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全球化与不信任 美中关系面临风险

　　史蒂芬·罗奇

　　美中经济关系可能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是这一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与矛盾为两国的相互关系平添紧张，使两国关系愈发变化莫测。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不断扩大。也许更为严重的是，美中关系之间正滋长着一股具有侵蚀性的不信任情绪，如果任由它蔓延而不加制止，它将虚耗两国未来几年的无限商机，且不谈对 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国的角色

　　美国向保护主义势力倾斜，尽管目前其对外国资本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角力中的是易燃性极高的宏观经济与政治势力。美国储蓄短缺导致该国出现庞大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是最大比重的贸易顺差国。与此同时，笼罩着美国中产劳工阶层的焦虑情绪日渐增长。中国成为替罪羊面临越来越多的指责，一场典型的政治指责游戏方兴未艾，责难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响。

　　在这一争论上，一个非常简单和极有力的宏观要点却为人所忽略：美国内部已没有能力满足其经济急速发展对资本的需求。由于出现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国民储蓄不足情况，美国日益依赖外国输入盈余储蓄以填补缺口。美国的国民净储蓄率，即扣除折旧后的包括个人、商界和政府部门的综合储蓄率在2005年下旬跌至占国民收入的-1.2%。换言之，美国人的储蓄量尚不足以应付置换折旧资本。这是自

二战以来美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我相信也是世界史上任何曾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第一次。

　　面对国内储蓄短缺，国家一般有两个选择，缩减经济增长或向世界其它国家借入资本。首个选择对于一个物资丰富的国家来说难以直到作用。总的来说，美国(特别是其消费者)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所以，除了第二个方案，美国别无选择，需从世界其它国家大量输入盈余储蓄以满足其经济增长所需。华盛顿极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在美国宏观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储蓄短缺兼贸易出现逆差国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被迫扩大经常账赤字以引进所需外资。就美国而言，外资需求几近一年8000亿美元，或每个营业日需输入约30亿美元，经常账失衡主要体现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上。2005年，产品和服务贸易赤字共占经常账总逆差的93%。

　　对外资的急切需求不可避免带来了地缘政治上的得失参半。感谢中国，美国实际上在2005年美元贸易赤字中已占有很划算的交易优势，净结余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成功地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假如华盛顿政客选择不跟中国进行贸易，向中国产品征收重税或迫使中国货币大幅升值，这是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动议立法的内容，这些行动将会带来反效果。

　　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不会因为把中国供应线切断，便能如民粹主义政客所声称的那样缩减贸易赤字。相反，由于美国对外资的需求庞大，贸易赤字将继续高企而且只会向另一个外国生产商倾斜，很可能是一个成本结构较高的生产商。如此的美国外部供应变动，其影响将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征收税金。

　　只要美国一日停留在国内储蓄不足的轨道上，它便日益依赖“好心的陌生人”向其提供经济发展所需,包括外国制产品和金融资金两方面。针对个别国家的保护主义行动，只会“成功地”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为其提供资本的对手国转移到其它国家。

　　近期在美国崛起的保护主义势力还有更阴暗的一面，寻找替罪羊的拙劣政治手法。这解释了为何政客们都把矛头指向中国，要中国为备受困扰的美国工人所面临的与贸易有关的压力负责任。随着美国中期竞选活动的展开，这类保护主义活动在未来几个月将会更趋激烈。

　　归根结底，美国储蓄短缺是造成资金和贸易流通不稳定的潜在源头，是美国政界有意识选择的一个副产品。联邦预算赤字是过去6年导致国民储蓄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因素，这不是由于北京而是由华盛顿一手造成的。个人负储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消费的税务政策所致，同样是华盛顿一手造成的。美国的民选代表是拒绝进行税务改革(比如实施有助于解决个人储蓄不足问题的消费税等)的力量源头。当然，政客们从来不会承认这是他们的问题。相反，他们喜欢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是中国。另外，在近期政界齐声反对出售东岸船务设施的问题上，是迪拜。

　　华盛顿冒着被指在经济和政治立场上双重标准的风险。一方面，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限制输美出口、放弃收购优尼科(Unoca])，但又不阻止中国大量买入美元金融资产。与此同时，它向阿联酋表示欢迎把其卖油所得美元用来购买 美国国库券，但不能购买美港口设施。还有，美国并没有就国内储蓄严重短缺的问题承担应负的责任。依我所见，如此的政治姿态将引来严重后果。美国越是逃避解决储蓄问题而把责任归咎于他人，经常账财务将以悲剧收场的风险便越大。

　　储蓄短缺的美国是不可能有权细心挑选贷款人并在大型外部融资项目的条款制定上拥有决定权。也就是说，乞丐是没有选择的——他们不能让外部支持系统承担过多的压力。来自华盛顿的保护主义势力越是来势汹汹，金融市场作出反击继而给美元和美国实际利率造成冲击的风险越大。经济和市场也许已日益全球化，但政治仍然十分本地化。这是全球化进程最不协调之处，也很可能是最令人生畏的一个挑战。

