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2月3日下午2：00－5：30，由经济观察报主办、中兴通讯赞助的观察家年会-2005年度演说将在中华世纪坛举行，会议主题为告别白银时代—新儒商与新文化。以下为吴敬琏在上届年会上的演讲。
演讲人：吴敬琏
很高兴和大家来交换对中国当前的情况和走势的看法，讨论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使得现代化中国能够更顺利地诞生。
对于今年的情况，我觉得无非是过去20多年改革和开放的继续。去年下半年以后，出现了宏观经济的过热，但这只是一个插曲。过去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在有些方面似乎有所加剧，比如现在全社会最关注的宏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危险、收入差距的扩大、腐败的蔓延。它们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但这些时起时伏的矛盾和问题目前似乎有加剧的趋势，而且经济问题逐渐反映在社会层面上来，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了威胁。我们注意到，近来社会上散布着这样的疑问：改革以来，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有加剧的趋势，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出了问题，需要改变？
对这个问题，这里我想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回答。我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公民，都应思考：在促进现代化中国的顺利诞生、顺利发展方面应该做些什么，以帮助民族和国家更快地进步？
对问题性质的判断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所以要首先知道中国现代化选取的是什么样的路线和道路。
现代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主要靠政府的强力组织，另一种方式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进。在文革结束以前，我们采取了第一种方式，依靠政府强大的力量，依靠计划经济动员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种方式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同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就是要从第一种方式转到第二种方式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也就是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过去2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转变、归功于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和从1956年就开始了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之间的区别。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但是当时的改革措施没有动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与过去的改革相比，1979年以后的改革的特点是它是市场化的改革，或者叫市场取向的改革。从1979年开始，在邓小平的改革思路里，已经隐含着这样的想法，就是要搞一点市场经济，后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规定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之前我们采取的改革方式是增量改革，也就是说国有部门包括国有的工商业、金融企业基本不动，而是在国有部门以外发展非国有经济。1992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以后，改革就转为整体推进，要对经济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支配了最重要资源的国有工商业、国有外贸业、国有银行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在改革过程中，社会上不满的声音开始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增量改革的初期，满意的声音是占支配地位的。但到了80年代后期，由于贫富悬殊的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如通货膨胀的发生、腐败的蔓延，对于社会现实状况和现行政策不满的声音就不时出现高涨的态势，变成社会关注的热点。
最近的情况无外乎是过去曾发生过的情况的再次出现。在9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所谓“怀旧”，怀念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导致了“命令经济”在短时期的回潮。这种回潮的根源，就是对1979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的怀疑和否定。
那么，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大方向上，而是枝节性的问题、执行中的问题和一些跟改革大方向相背离的逆流。有一些问题是执行中的问题，比如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改革有一个安全网，使得建立和谐社会有一个经济基础。现在看，1993年的这个决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有不少问题。有一类问题是枝节性的问题，比如说，虽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加强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执行能够发挥人们创造性的、主动性的人才战略，但是这落实得不够好，没有很有力的具体措施来配套。有一类问题则是跟改革的大方向完全背离的，跟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完全背离的，比如说腐败。
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大方向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支流、逆流，那么我的判断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只是“现代化中国的临产阵痛”，而不表明所怀的孩子是个坏的。不是说问题不严重，可以掉以轻心，如果出现了难产，那么现代化中国这个中国人奋斗了100多年的伟大希望也会落空，那将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清楚问题是主流还是支流、逆流，要对这些问题、这些矛盾进行深入分析。
对问题症结的分析
我要讲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这些问题的症结的分析。
对待这些矛盾、问题的根源及相应的对策的看法大致上有两种。第一种看法认为，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贫富悬殊不断扩大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旧体制下行政权力对于资源的支配在有些方面还保存着、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增强，于是就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按照这个判断，相应地它的对策就是限制权力、推进改革与建立法治。第二种看法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市场化的改革。相应地，持这种观点的人给出的对策就是抑制市场力量、强化行政干预、强化政府对于资源的控制和配置能力。
对于当前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对腐败根源的不同分析中得到借鉴。当时，对于腐败的根源大致上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和一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两种极端的观点之一是，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取向，认为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因而应扭转改革的方向。另一极端的观点则认为，金钱力量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所必需的，认为腐败是实现现代化必要的条件，甚至认为它是一种润滑剂。运用现代经济学对腐败进行分析则认为腐败的根源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权力搅买卖”，权力对于交易的干预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围绕腐败根源问题，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后来的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是对的，不是市场化的改革造成了腐败的蔓延，而是因为权力对交易活动的干预、垄断权力造成了腐败的蔓延。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的腐败现象就是“官倒”，他们倒批文、进口许可证、官价的贷款，但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放开了，“倒爷”也就销声匿迹了。
但是，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往往长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会因为一次讨论在某一个问题上大家比较明白了，就对所有的问题都会明白，它会反复地出现。在近期，因为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激化的趋势，所以新的争论又起来了。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三种社会力量可能倾向于认为问题的来源在于市场化改革，因而抑制市场力量、强化国家的干预。其中，第一种力量是靠权力已经发财的权贵，即所谓的“既得利益者”；第二种力量就是希望保持和扩大对资源支配权力的官员；第三种力量是弱势群体。
