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中国发展战略五大调整(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梦奎

　　“新发展观”的提出有四大背景

　　历史地看，发展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二战后，全世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在那样的背景下，全世界都在追求GDP的增长，认为增长就是发展，就会带来幸福。到了1970年代，这种发展观开始被反思。

　　这种反思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通过的《环境宣言》，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鲜明地提出环境的威胁；第二件事情是80年代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创造。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环境和发展宣言》，标志着在全世界对环境和发展的问题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

　　我们现在提“新发展观”也是时代的要求，它的背景有四个方面。

　　过去，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温饱问题，那时候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解决温饱问题，那是一种发展观；现在，我们的发展政策应该有所调整。比如，在以前，黑龙江三江平原的沼泽地开垦了种粮食，连昆明的滇池也要围湖造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自然要改变发展策略。

　　其次，经济体制的变更也要求有新的发展模式。我们现在的一些发展观念和政策取向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初期形成的，应该有适当的调整。比如，改革初期我们讲政府改变职能、政企分开等，但是，对于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功能强调得不够。

　　过去2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形成“新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比如我们粗放式的增长，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在贫困问题、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欠账比较多，这些问题的形成和我们的发展政策和观念是有关系的，现在是我们总结经验的时候了。

　　新发展观是世界发展潮流的要求。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搞建设，不能回避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看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签署了30多个国际环境保护公约，这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我们要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推进现代化，就应该转变发展观。

　　城乡问题首先要调整

　　面对新的形势，发展观念、发展政策、发展战略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变化，引起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此外，科技进步、国际产业转移等也引起了我们国内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化。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观念、发展战略与政策。

　　在现代化道路上，我们有一些先例可以借鉴。有的国家很顺利就实现了现代化，而有的国家则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就停滞不前了。我们现在就处于当年南美一些国家曾经经历的时代，那些国家就是停滞在我们目前的这个阶段了。

　　我们提“新的发展观”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矛盾和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化解经济发展问题中的社会矛盾，走一种更文明、更理性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新的视角下，很多问题都需要进行反思，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也需要调整。我认为这种调整应该集中在五个方面。

　　首先要调整的问题是城乡问题。

　　以前总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就自动缩小。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中国的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了，而且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

　　1997年到去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加额不到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收入增长速度不到城市居民的二分之一，城乡收入的差距，从1980年代中期1.8：1 扩大到现在的3.2：1。实际的差距远比统计数字大，因为城市有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住宅等方面的国家补贴，而农村的收入，按照我们现在人口统计口径却将提留都算在收入里面，用于扩大生产的、控制各种生产用品的也算在收入里面。如果考虑到城乡这两方面的情况，现在的城乡实际差距，根据我们的研究是5：1！而且，我们看到的是宏观统计数据，具体到个体上，又有很大的差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从2000年到2003年，在农村地区有42%的农户收入是减少的。

　　现在我们讲三农问题，已经超出了农村的范围，成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很大的一个瓶颈。

　　我国城市化水平低，这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农村地区人多地少，小规模经济，能够解决温饱，但是很难致富。

　　城乡差别扩大的一个原因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非农行业的劳动效率提高得远比农业快。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要点

　　农业是一个高度的资源依赖型产业，它对土地资源的要求很高。几百年以来，中国的土地在不停地提高精耕细作程度，但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劳动生产率在降低，这种状况现在还在继续。

　　这种状况也可以从农民现在的收入构成获知，现在农民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的已经占到60%，工资型收入已经占到三分之一，工资型收入对于农民收入增加量的贡献在增大。一方面非农产业现在已经成长到靠自己的积累来实现持续增长，另外一方面，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农民增加收入缺少重要的支持。加上加入WTO，市场开放之后，中国的小规模农业面临大农业的竞争，所以现在农业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了。

　　过去，我们讲“三农问题”把重点放在农业上，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问题上，只要城市不会出现粮食供应紧张，就天下太平了。现在讲“三农问题”就不仅仅是粮食的问题了，而是农村怎样逐步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解决要在农业以外找出路。我看这个出路就在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所谓工业化就是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改造整个农村经济。城市化就是推动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市场化就是把农村的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社会化这样的轨道。

　　“三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逐步改变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的过程。所谓城乡二元经济指的是城市现代化经济，同农村落后的传统经济并存，并且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样一种社会化经济状态，是国家经济落后的标志，反映了农村和城市所存在的发展水平和制度上的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必经阶段。过去有一个长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城乡分割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一个直接弊病就是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10%，到1957年提高到18%左右，是相当快的。但是从1957年到1978年，农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从40%降到28%，降低了12.2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化水平只提高2.5%。

　　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37%左右，大体上相当于英国1850年的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的水平(41%)，相当于日本的1950年。简单地说，从城市化而言，中国比日本滞后50年，比美国滞后100年，比英国滞后150年。

　　200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0.5%，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达到55%。如果按照1990年以来的进度，2020年将会达到65%。

　　如果城市化水平为55%的话，农业劳动力将会从现在占全部劳动力的50%下降到30%。今后，城市将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资源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现在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人口占全国的3%，面积占全国的不到2%，但是现在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我想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发展。

　　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土地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过程。我估计这个过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变动，实际上是一种很深刻的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这几亿人口如果搞得不好，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混乱或者震荡。为了防止避免这种社会混乱，必须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我想需要从两个方面做。

　　一方面就是城市建设，大中小城市、小城镇要协调发展。城市的发展要把着眼点放在为进城的农民创造就业的机会和生存的条件，这是衡量城市化进程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要防止把农村的贫困转化为城市贫困，在农村没有就业机会，跑到城市来，结果城市也不能提供就业机会，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和矛盾。

　　在农村，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要防止大量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没有就业机会。统计数据表明，拥有土地0.3亩以下的农民全国有四五千万，占总人口的5%到6%，这个是很大的数字。这些人中相当部分是没有就业机会，甚至没有着落，生活水平下降。现在各地的农民上访，60%以上是同土地问题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

　　近年来我们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实质上是在靠来自农村的两个方面在支持着：一个是廉价劳动力，由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使很低的工资也不能够按时发放。另外一个就是靠农村廉价的土地来支持。零地价、低地价，形成了低成本的城市化。

　　现在很多地方也在探讨一些新办法，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农民拿土地搞开发，变成股东，就像我们合资企业一样。这样，我们一些开发商，一些企业在土地问题上，今后会面临比前一些年更加严峻的局面，就是增加你的成本。第一个政策就是注重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

　后续报道：

　王梦奎：中国发展战略五大调整(下)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贤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