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航海时代：比黄金更珍贵的是人心所向

　　文/秦朔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新浪网联合微博推出《千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专题报道，口述历史，重温变革，向那些为时代、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翘楚们致敬。

　　此文为《千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卷首总撰稿秦朔先生撰写的项目开篇。点击观看预告片《改革开放40周年 在镜头里读懂“伟大觉醒”》

　　一

　　500多年前，欧洲人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这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当时驱使欧洲人舍生忘死奔向新大陆新世界的最重要动力，是他们认为那里有黄金。

　　哥伦布说：“黄金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进入天堂。”

　　恩格斯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

　　这个过程充满了探险的传奇，也浸透了血腥和奴役，但它拉开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序幕，如同马克思所说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这种曙光，一方面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另一方面，“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当这样一股力量和古老东方的中央帝国碰撞时，中国便开始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其间有磨合冲突，有落后挨打，有变法图强，最后是大清王朝的挽歌和几近被瓜分的悲歌。

　　二

　　未来会证明，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一次新航海运动。如果说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是西方改变东方的开始，中国的“新航海运动”则是东方的觉醒、复兴，而且也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和权重。同时，这还是一个以生产、贸易、投资为手段，以亿万创业者、企业家为动力的和平进程。

　　改革开放40年不能忘记，因为这是5000年来，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绽放得最灿烂的时光。这个时代并不完美，矛盾和阵痛也时时和我们相伴，但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权利，能够按照自己真心向往的完美方向前进。我们在通往美好的奋斗之路上。

　　幸福从来不会从天而降。

　　几个月前，我参观了深圳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看到原广州军区守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卓基旭描述改革开放前宝安、蛇口一带的情况，“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上世纪60年代有关部门发过一个《人间地狱——香港》的材料。《人民日报》记者奉命到宝安了解群众逃港问题，办了一张过境耕作证，随逃港群众到九龙，发现这里并非“地狱”。有逃港者哭着对他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亲身感受到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在广东负责筹办特区、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许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来了。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习仲勋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时说的话，“千言万语说的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邓小平，这位引领中国“新航海运动”的舵手，1985年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他还说过：“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很多人往往把“革命”和一个阶级用暴力推 翻另一个阶级联系起来，但革命的真义，也可以从《周易》中得到启发，就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什么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呢？《尚书》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上天所闻来自百姓所闻，民意即天意。

　　中国“新航海运动”的动力并不复杂，而是非常简单，就是正视人性、顺从民意。人性驱动前进，合乎人性的观念、理论、主义，才是真实可靠的力量。

　　三

　　中国的“新航海运动”，不仅是顺从民意的改革驱动的，也是朝向世界的开放驱动的。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制造业的完善依赖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支配。他说，从逻辑上，中国很适合发展制造业，因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 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

　　但当时的中国制造业为何没发展起来？亚当•斯密讲了两个原因。

　　一是“重农主义”，“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

　　第二，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

　　重农、重土，轻视贸易、禁锢国际贸易——让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先天优势，后天统统失灵！

　　改革开放，从“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外向型工业区、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将中国经济和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开放驱动中国，订单驱动中国制造，市场仿佛有一种魔力，倒逼你不断改进、升级、迭代，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弹指一挥间，远航的中国船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边。无数冒险家、企业家就像当年的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

　　每个企业都在造东西，无论商品还是服务。但是一切制造之上的制造，也就是支持所有创造性劳动、生产性活动的观念和机制，是单个企业所无法创造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公平化的制度环境，是中国“新航海运动”的根本保障，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更加如此。

　　500年前那些掠夺了无数黄金的欧洲人，最终并没有赢得世界，而是秉持“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财产权”等原则的美国，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赢得了一个多世纪的领先。

　　人心比黄金重要。今天，14亿中国人的人心所向，就是“新航海时代”中国之方向，中国之动力，浩浩荡荡，顺之必昌。（本文是应新浪邀请所写，作为新浪网联合微博《千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开篇序言。）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