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自称变成熟:一切皆为过眼烟云 痛苦经历都是财富

　　对话王石：我现在成熟了

　　他曾经说自己是个“青涩的苹果”，很不成熟，对很多事情认识还很幼稚，现在他觉得自己成熟了。

　　6月初，仲夏来了。王石带着一众企业家聚在北京谈环保，对他来说这是目前重要的安排之一，另一个是公益。

　　他是多个公益机构的创办人以及捐赠者。拉萨盲童学校的孩子把他从上到下摸一遍说，“叔叔，你是一个好人”，这个细节在他脑子里待了好多年。

　　在无锡梅园，荣氏家族的故事给他带来撼动，他觉得那才是无功利心的捐赠与公益。他承认他现在做环保和公益处于有功利心的阶段，但他并不认为处于这个层次有多么不好。

　　2018年1月23日，王石在北京水立方举办“回归未来”演讲。他谈人生、谈困难、谈亲情。人们认为对他打击最严重的是2016年时的“万宝之争”，而他则说，2008年就汶川地震的发言搅动的舆论地震才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当时有人给他建议：离开万科，离开中国。他没有听，他说自己从中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他意识到他的个人影响力比想象中的要大。

　　“人生应该怎样去面对艰难时刻？”他经常自问。后来归结于，是他的勇敢和愿意探索的精神让他走了过来。勇敢、愿意冒险，这一点他确信无疑，从他1983年走进深圳开始。

　　走出来的他还时常会想起身处“至暗时刻”时的感觉：孤单、无援、软弱。那些事情也让他时刻反思自己：我吝啬吗？我高尚吗？我是否可以更高尚一些？

　　许巍的《蓝莲花》里有句歌词他很喜欢，经常不自觉地哼唱，也会在公共场合率众唱出来：“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他说，里面说的是“自由”。

　　他曾经说自己是个“青涩的苹果”，很不成熟，对很多事情认识还很幼稚，现在他觉得自己成熟了。

　　从王石1983年走进深圳开始，似乎意味着他愿意用行动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勇敢。有人因此说他感性，熟悉他的黄怒波说他其实是一个诗人，也有人说他的底色是“科学的理性”。　　

　　读书时，王石的数学、物理成绩一直很好；青年时曾是无线电发烧友，喜欢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创业之初原打算进入电子行业，希望创立一家类似索尼的公司，追求对社会进程产生正面影响。

　　只不过，爱好“科学”的王石，人生却屡屡“错位”——“现实生活中我一直被选择”。纵观王石的成长经历，17岁希望当个无线兵，却做了5年驾驶兵；大学时不喜欢所学的排水专业，课余自学政治经济学；即使后来创立商业帝国，却感叹自己不喜欢做商人，也不喜欢做房地产，因为后者“太粗放”，没有技术含量。2000年之后，他开始在推动行业技术上的突破，比如探索住宅产业化、绿色三星标准等。

　　联合国环境署首席科学家刘健2009时认识王石，他说他记得当时王总说过一句话，“我们企业家改革开放前30年学的是怎么挣钱，后30年我们学会怎么花钱”，刘健说，这句话变成了环境署的名言。

　　2009年，王石第一次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中国企业家要在大会上发表什么样的观点，王石带过去的叫“北京宣言”。他不知道到哪去公布这个宣言，就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走廊里找了几个志愿者来宣布，给他印象很深的是他见到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解振华问他，“为什么我们中国代表团谈判这么艰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我们答应的条件给你们企业压力太大了，你们能不能兑现？”

　　王石说，“我们来参加这个会就是一个姿态，对中国政府的这样的承诺，我举双手赞成”。王石记得解振华说，“你们企业家是这个态度，那真是太好了”。王石始终认为企业家应该和科学家多接触，这样可以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尤其是在环保的问题上。

　　王石喜欢褚时健，褚时健73岁创业，现在90岁，还在研究家族事业如何走，这是他希望自己能拥有的第三个人生阶段。他说，“人步入老年，应该积极起来，既要健康长寿地活着，不要成为孩子负担，还要活得有意义。不做贡献，不创造价值，没有意义。”王石曾在演讲里描述过他的第三阶段：“原来没有准备66岁从万科辞职，比我计划的早了4年，现在还在适应。第三阶段要有愿景、要对社会有贡献、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褚时健

　　上世纪50年代出生、80年代从无序到有序走过来的企业家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有实业强国的情怀。所以他会继续选择去游学。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成为学子中鲜见的中国企业家，带去中国企业家的声音。“对于外国，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从书本上知道的。我们都要补上这一课。”

　　曾有很多人问他登山不怕死吗？他调侃式地问，不登山就不死了吗？登山是一个直面死亡的过程，你没有办法回避，必须面对它，能直面当然就会比较坦然。平时生活中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多想到身后事。

