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影响力投资就是“有所投有所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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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蔚华：影响力投资就是“有所投有所不投”

　　来源：中欧北京

　　“财富的增长引起的社会问题，需要从财富本身解决。”马蔚华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高朋满座”论坛上说。

　　卸任招行行长后，马蔚华先后担任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壹基金理事长，以极大热情投身公益金融领域的推广和探索。他在当日演讲中提出，影响力投资、公益金融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途径。

　　众多关注和参与投资的中欧企业界校友现场参与，在互动中就影响力投资的收益、如何落地和选择行业项目等问题与马蔚华进行了热烈的对话交流。

　　马蔚华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

　　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

　　兼首席执行官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我很荣幸、也非常高兴今天又回到中欧。

　　我的工作生涯里，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从货币政策到金融监管都做过。在我卸任行长前后，很多国内外机构邀请我，我都拒绝了，但没有多想就接受了王石和李连杰的邀请，同意担任壹基金的理事长。因为我在招行的时候就是壹基金理事、预算委员会主席，不过当上理事长以后“麻烦事”就来了。

　　困难不在于“求人家要钱”，而是做好事经常不被理解甚至被怀疑。当时我在壹基金推行现代商业银行式管理，比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控制风险，但是银行有激励约束机制，壹基金是没有的。我觉得公益组织需要变革，举个例子，十年前同样从名校毕业，一个到华尔街，一个去做公益，前者十年后成了亿万富翁，后者十年后可能还没有房子住。所以公益要想持续，必须给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我想公益金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让金融和公益结合起来，这也是全球公益发展的趋势。什么叫公益金融？我的理解是：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来管理公益组织，用市场的原则配置公益资源，用金融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今天我讲的影响力投资，也是公益金融的一个主要部分，它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今社会人性向善、商业向善和金融向善的必然结果。

　　01

　　影响力投资缘何产生？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定的公益慈善形式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结合的，公益金融是生产力、经济和科技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必然趋势。

　　回顾公益慈善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益的范畴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财富急剧增长，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基金会开始形成，并采取了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和董事会治理结构，现代公益慈善逐步成熟。

　　新公益时代

　　进入二十一世纪，商业模式被引入公益领域，在本质上是公益与金融的结合，最明显的趋势是影响力投资的快速发展，它旨在追求正向财务回报的同时，也追求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包括影响力债券、公益创投、慈善信托、普惠金融等等方式。

　　大家都知道，人类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对贫困的发生、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等等。联合国发布了一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提出17项指标，包括环保、扶贫以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每年完成这些指标需要3.9万亿美金。但是目前全世界慈善捐赠加上政府投入，仅仅是1.4万亿美元，还有巨大的缺口，仅靠慈善捐赠是解决不了的。因为问题还不断产生，你解决了老问题，新的问题又发生了。

　　但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笔投资、每一个企业、每一项经济活动，在取得经济回报的同时能回报社会，减少社会问题的发生，就是从治本上来解决问题。影响力投资是投资行为，可以按照PE和VC去获取回报，但同时又必须为公益和社会做贡献。

　　我记得福特有一句话：

　　我想这样的企业越多，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想法，但是理想要靠我们一点点去努力。

　　02

　　金融可以成为向善的力量吗？

　　接下来，我们探讨金融能否成为一个向善的力量？能不能解决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一说到金融，大家就想到华尔街，很多人有质疑，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在很多人心里简直成为贪婪的象征。究竟金融能不能向善？我们先从商业向善来研究。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布文章，认为企业管理者对股东负责，最主要的责任是给股东创造利润，这在70年代的美国是主流价值观。

　　到了八十年代，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企业要想在这个经济社会环境里创造利润，不可能对社会自然环境没有影响，如果产生负面效应，比如污染了空气和土壤，就应该对问题负责。社会责任的概念就在美国出现了。

