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四国信奉北京共识

　　文 / 陈坤耀

　　“金砖四国”的崛起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备受关注是因为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未来具有巨大潜力。但从趋势看，“金砖四国”崛起是“科学预测”，而非“美丽神话”。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浪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金融危机频发的90年代末为分水岭：之前是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亚洲四小龙”所代表的中小国家和地区异军突起，之后是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金砖四国”所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崛起。从“四小龙”到“金砖四国”，反映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轮替和发展模式的转变。

　　“四小龙”遵循“香港共识”

　　韩国、新加坡、香港及台湾等构成的“亚洲四小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的成功典范，后来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也是用“四小龙”的模式。

　　这些国家和地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但从市场来讲，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面积非常小，没有什么自然资源。支持其经济成长的是工业制造，其发展早期是劳工密集型产业主导，后期则是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

　　从政府的角色来看，西方观点认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能维持经济的发展。但“四小龙”并不具备西方所谓高度的民主，而是集权的政府，但它们都有一个很强的发展意识：要维持政权就要发展经济，用发展经济的成果来支持其政权，这与西方一般看法不同。

　　同时，西方经典的看法，即“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角色要完全不干预市场，市场完全自由化、完全由市场来分配资源，而“四小龙”政府则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如制定工业政策等。

　　另外，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100多年以来就有一种观点说，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关系，基督教主张竞争、个人主义，可以帮助资本增长，但“四小龙”都奉行儒家学说。

　　“四小龙”当初主要是出口导向，生产劳工密集型产品，是因需求带动了供应生产，灵活性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儒家文化的重要内涵是其灵活性，适应能力强，但其文化突破性又不强，对创新不利。所以，不好说哪种文化对经济发展有利，主要还要看其经济发展是何种类型。

　　“四小龙”的经验就是政府有不同程度的干预，是“积极性的不干预”，而不是“积极的不干预”。而人们都认为香港等地的成功是积极的不干预，这是翻译的错误，是将PositiveNon-interven-tion翻译成“积极的不干预”，其实它是“积极性的不干预”之意。从“四小龙”来看，干预的程度在于其经济的形式，而不是什么都不干预。香港式的积极性的不干预就是一个“香港共识”，“四小龙”发展用的是“香港共识”。

　　西方掌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华盛顿共识”主张市场、资本完全开放，价格由市场决定，认为这是最好的发展模式，这对“四小龙”的发展并不适用。

　　“金砖四国”信奉“北京共识”

　　而“金砖四国”近年来发展迅速，构成另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与“亚洲四小龙”模式完全不同。

　　“金砖四国”与“四小龙”不同之处在于其经济体系很大，人口多，面积大，其经济发展依靠自身丰富的天然资源。同时，其经济体系不完全是开放的，不完全依靠出口，各自内部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四小龙”政权都是集权、不民主的，靠经济的成果来维持政权，而“金砖四国”各自民主程度不一，政治模式也各不相同。同时，四国的文化因素互不相同，这与“四小龙”都奉行儒家学说不一样。

　　但“金砖四国”有一点因素是一致的，就是中国发展模式，即“北京共识”。其基本经验：循序渐进地开放、改革。这种模式转变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全球化、经济自由化深入发展。过去10多年，很多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全世界出现很多外向型经济，很多地方出现了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通过海外的投资，很多国家的经济全球化了，由此出现了很多低价、有效率的产品，世界上生产突然增加了，最后导致成本下降，产品越来越便宜，而对工业原材料、能源需求就不断增加，价格不断上升。同时生活改善后，人口增多，对农产品需求也不断增加，“金砖四国”有较强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能力，在农业、原材料、能源方面占有优势，同时不完全靠出口来进行激烈竞争，而各自有内部市场。

　　第二，小型开放经济在金融方面受到的危险不断增大。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小型经济受外资冲击机会大，保护自身金融体系能力低。目前，小型开放经济在金融方面受到的危险越来越大。伴随着资金流动，出现了新的财政、金融工具，也就出现了新的金融经济安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地区安全。而大的国家，尤其是不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就具有防卫、保护自己能力的优势。整个世界金融秩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国际金融体制是“金本位”，现在并不能保障本地区的金融安全。

　　第三，“新经济”浪潮推动生产变革。随着新的技术演变，导致在新经济年代，产生灵活的新生产制度，一个地方可以生产很多不同的东西，生产的范围要比以前广大。如过去福特公司生产追求规模，以降低成本。现在通用电气公司利用新科技，可以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不一定非得需要很大的规模。一个大的经济体，可以生产很多不同的产品，经济上就可以拥有很大的活力。

　　第四，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增加。亚洲金融危机及9•11事件之后，经济发展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地区安全、军事能力、能源安全等成为新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大型经济体有资源，发展就能稳定，从而减少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而上世纪“冷战”结束后，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如今这么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