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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年刊《世界·中国2005展望》
IMF预测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3%；尽管石油价格、全球不平衡和汇率调整等风险犹存，这仍是一个政策刺激让位于结构改革的良好时机；亚洲赋予汇率更大的灵活性将有益于自身利益，并纠正全球的不平衡
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局主管，曾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各种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他曾于2003年获得美国金融学会的首届费舍尔·布莱克奖(Fischer Black)，该奖项授予当年在金融学领域最有贡献的40岁以下的学者。2004年11月,《财经》杂志记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这位经济学家。
改革是经济增长之需
《财经》：2005年全球经济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拉詹：让我们从目前的经济状况谈起。2004年是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一年，在某种意义上是数十年来最好。2004年年初的增长相当突出，年中虽有所回落，但年底再次适度反弹。
尽管经济复苏的势头相当强劲，但在2005年我们将看到经济增长回归其正常趋势。在没有充分考虑最近原油市场的情况下，IMF预测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3%。总的来说，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合理的。
《财经》：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持这一增长速度？
拉詹：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美国和欧洲采取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政策：低利率和巨额预算赤字。亚洲也采取了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这一轮经济的复苏。问题是，经济在某一时点应当摆脱对刺激性政策的依赖，实现自我运转。而且，作为管理风险的工具，刺激性政策往往是在经济糟糕的时期才会启用，必要时应该退出，以便以后再次启用。因此，在不伤及复苏的前提下，如何小心翼翼地撤出刺激性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目前，有些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强了。美国的就业数字已经显示出经济相当强劲的复苏征兆，刺激性政策也应就此退出了。
当然，可能存在某些打断这一进程的因素，例如持续高企的原油价格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对于亚洲，货币紧缩政策值得密切关注，其中某些经济体已经开始了这一过程。
《财经》：除此之外，2005年的世界经济还有什么重要议题？
拉詹：全球经济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全球经济面临许多挑战，其中包括：如何将迅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整合进全球经济中去；如何应对日本和欧洲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技术的快速变迁。应对挑战的最佳途径就是加速结构改革。这将增加经济体系的弹性，使之足以承受各种变迁带来的冲击。所需的改革是一目了然的：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市场灵活性，以及通过传统教育和再培训改善人力资本的质量。
在许多国家，劳动市场改革对增长将起到积极作用。欧洲需要的不仅是赋予企业在解雇和雇佣员工方面更大的灵活性，也应为工人工作和雇主雇佣提供激励。如果解雇工人的成本很高，你在雇人时就会瞻前顾后。在增强市场灵活性的同时，应保证资源错配的成本不应由工人承担。这需要提供不同形式的社会安全网，而这个安全网又不能降低对工作的激励。
在美国，简化医疗保险可以起到增强市场灵活性的效果。很多工人担心下岗会使他们失去医疗卫生保障，而改革可以使得转换工作更加容易，并且减少工人对此的疑虑。
《财经》：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改革方面呢？
拉詹：提高金融部门的弹性和对冲击的抵御能力，对亚洲来说是一项重大工作。如果你的金融体系承受冲击的能力很强，那么就不需要建立大规模的储备。另外，如果你的金融体系能很好地配置资源，那么就不必要求如此之高的储蓄率，人们可以更多地消费。实际上，一个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本的金融体系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从而改善储蓄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平衡。金融改革和养老金改革是结构改革的重要部分。
结构改革会让市场运转得更好，现在推行改革正当其时。此前，改革一直被推迟，但现在世界经济的基础非常稳固，我们应该趁机推进。
纠正全球金融失衡是各国责任
《财经》：在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等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中，谁会成为2005年增长的亮点？
拉詹：在短期内，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四小龙)、东盟等无疑增长最快。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一直是增长最快的，但日本也出现了可喜的迹象：在十余年的衰退之后，日本已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重组，许多大公司的盈利非常不错，大小银行都实现了重组。我相信，日本将重新回归稳定的增长，并继续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比如说邮储系统的改革，这将在中期提高增长率。尽管其增长率在短期内还不足以和美国相提并论，但如果其继续深化改革，长期而言日本是可能达到美国的增长速度的。
欧元区的增长一直相对缓慢，但不像2000年-2001年的经济衰退那样缓慢。欧元区为恢复高增长所需的改革任重道远，我想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财经》：美国是全球经济巨无霸，但其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否在制造全球经济失衡？这对亚洲和欧洲有什么影响？
拉詹：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一再创造新高，这的确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赤字融资可能难以为继：可能在某个时候，为其赤字融资者认为这对他们来说不是笔好买卖。于是可能发生许多情况：美元汇率会突然下跌；而为留住外国投资者，美元利率可能不得不提高。巨额赤字会造成突发的危机。