　　1999年我在招行时，看到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都在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也开始做，那时候是稀有的个别现象。今天，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董事会都要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社会责任已被大部分的企业认识和接受。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研究商业伦理的学者爱德华·弗里曼，他提出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要同周围的人和事物产生关系。在哈佛商学院，就有一门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基础课，企业要学习处理好与利益相关方包括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等方面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有一个“多米尼400”社会指数，选取了400个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上市公司，过去十年“多米尼400”指数一直跑赢“标普500”。在中国，我们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也在尝试做“义利99指数”，就是以“义利并举”为原则，选取99支股票，它们同样跑赢深沪指数，这也说明义利兼顾的企业更受到社会和资本领域的广泛认可。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是由国内近50家机构2016年联合在深圳创立的中国首家社会联盟类公益机构，重点关注教育、健康、环境、养老、公共安全、反贫困等领域，支持影响力投资项目，马蔚华是该机构目前的轮值主席。

　　金融能不能向善？我在美国考察，发现金融向善也成为华尔街的一种趋势。首先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对这些金融机构尤其是投行印象不佳。所以其实是JP摩根、德意志银行、高盛、摩根史丹利更早开始做影响力投资，因为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形象，鼓励公众重建对金融业的信任。

　　摩根大通联合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影响力投资列为投资市场的一个新兴类别，之后影响力投资在华尔街成了一个时髦的概念。而且这些做影响力投资的高管多来源于华尔街传统的知名金融机构，尽管现在他们的工资可能低了一点，但他们会觉得这件事很神圣，很有意思。

　　美国对影响力投资用六个方面来衡量：经济状况，就业、赋权、教育、道德、环境，英文首字母都是E，所以简称“6E”，成为投资者选择股票投资组合的标准。

　　星巴克在决定减少25%耗水量的六年的时间里股票价格上涨了三倍；世界上最大的矿业是必合必拓（BHP）注重节能、节水规划，也赢得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都说明金融市场给了影响力投资足够的回报。

　　未来30-40年，全世界财富将处于代际转移的阶段，这一代创业者要把财富给下一代。而千禧一代对社会的责任感比我们高，比如现在斯坦福的学生就要求金融要加入科技、公益、人文等。如果金融家继续唯利是图，就可能失去这一代巨大的潜在市场。

　　目前在中国，搞公益的人不太懂商业、更不懂金融，搞金融的人不愿意搞公益，所以二者的结合还需要一段时间，但用发展的眼光来判断，这显然是一种趋势。

　　03

　　影响力投资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影响力投资既符合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精神，也符合中国十九大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它以更具可持续发展的姿态，架起了投资回报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共赢桥梁。

　　从“创新”理念看，影响力投资把金融和公益相结合，是典型的金融创新工具，比如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债券，都是引入资本来更大规模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形式；影响力投资不仅重视经济效益，也重视社会效益，践行了“协调”理念；影响力投资要求保护生态，“绿色”是应有之义，比如绿色金融，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都是用可持续性发展理念渗透到金融产品的各个领域。

　　影响力投资本身也是“开放”的产物。6月份我去牛津大学商学院，校长给我们做影响力投资提了两个建议：影响力投资应该和代际传承相结合，和一带一路结合。我们很多企业在国外的形象是搞关系、拿资源，这是不可持续的。对社会负责，对资源负责、促进社会和谐，这才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另外我们也欢迎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投资到中国来，我相信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力投资的市场。最后，影响力投资就是为了让社会更美好，每个人都能“共享”这个成果。

　　十九大提出我们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过去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在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比如收入不平衡、教育医疗保障不平衡、环境生态质量不足等等，这些确实是很沉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十三五规划为此有很大的投入，但是光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必须让全社会参与。

　　我记得管理大师德鲁克有一句名言，他说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的时候，这个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举个例子，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中和农信项目，它为无法从商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的贫困人口提供无需抵押的小额信贷，帮助他们提升自立能力，从而摆脱贫困。像蚂蚁金服、红杉资本、德泰投资等等都投了中和农信，通过扩大资本，支持贫困人口享受金融服务。

　　2017年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上，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获首届“年度社会企业”大奖。

　　虽然普惠金融也面临风险，但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风险和成本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所以公益不只要和金融相结合，也要和科技相结合。我现在还担任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我们设立了创业投资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等，欢迎科技力量投入到影响力投资中来，成为公益金融的推动力量。

