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财政部，大伙儿喊你减税呢！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衷心期待以国家大局为重，放下“部门利益”，以猛烈的减税开启消费时代的到来。

　　1．消费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希望

　　从 2001 年入世到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最爽”的时期。但是隐患早已埋下。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把这段时期称为“中美国（ Chimerica ）”：

　　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次贷危机后，过度消费的美国民众只得面对现实：去杠杆，少消费。

　　于是问题来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现在美国少消费了，中国怎么办？答案只有两个：一是中国少生产（这意味着经济减速），二是中国多消费。

　　在金融危机后失衡的世界中，消费成了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希望所在。

　　2．消费为什么很重要

　　关于消费的重要性，林毅夫发表过“误国误民”的观点：

　　• 我不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 过分强调消费，就是没有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特性。如果接受国外那些理论，让中国必须以消费为主，这是公然要求中国陷入危机。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多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

　　• 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喜欢“说大话”的林毅夫，其实大错特错。错在哪里？

　　道理其实很简单：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卖出去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库存和废品。能否卖出去，当然要看消费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过去中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其实是“借用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表面上看，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是出口和投资，其实最终动力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消费是一种美德，节俭却是坏习惯。

　　1936 年，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

　　• 一则古老的寓言：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兴隆，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不能如此挥霍浪费，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贯彻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结果出乎预料，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了。

　　• 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林毅夫和凯恩斯差距实在太大了，劝君还是别抱怨自己没有获得诺奖提名了。

　　问题是，中国人太喜欢储蓄了，而消费率之低令人惊讶。

　　• 2017 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到 40%，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美国（69.5%）的水平，也低于老龄化严重、消费增长低迷的日本（56.3%）和韩国（47.8%）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要知道，印度人均收入远低于中国。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2015 年度《世界概况》称，卡塔尔、科威特和中国大陆在收入储蓄排行榜上位居前三甲。卡塔尔、科威特都是产油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的储蓄率实际是世界第一。

　　对消费的重要性，中国高层有清醒的理解和认知。

　　2014 年刘鹤撰文指出：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可见，在刘鹤心中，消费是与创新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

　　3．消费有潜力，但是…

　　差距就是潜力。中国的消费率之低，意味着潜力之大。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2018 年 7 月，《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养老、教育、医疗有望成拉动内需‘三驾马车’”，不料却引发不少舆论抨击。笔者认为这篇“弘论”简直是“黑白不分”，纯属找骂：

　　• 养老、教育、医疗，是消费者的痛点，是制约消费的瓶颈，而非拉动内需的动力

　　• 养老、教育、医疗，本应是政府公共预算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却把包袱甩给了消费者，严重影响了消费意愿

　　可以说，教育、养老、医疗、房地产，是压制中国消费潜能的“四座大山”。

　　与房价焦虑、房租焦虑、医疗焦虑、教育焦虑相伴随的是消费后劲发力。

　　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蔡继明的研究，住房贷款占存款的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支出下降 0.2 个百分点。

　　• 2018 年 7 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 8.8% ，为 2018 年以来次低水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实际增速为 6.5% ，创下了近年来新低（参见下图）。从 1 - 7 月累计增速看，名义与实际增幅分别为 9.7% 和 8.06% ，均为近年来的最低。

　　更令人焦虑的是，即便这一增速也还是靠“居民加杠杆”换来的，前景更不乐观：

　　• 1996 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只有 3% ，2008 年也仅为 18% ，但是自 2008 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到 2017 年已经高达49%，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 20% 上升到 50% 以上用了接近 40 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不到 10 年。

　　▲居民债务/GDP

　　• 根据今年 8 月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领衔发布的中国家庭债务状况报告：中国家庭债务已经超过可支配收入，比例高达 107.4%（意味着入不敷出），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

　　4．中国为何消费不起来？

　　从基本原理来讲，决定消费的有两个因素：

　　• 收入水平

　　• 消费倾向：前面已经论述，教育、养老、医疗、房地产“四座大山”严重降低了民众的消费倾向，而是不得不存钱养老、存钱看病、存钱读书、存钱买房。

　　居民收入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长期趋势非常明显：

　　• 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下降

　　• 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下降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是因，消费占比下降是果。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通俗地讲就是：居民收入增速赶不上 GDP 增速。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显著低于同期的人均 GDP，而且两者间的差距逐渐拉大。2017 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值不及全国人均 GDP 的 1/4 。