　　王石说他登上高海拔濒临死亡的感觉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当时只觉得两个耳朵很暖和，感觉太阳温暖地照耀着他，但是他看了一眼，没有太阳。他又特别想坐下来，觉得如果能坐下来，就太美妙了，如果再能闭上眼睛就太好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提醒他，绝对不能坐下来，如果你坐下来，就会死。

　　他撑着这股劲下了山，跟医生交换意见时，医生告诉他说，他那种状态就是濒死状态。所以，在海拔8千米的地方遇难的人没有面目狰狞的，“因为很美好，像另外一个天堂的感觉。”想到那些遇难的人，他觉得可能有的不是走不出来，“可能就是觉得很美好。想停下来。”

　　濒死的经历告诉他，要冒险，也要经得起诱惑，飘飘然好像真的要进入天堂的诱惑真的很大，痛苦到极点就是一种美好。

　　有着一众企业家关系的刘东华说，“我们每个人可以选择做英雄，你认为什么是对的，生活中什么是美好，你就坚定不移面对它，追求它。如果有挑战，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灵魂死亡是每个人的选择。很多人如果自己脆弱，不愿意做英雄，就会选择嘲笑英雄，不敢直面自己的放弃，也不愿意承认那些真正成为英雄的人。我们都要选择做英雄，如果你觉得太难，太险，我们适可而止，但是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地对人类的英雄，对我们身边的英雄表示深深的敬意。”

　　1984年万科成立，1998年万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2017年6月，王石正式谢幕。他记得宣布决定的那天，一切都非常平静。后来感觉不一样了，有点虎落平川。他遇到了一个终极问题：对许多企业家来说，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企业。

　　他意识到，想放下不行，克服不了权力欲也不行，一定要给自己再开辟一个新天地，到社会上开辟一个你可以发挥作用的场所。这就是为什么万科上市以后他更多开始到社会上做公益、做慈善的原因，“到户外去实现个人儿时实现不了的梦想，去登山，去飞伞，去帆船，去赛艇。”

　　6月5日，王石接受了《南风窗》的专访。

　　业就扁舟泛五湖

　　对话王石

　　登山“命定论”  

　　南风窗：在《朗读者》中，你是怎么想到读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的名篇《论幸福生活》里那些文字的？你说致敬2002年北大山鹰社的那五个青年学子，你们之间有交集吗？

　　王石：我本人特别喜欢古罗马史。古罗马的一些文献人物、历史学家、哲学家，都在我的涉猎范围内。甚至觉得很多古罗马历史发展当中的人物、事件，对现在来说还有非常值得借鉴的意义。当然我也喜欢他们的很多诗文，比较符合我的口味。选择古罗马塞涅卡的《论幸福生活》也是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就把几段不同地方的文字重新编到了一起。

　　我和那几个学子间没有交集，但是和山鹰社是比较熟的。

　　我1997年开始决定登雪山，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全年就进行登山方面的训练，一直到了1999年开始登第一座雪山。2000年登珠峰北峰章子峰，7500米，登顶以后发现玉珠峰发生了山难，我们队撤下来后直奔青海搜救。当时北大山鹰社的社长曹峻，和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登山的山友也赶到了玉珠峰，也一块参加营救。这样间接地和北大山鹰社建立了联系。

　　北大学子出事时，我在德国很悲伤，但并没感到很特别，登山嘛，都要冒生命危险的。但是网上的反应99%是负面的，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去登，他们这样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学校，对不起国家等等。

　　那晚我就夜不能寐，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文章里主要说山鹰精神永存。登山就要是冒险的，虽然他们遇难了，但这种对未知的好奇，敢于冒风险去探索的精神，我认为应该认同。北京大学讲的是科学、民主，探险精神方面还缺乏一些，但是北大山鹰社的登山赋予了北大新的精神。这是我们民族欠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欠缺的。虽然作为个体是悲剧，但是他们这样集体遇难，引起社会震动，反思，这种精神更值得肯定。

　　后来校方给了学生很大压力，基本禁止他们再登比较高的山。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还到学校和他们沟通，希望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来，继续在高山探索。

　　曹峻后来也到万科工作，再之后他辞职，专门从事户外探险工作。

　　2008年，我登希夏邦马峰。那个地方比较偏，而且也不是很有名的一座山峰，8000米。那年的希夏邦马峰，就两个队，一个中国队，一个西班牙队。我到了大本营一个礼拜，有一天队长站在门口说，有客人来访问你。我吓一跳，这荒郊野岭的一共就两个队，有客人来访问我？我一看是刘炎林，他是当年北大山鹰社的社长，山鹰学子遇难那年，他没在突击队，就幸免于难。他说准备给当年遇难的学子们建一个纪念碑。我们就一起选了一个地方，把石头搬到那儿，建了一个墓碑。