　　04

　　推动影响力投资要做五件事

　　影响力投资在中国有非常大的潜力，我们首先要唤醒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形成共识。第二步就是建立一些影响力投资实体，很多PE就可以按照影响力投资的标准去塑造。比如美国有GIIN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全球影响力投资者联盟，会形成影响力投资的衡量标准。以后我们既可以把国外好的经验引进来，也可以探索建立中国准则和标准。

　　我常居深圳，深圳凭借创新力和包容创新的环境，在这方面可以说走在了前面。我们正在协助深圳市福田区在未来五年打造公益金融之都和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去年12月，国际公益学院在深圳举办了国际公益金融峰会暨首届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论坛，70多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包括国外有名的基金会，像福特基金会，当场决定加入我们倡导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共识”。今年9月我们还会继续办峰会。我们也正在组建中国第一个影响力投资基金。

　　为促进影响力投资发展，我们需要搭建生态，搞一个标准、一个评估体系、一个指数、一个信息平台，完善一个体系。经济效益的考核很简单，但社会影响力的衡量标准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探索。我们的义利99指数请了很多的专家研究指标，但还是有缺陷。在此也欢迎法律、智库等第三方机构的支持和建议。　　

　　到去年年底中国已有六千多家基金会，但懂公益的高管人才十分缺乏，所以我们的公益很难发展转型。我现在还担任国际公益学院的董事会主席，并且专门设立了一个公益金融中心，把国际上最顶级的影响力投资专家请过来，希望培养中国公益金融的领军人才。只有公益金融可以吸引人才，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上是我对影响力投资和公益金融的一些理解，这是一个刚刚兴起的趋势，欢迎大家批评和交流。谢谢！

　　Q：影响力投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穆罕默德·尤努斯先生在孟加拉建立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专门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但利率非常高，最高达到了20%。有一次我在活动中向他提问，他说因为我们的风险很高，如果利率不这么高的话可能就发展不起来。那这和中国很多P2P公司是不是很像？您觉得格莱珉银行模式适合在中国发展吗？

　　马蔚华：它和中国的P2P还是不同的，P2P本来是基于互联网的民间借贷，Facebook也在做借贷服务，但为什么美国的风险小，因为他们有智能终端、大数据，最重要的是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的P2P主要问题就是成了资金池，有的拿钱就跑了，造成很多老百姓的损失，这跟尤努斯（格莱珉银行模式）不一样。格莱珉银行主要是资助贫苦地区的妇女，确实风险很大，所以利用高利率来冲抵高风险。尤努斯之所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也有那个历史年代的特殊性。

　　Q：影响力投资很多是面向于公益，公益把很多收益给到了社会大众，所以投资收益率并不一定高，如何去解决这种问题？

　　马蔚华：假如你是做投资的，你选择以影响力投资的标准去投，那就应该“有所投有所不投”，这就是对中国影响力投资的一种推进。这个事对环境有污染，我可能不投，这个事不符合减贫的需要，我可能也不投，不该挣的钱不挣。在投的领域，回报也是有高中低的，根据不同的回报来做不同的选择，这还是要看投资机构的需求。

　　Q：我来自交通设施建设领域，影响力投资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您有没有可以落地的思路或者是建议？

　　马蔚华：前两天我去贵州，贵州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很高，我看到它的交通解决得很好，每个县都通公路，高铁也是四通八达，前几年转移支付和企业投资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交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贫困的方法。虽然投交通刚开始肯定是亏的，因为车辆不够。但“耐心资本”是看长期，我觉得可以研究一下，通过资本运作，比如把十年期的贷款证券化，以此实现投资收益在时间维度上的平衡。

　　校友说

　　我是做投资的，对今天这个话题有特别的感受，也学到了很多。这两年无论是基金还是LP，都越来越强调社会责任的影响。现在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考核体系，就是ESG投资标准（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的简称），跟影响力投资非常相似。我们看项目的时候，就会注意“挣我们该挣的钱”。还有对被投企业，他们对环境的影响、社会责任感和公司治理都会有非常高的要求，要披露给我们投资人和LP。整个投资领域都非常重视，而且在逐步践行，我也希望能做得越来越好。

　　——曹霞（中欧EMBA2018级北京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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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