　　中国的角色

　　每个故事都有两面性。在分析美中两国间的经济矛盾时，我们不应抹黑美国，也不漂白中国。问题是双方造成的。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肯定有需要改善之处。对于像美国以知识为导向的经济体而言，这方面尤其容易引起争议。还有，在与美国就一系列国际事务(比如国际关注的人民币汇率、收购美国公司、零关税开放市场等问题)进行谈判时，中方在政治立场上也带有几分天真。面对美方，中方在这些问题上应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然而对于美国，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一个较为根本的，就是其强有力增长模式的独特性质。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过去25年推动着中国发展的两大主要板块。这两大板块共占中国1970年GDP约30%。到2005年，两大板块的综合贡献已飙升至70%到80%的水平。单是出口已从25年前的占GDP的3%上升至35%，使中国晋升成为全球第四大出口国。

　　中国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坚决推行改革的自然结果。随着中国加大力度对国有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它越来越倚重于“资源调动”战略，以求给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提供所需的支持。这涉及把大量的国内储蓄再循环，投入到基本设施和新生产设施的建设上，此乃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平台的核心。中国还为外资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低税务环境，再加上先进的基础设施，无疑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国直接投资资本。如此的增长势头持续不断，年复一年。中国越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就越发依赖出口作为增长的动力来源。而中国的出口实力扩张越快，对投资的需求便越大。

　　然而中国推行改革也产生了另一个严峻后果，强势的宏观趋向压抑了私人消费市场的成长。中国针对削减国企员工数目的改革越是深化，人们对可能失去工作和收入的顾虑越大。根据官方数据，自1997年起计，国营企业下岗工人超过400万，另外地方政府属下的集体企业裁减了200万个岗位。没有一个保障如此庞大数量下岗工人生活的安全网，同时缺乏创造新岗位的新资源，中国工人日益忧虑下一个失业的可能就是他。因此，积谷防饥成为生活中的重要一环，重要得足以把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推高至现行的约35%。个人储蓄率提高的另一面就是占中国GDP比重的稳步下降，2005年创新低至约50%。

　　缺乏来自私人消费的内部支持，但又需要快速的经济增长以缓冲改革带来的冲击，中国除了转向出口和靠出口带动投资，别无他选。不幸的是，在时常容易引起争议的地缘政治领域里，时机就是一切。近年的中国增长同时遇上全球化进程步伐加快以及伴随大规模全球劳动力套利而来的压力。后者带来的影响严重挤压着曾一度所向无敌的美国劳动市场的就业状况和实际工资增长，使美国工人陷入焦虑的情绪中。因此，就在中国改革通过出口成功拉动增长的同时，美国劳动市场面临异常巨大的压力。这些情况的同时发生是触发美国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关键所在。在全球化进程持续给美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压力的背景下，中国继续奉行出口和投资主导增长的战略越久，美中双边贸易关系持续发生摩擦并受到保护主义势力攻击的机会便越大。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越早改变其经济的宏观组合成分，把其更大部分的增长动力转移到私人消费上，其从根本上减低来自美国保护主义压力的机会就越大。

　　全球化的悖论

　　长期以来，全球化浪潮一直被描绘成无所不能的推动力量。在这一大潮中有着令人意外的情况， IT激活(IT-enabled)的来势迅猛的连通性使全球劳动力套利活动向价值链的上端发展。只有高端职业阶层的高学历精英还没有受到越来越残酷的压缩薪酬压力。事实上，富人是越来越富，而不断增加的其它劳动者群体却没有富起来。这意味着收入分配差异在拉大，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对任何国家来说，这都会加剧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紧张关系。该因素说明了同时产生国内社会动荡和国家之间摩擦的可能，这将使美中关系更加紧张。

　　美国和中国体现了会给全球收入分配造成影响的各种压力。美中两国的人均收入分别为42000美元和1700美元，处于全球收入分布范围的两端，然而两国在各自收入分配的内在组合上却有极大的差异。从所谓的基尼系数就可以看出，美国(41)和中国(45)的最新基尼系数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这表明不平等的影响范围要大大高于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经济体譬如日本(25)、欧洲(32)、甚至印度(33)。

　　虽然美国和中国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在这两个国家，任何经济问题的政治敏感度都比不上收入不均的问题。两国都面对很高程度的收入不均情况，但就政治应对措施而言，预计两国都不会退缩。在两国贸易关系在加剧紧张的情况下，这有可能成为令人不安的难题。民粹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的美国政客是以保护主义的办法来应对美国收入分配和实际工资停滞问题，把中国描绘成给美国中等收入劳动者造成压力的罪魁祸首。我一直认为这一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但即使如此，中国目前似乎不能马上摆脱华盛顿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怨恨。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内部主导的改革使收入差距拉大，而外向型增长则弓I起了保护主义的激烈反应。中国领导层在应对这一情况时，采用了渐进式的中央调控来寻求解决办法，即逐步改变其货币政策，以缓解外部的压力，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收入支持措施，为本国乡村农业提供内部支持。时间是检验其正确性的惟一方式。

