、具体政策的偏差、实际工作措施不够有力有关。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在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与之俱来的，带有中国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如果说，在前几年，人们对于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感受还不那么深切，那么，现在人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放在任何国家，都是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中国是有十多亿人口、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种涉及广泛领域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是“成长中的烦恼”。

　　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两个大的战略思想：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这是发展理念的进步，也标志着政策调整的方向。不是说，过去完全没有注意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而是说，现在确实到了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最近几年，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政策措施。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集中体现了这种政策导向。

　　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政策导向，将会显示出以下五种趋势：

　　第一，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未来5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年均7.5%，明显低于过去5年实际达到的年均9.5%的速度；同时要求单位GDP

能源消耗降低20%，扭转过去5年能耗大幅攀升的局面。这是对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的预期，也表明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中国将长期面临经济增长同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正是资源消耗高峰阶段，矛盾更为突出。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已经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确定为基本国策，在这方面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包括推动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立法和政策，以及进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民教育。这些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第二，更加注重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要继续发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发挥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带动农村发展和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在西部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开始见到成效，支持中部地区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正在制定中。2000年以来，东、中、西部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原因是经济落后地区国家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及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加大。国家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采取了全部免除农业税，并且把义务教育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的重大政策。对农村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投入在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也要逐步转向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短期内还难以缩小，新农村建设更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但实行注重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政策，将有助于抑制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在发展不平衡中形成比较协调的发展格局。

　　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点不能动摇。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过去5年，经济增长指标都达到甚至远远超过规划的预期，而环境保护和其他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却没有达到规划的要求，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甚至没有提出数量化的要求。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目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重要原因。注重社会发展，首先是注重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以及义务教育。“十一五”规划把经济增长指标从过去的约束性改成了预期性，而在社会发展方面规定了带约束性的指标，反映了更加关注民生、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因为在争取经济快速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之间存在许多两难选择，真正落实新的政策并不容易。

　　第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注重社会公平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出发点。基本方针是：保护合法收入，堵塞灰色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帮助低收入阶层，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不小的政策空间。现在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体制环境：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带来的问题，也有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问题；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没有消除带来的问题，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取得的积极社会成果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流失所产生的问题。加之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差距扩大，公众对不公平问题特别敏感，更增加了政策选择和把握的难度。社会公平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和超历史的，每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只能提出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任务。把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追求公平的本质属性有机结合起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也许永远达不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但不断努力可以趋近这个目标。现在，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在完善，国家经济实力壮大增强了帮助低收入者的力量，工作做得好，很多问题可以比过去解决得更好。

　　第五，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是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选择。深化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要在这个大方向下进行。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善对经济的管理，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经济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健全公共财政，并且完善相关的制度。过去的不足之处，是对体制转轨中政府特别需要加强公共服务重视不够，公共财政投入和实际工作安排相对薄弱，这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疏通社会流动渠道，推动社会有序变动，既增强社会活力，又维护社会安定。企业改革要建立对企业各阶层都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治理结构，并且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应该实现“劳资两利”，政府要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建立“劳动者——投资者——政府”三方协调机制。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发展理念和政策目标，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目前讲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用21世纪头20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在刚刚过去5年。即使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也还要继续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道路。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所取得的进展还是很初步的。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所有事情办好，但是，认真按照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要求去做，可以克服困难，减少风险，比较顺利地走向现代化。

　　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经济贸易交往中的摩擦和争端，可以在WTO框架内，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得到解决。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中国，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全世界舆论对中国这种新的发展理念与政策普遍持欢迎态度的原因。我相信，这次论坛会对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出有益的建议，也会增进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

　　(本文是作者3月19日在第七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