　　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居民获得的蛋糕占比越来越小，这是为何大家抱怨“获得感”不足的根源。国际对比更能说明差距：1990 年以来，美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平均值约为 55%，显著高于中国。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国家可以划分为三个部门：

　　• 居民

　　• 企业

　　• 政府

　　居民占比下降，谁的占比上升？

　　•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 - 2017 年，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速为 13.76%，而我国 GDP 的年均增速则为 9.5% 。

　　• 绝大多数年份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 GDP 增速。1994 - 2014 这 20 年间，政府财政收入翻了 26.9 倍；同一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翻了 8.3 倍；而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翻了 8.6 倍。

　　5．关乎国运的时代课题

　　要提升消费能力，选择无非有三条：

　　• 下决心减税，放水养鱼，休养生息。具体方法包括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税率。

　　• 政府把用于“铁公机”的经费用于教育、养老、医疗，实现从投资性财政向福利财政的历史性转型。 

　　• 下决心抑制房价，根除“土地财政”的毒瘤。高房价本质上也是一种税收，因为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合计占到房价 2/3 左右。

　　6．财政部：大伙喊你减税呢

　　长期以来，财政部的减税诚意备受社会各界质疑。

　　• 2014 年 3 月，柳传志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2014 ”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提问：

　　（中国经济）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 GDP 的增长，最后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老这么下去我自己以为中国永远变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不知道楼部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楼继伟的“神回答”是：

　　如果我能出现您说的那种现象我就太高兴了，没那回事儿了。

　　除了否认事实，财政部另外一招就是“危言耸听”。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说：

　　从稳增长来看，改革比全面减税更重要。这些年来一直在实行结构性减税，但效果不彰。究竟是减税力度不够，还是改革进展不理想所导致，究竟是减税优先，还是改革优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地方基层财政又在重现 2005 年以前的现象：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减税可能首先触发地方财政危机。

　　不肯减税，把经济不好的责任推给“改革不力”，甚至威胁说“减税会触发地方财政危机”。财政部的减税积极性，由此可窥一班。

　　不仅如此，刘尚希还“诡辩”地说：

　　按照拉弗曲线原理，税率已经处于拉弗曲线右侧，抑制了增长，必须全面减税。如果真是如此，北欧国家更要全面减税，因为北欧国家的宏观平均税率接近 50%，不然，北欧的经济就会停滞。而事实上并未出现。这说明，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就会进入拉弗曲线的右侧禁区，没有标准，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取决于一个国家老百姓对“福利—税负”匹配组合的选择。

　　拉弗当年为了说明减税的必要性，急中生智在餐厅的一张餐巾纸画了一条抛物线，只是一个示意图，并未给出精确的结论。在这之后，他也没有严格证明最优税率是多少。事实上，也无法给出一个任何条件下都存在的最优税率。以拉弗曲线来证明全面减税是不足为凭的。

　　人家居然有勇气都拿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作为对比，咱还能说什么呢？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忍无可忍吐槽说：

　　• 财政赤字并不是越少越好，更不是收入增长越多越好。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财政收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注：2018 年 1 - 7 月税收收入增速达到令人咋舌的 14% ）。用我一位同事的话讲，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 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但是企业和居民缺少实实在的获得感，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公开资料显示，近几年的减税降费规模超万亿元，但这两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 GDP 的增速，单位 GDP 承担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这种现象让老百姓对减税政策的效果产生质疑，对市场的预期引导也会有问题。背后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是个系统工程，文件上规定的税率和税基可能减少了，但实际的征管力度可能加强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最近也直言：

　　• 我们税收收入结构是畸形的，政府税收 70% 是流转税，大家在不知不觉中负担这种税，生活当中你摸什么都是税，但因为不是那么透明，你感受不到。实际上，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 22 万亿，中国 13.8 亿人，人均税负至少 1.5 万。一家三口一年大体就是 5 万块钱。我讲的是平均数，你在北京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因为全国 70% 的税收来源于东部。

　　不仅是学术界，以曹德旺、蒋锡培为代表的企业家呼吁减税，也引发强烈社会共鸣。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再平衡”的十字路口，衷心期待财政部以国家大局为重，放下“部门利益”，少一些辩护、少一些借口，多一些诚意，以猛烈的减税开启消费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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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