　　收入分配上的差异一直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致命弱点。在IT激活的全球化年代，这一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历史告诉我们，收入差距扩大的压力往往会波及到政治领域。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就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明证。也许，对目前全球化倾向最大的嘲讽就是跨越国境的一体化暴露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世界通过贸易、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变得越紧密，世界各领域中出现的不适度也就越大。目前在美国和中国，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全球再平衡的意外后果

　　华盛顿一直在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重估人民币。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如果采取这一行动，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明显和直接的影响是，货币走强将会使中国的出口主导增长模式受到重创，除非中国愿意以延缓改革来回应。我认为这一选择是中国领导层无法接受的。否则就需要为经济寻找新的支撑。鉴于上述原因，私人消费是可以在中国出口放缓时填补空白的首选领域。

　　对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不仅可以启动早就该进行的中国经济再平衡，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从而为海外经济体提供重要的外部刺激。事实上，中国领导层并不反对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这是中国国内目前大辩论中的一个明确焦点，也是温家宝总理最近在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一个重点。

　　然而，作为从事宏观问题研究的人员，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经济成功再平衡会产生的各种影响。随着消费者文化的逐步形成，中国将着手降低过高的储蓄和经常性项目的顺差。这将会使中国减少在以美元计值的资产上的过高资本投入，从而使美国经常账巨额赤字的资金融通更加困难。中国将不是惟一走这条路的国家。日本和德国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两个国家的经常性项目顺差目前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其次是中国。

　　如果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这三个国家现在都毅然地选择促进国内消费并降低其经常账顺差，那么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了一个外国资本的重要来源。这很可能会使美元面临贬值的压力。随着美国贷款人寻求货币风险补偿，美国的实际利率也会面临上调压力。这会给储蓄不足、负债过高和依赖资产的美国经济造成很大的麻烦。换言之，华盛顿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

　　重建信任

　　最后，只有在美国和中国都愿意妥协的情况下，双方紧张的关系才能修复。这样的决心需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在两国的储蓄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注重和谐的经济理论可能是最适用的。事实上，美国需要再次开始储蓄，而中国则需要减少储蓄。储蓄率逐渐接近还需要很长时间，同时还需要改善两国之间出现的宏观层面的紧张关系。

　　就美国而言，只须大规模行动促进国内的储蓄，这是减少贸易逆差压力最有效的宏观选项。这需要降低公共部门的负储蓄(即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和实行某种形式的消费税。国内销售税是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但中低收入的家庭要享有豁免。这将会降低消费意欲，节省下可储蓄的收入，而且这还会有助于降低联邦赤字。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乐观地认为，华盛顿将会采纳有利于储蓄的政策。预算赤字目前不降反升，而且税制改革缺少政界的支持，任何对立即实行鼓励私人储蓄措施的希望都会化为泡影。

　　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与上述长期的竞争和储蓄解决方案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

　　就中国而言，中国也需要采取重大的政策措施，以启动消费拉动的增长。这是一个必要的战略举措，既是为了实现国内的更好平衡，也是为了减少与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的对外紧张关系。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工作：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以解决因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工作与收入问题上的不安全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欠发达的服务业，以提高中国众多人口的购买力。中国领导层很重视把增长方式转向私人消费。目前已经确定了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试点项目，比如辽宁省的试点。而且，按照中国加入WT0的条款，国内服务业在零售和保险等领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进程在今后3-5年内可能会加快。中国领导也没有抗拒调整其经济的宏观增长方式。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了中国国内消费的必要性。

　　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采取行动，缓解两国之间出现的政治紧张关系。尽快遵守以前商定的入世条款将是有益的，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等方面。进一步加快货币重估和资本项目放开的步伐，也可以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有些让步对中国来说是痛苦的，但这些让步要比贸易磨擦和保护主义好得多。对以华盛顿为首的指责中国的这颗政治定时炸弹，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拆除，而且要尽快拆除。

　　尽管华盛顿一再进行威逼，但保护主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危险。最可能出现的危险是，工业化强国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国家越来越不信任,即更多地看成是经济对手，而不是战略合作伙伴,这将是最不幸的结果。这样一个互不信任的世界很可能会错过全球化的巨大商机。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重新建立全球化世界所需的信任的政治意愿。这很可能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内必须要面对的最重要的考验之一。我们要靠我们自己，要靠这个世界去寻求全球化真正需要的共同点,现在还来得及。

　　(作者系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此文作者为2006中国发展论坛年会提供的发言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