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了损害，但是对于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或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的，他们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结盟，就有可能把第三类力量误导到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上去。反对市场取向改革其实不符合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被不明真相、受到了损害的人们所接受。如果人们被误导，这种观点再经过现代传媒的放大，有可能对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方向造成伤害。这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多数人都是极其不利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被反复证明过，但现在看来仍要重新证明，要重新证明最重要的是付诸行动——不是做理论的分析，而是要消除问题的根源。仍以腐败问题、权力寻租为例来说明，既然我们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搅买卖”，那么要从源头上铲除腐败就要做这样三件事情：第一就是尽量减少行政审批、限制行政许可；第二是要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第三是把必要的行政许可置于监督之下。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国家除了要提供法治的环境，还要在很多方面发挥它的作用，但这种权力应该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我们要减轻临产阵痛的正确途径不是“开倒车”，而是坚定而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要全面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怎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很好的规划，我们就是要存利去弊，把改革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把改革中出现的执行不力、支流、逆流消除掉，全面地推进改革。我认为当前有这五个方面是需要重点进行的：一是金融体系和市场的改革，二是投资体制改革，三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四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五是建立法治政府。
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关心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应该和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合作，来使得这些改革落到实处，那么我们新生的现代化中国这个婴儿的诞生和茁壮成长是可以预期的。
提问
问：在去年到今年的宏观调控中，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不能用货币手段来解决。这也是支持更多采用行政手段的观点的理由，您认为这个理由成立吗？
答：短期的宏观经济平衡是一个总需求、总供给的协调问题，通常讲的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宏观经济问题就是指供给总量、需求总量不平衡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效率问题，效率问题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主要内容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太低，即大家所说的结构问题。
去年的争论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中国没有总量问题，是结构问题，所以就要由政府来调整结构，或者说中国的宏观问题等于结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不要用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手段去调。另外一种说法，说不能把宏观问题等同于结构问题，宏观问题即短期总供给、总需求不协调的根源在于结构问题、效率问题，因此就要把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分开来对待，宏观问题要用宏观手段来解决，宏观经济稳定了以后，在稳定的宏观环境下才能有条件解决结构问题。我想学过现代经济学的人很容易理解，要保持宏观的稳定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宏观稳定，也就是币值稳定，个别产品的价格才能反映这种产品、这种资源的稀缺程度。
结构问题是宏观不稳定的根源，那么怎样才能优化结构？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用政府去做资源的再配置，就是说由政府决定哪些项目应该上，哪些项目应该下，哪些生产应该紧缩，哪些生产应该扩大。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稳定的宏观环境下发挥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价格来调整结构、保证资源的配置结构适当，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党的十四大“关于中国改革的目标”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它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换句话说，结构调整主要要靠市场机制。
问：您刚才谈到通过国有资产划拨解决国家对老职工的隐性负债问题。请问这个观点是基于社会正义和公平，还是说这是解决中国社会阵痛的一个权益之计？
答：在过去我们实行现收现付制，职工的医疗费、养老金等不是直接发给每一个职工，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在发工资之前政府先把这些钱扣下来，以后职工需要钱的时候，政府再将当时的收入支付给你。因此，这一笔钱本来属于职工的，它以劳保这种政府的保证、承诺的形式表现出来。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引进了社保基金的个人账户制，有一部分钱要从职工自己的基金里付出，因此这笔钱应该从政府那里挪到职工手上。1993年，我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专著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描绘和方案里面都有过论证，国有资产中间有一笔钱就是属于职工的，应还给他们，这才能保证相对弱势的人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们的权益不受到损害。
问：在90年代末之前，大家习惯性地会认为市场和政府是一对此消彼涨的力量。但在过去几年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一方面市场力量在加强，另一方面政府力量也在极度加强。在未来，它们的相互关系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答：在改革初期的确有这样一种观点，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小、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单边的过程。但我从来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够排除政府的作用。
比较好的说法是，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政府行为错位、越位和不到位。有些地方是越位了，比如说微观经济活动政府参与太多，资源在企业之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配置参与太多。不到位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提供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提供一个好的法治环境尽力保证分配上的公正，比如说向全社会提供准确的、全面的宏观经济信息等。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发展，我认为政府某些方面加强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国务院新一届政府提出来建设法治政府的纲领，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法治国家。在这样一些方面要加强政府的作用，如建立法治环境、公正执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但说到在去年发生了经济过热以后，一些政府部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微观干预，甚至加强一些审批制度，我希望这是暂时的，而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今年曾有一种观点：既然经济过热是结构问题，是因为乱投资，因此投资改革不能进行，不应该进行。但是国务院没有接受这个意见，还是要求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投资体制改革怎么改，现在有很多讨论、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但总的来说是要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根据吴敬琏演讲和答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