《财经》：是什么制造了赤字？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加以解决？
拉詹：你可以说，就其私人和公共投资的需求而言，原因是美国的储蓄不足。但你也可以说，这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储蓄过度。这是一个均衡问题。美国需要增加储蓄，不是通过私营部门，就要通过公共部门。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地区也应当增加投资和消费。否则，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只会更为严重。这意味着各国都应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为了增加内需，亚洲国家应当增加汇率灵活性(对某些国家来说意味着升值)，欧洲应当通过结构改革来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消费欲望。同样，日本应当坚持结构改革以提高其增长率。这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不能单单归咎于美国或者中国。
《财经》：伴随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另一个显著现象是，亚洲中央银行以外汇储备形式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您如何评估这种储备积累的成本和收益？
拉詹：亚洲经济体中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最初，这样的储备积累是亚洲危机之后开始的。危机之后，进口数量锐减，而出口却没有相应的下滑，净出口的扩大导致贸易盈余。你可以认为，对于那些对货币和储备危机心有余悸的国家来说，起始阶段储备资产的积累是具有相当程度预防性的行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了，其他因素也发生变化，形成汇率上升的推动力，但汇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因此其汇率相对过低，而其升值压力则很大。这意味着如果你试图稳定汇率，就必将积累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
《财经》：您认为灵活汇率机制对中国是否有利？
拉詹：对于中国而言，提高投资的质量非常重要。如果投资质量没有改善，将会造成很大问题。要更好地控制这一风险，更为独立的利率政策是办法之一。中国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在资本项目上与世隔绝了，当在资本账户上有缝隙时，就更加难于同时保持资本控制、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这就是所谓的三者不可得全悖论。我想中国肯定想要一个独立的货币(利率)政策。因此，为了控制投资，中国必须思考是否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
中国经济放缓主要影响亚洲
《财经》：在你最近的言论中，提及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其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而在于是否能够着陆。中国正在面临硬着陆的风险，还是根本不能着陆？
拉詹：从数据来看，很难判断中国是否在着陆。从最近中国的加息看，至少可以确定，经济并不依照政府计划的方向运行，那么在此前的计划调控手段基础上进一步紧缩就很合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加息。中国向利率调整的方向前进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更为市场导向的手段。
当然，问题在于，在一个市场化并不充分的经济体中运用完全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到底能否取得好的效果？设想有一些企业，你想停止向它们放贷，但它们偏偏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取得了贷款，这就有问题了。国有企业就是一个例子。它们由于有渠道，可以取得贷款，没有贷款渠道的私营企业却需要通过盈利性评估和适当的信用评价。如果提高利率，私营企业就受到压制，而国有企业依然可以得到信贷。
市场化方式并不是给经济降温的惟一必要措施。你可能仍然要用两类措施：行政性措施和市场化措施。中国政府可能对此非常清楚。我想指出的是，现在最好给经济降温，保证投资的有效性，而不是使其热度持续。不良投资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问题。
《财经》：不良投资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拉詹：投资质量问题会形成银行系统的信贷窟窿。中国经济的投资质量是可以提高的，这样就可以为储蓄创造更高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提高人们的福利。
中国现在的储蓄率很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们需要储蓄。但另外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非常高。这些人口是会变老的，而储蓄是出于防老之需。这笔储蓄数额如此巨大，必须要好好利用，因此信贷的配置效率就显得极其重要，谁也不想这些储蓄被浪费掉。矫正这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在金融部门建立更为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我想在实业部门，已经有大量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这使得竞争非常激烈，而产品收益(尤其是出口部门)也非常好。我们需要将这些激励机制引入金融部门，这将巩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财经》：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在全球增长中占据了突出的比重，并对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经济减速后会有什么变化？
拉詹：问题在于，中国将会减速多少？我想幅度会很大，对那些主要向中国出口的亚洲国家的影响会非常大。不过，请记住，在向中国的出口中有的是再加工的，之后要销往美国或者欧洲。
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如说东盟国家或者台湾)向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先销往中国，加工完成之后会再度从中国出口。如果中国减速，不会影响太大，因为最终需求来自美国和欧洲。受影响的是那些最终需求来自中国(中国消费或者投资)的部分。
我们估计，受中国减速影响最大的是日本、韩国、台湾，其次是东盟国家，因为它们向中国出口的更多是用于再出口而不是最终消费。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很小，但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影响。
本文刊于《财经》杂志出版的《世界·中国2005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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