　　很多时候吧，我就觉得与登山的缘分，冥冥之中是一种命中注定。

　　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  

　　南风窗：之前一直比较关注登山，现在关于运动，你的一个关键词是赛艇，这两项运动对个人来讲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王石：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登山是非常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潜台词就是我能你不能，我不但企业做得很好，还能登珠峰。你说登珠峰不得了吧，我还可以登第二次，还可以登第三次，它更多的表现是与众不同。当然，这个时代也很需要英雄主义。

　　我是2001年开始划赛艇的，因为登上了珠峰大家都关注珠峰。但真正把经济和公益结合起来是2012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赛艇对抗赛在牛津剑桥这两个名校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他们把现代运动也推广了起来。

　　从客观上来讲，因为到哈佛之后没有时间再去登山，你只能在校园里，但是你又喜欢运动，健身房又满足不了你的需求，所以我在哈佛做了两年的个人帆船。到了剑桥之后主要就是赛艇，校方知道我喜欢划赛艇，就把我安排到校队一起集体训练。剑桥是什么情况？33个学院，一个学院一个赛艇俱乐部，给我安排的是校队轻量级的。所谓轻量级就是有重量限制，没有重量限制我没法和他们一块训练，那都是一米九以上的个儿，体重都是90公斤以上，像我这样的70公斤不到。

　　这个训练非常系统，我突然发现，赛艇是非常平等的一项运动，如果你追求特别，就没法划了，效果也不好。我以前一直在划，但是都是我到哪儿教练陪着我划，我参加比赛时，都是和万科队一起，一般都给我留好一个位置，顶多比赛之前会练一练。

　　刚开始我有点担心，我是业余的，年纪又比他们大得多，担心体力跟不上影响他们的成绩。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很顺。为什么呢？他在迁就你，因为是一个团队，你跟我一块划我就要迁就你，要不就不一块划。

　　我慢慢体会到划赛艇运动，是个集体主义运动，不是平均主义，是弱的要往上赶，一定要赶，才不影响大家。强的就来迁就你，我让你一些。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配角，所谓配角就是你体力不够，不能当动力手，能力经验不足，不能当领浆手。我现在是领浆手，因为别人的迁就，我提高了。领浆，很明显感觉又不一样，我根据他们的情况该慢就慢，该快就快，更多是照顾别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速度，大家力量往一块去使。

　　实际上这个社会何况不是如此呢？一个团队，一个公司，有能干有不能干的。以前，我就重视能干的，不能干的我根本不在乎他，现在就不是了，因为这是个团队。能干的不要太快，不能干的，人家都在兼顾你，你再多努点力。你会发现这个道理用在企业管理上是一样的。

　　那就有发现了。比如说我过去来开会，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一言堂，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每个人要不不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就一定要发言，发言无非就是左、中、右。有非常极端的，那就往回拉一拉，保守的，再推一推。为什么呢？文化是大家形成的，按照这个去做，工作效率就特别高。

　　这个就是登山和划赛艇这两项运动带给我的最大收益，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非常有意义，值得推广。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体会就更深了。我之前是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动声色的英雄主义。我说我登上了珠峰，你说不得了你登上珠峰，那我就去两次，一次北坡，一次南坡，显得好像很无所谓，实际上是在显摆自己，这是不动声色地显摆自己。

　　爱上划艇不等于否定登珠峰，它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从功利心到不再计较  

　　南风窗：4月份你宣布担任远大科技联席董事长，媒体称之为“复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王石：我和张跃（远大科技创始人）基本上算是同一代企业家吧，他创业于1988年，比我晚了5、6年。我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比如说我是属于对户外探险运动很疯狂的，张跃呢，买了国内第一架商务飞机，而且马上就开，你去哪儿他就做驾驶带着你去哪儿，吓死你。人的冒险精神体现的风格不一样的，他是另外一种冒险。

　　他身上有一种钻研创新精神，他做的产品一直在创新，不跟随不模仿，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自然、环保，对地球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

　　我在环保上很活跃，其实我是有功利心的。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讲，我做环保是一种比，比赚钱是一种比，企业家做公益做环保也是一种比。比如说比尔·盖茨基金，他是首富，他又是最大的慈善基金。巴菲特呢，他说自己做我不如你比尔·盖茨，干脆我把钱捐给你，这是比什么呢？比做公益，做公益更是一种能力的表示。不但要比谁更能挣钱，还要比谁对社会贡献大。应该说我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层次不好。

　　张跃非常纯粹，他做了很多让你感动的事情。比如，他喜欢玩机械，所以才买了商务机，但他意识到跟环保冲突时，他就停了。当他意识到食品不安全时，就建了1300亩的农场，种粮食、种蔬菜、养鸡养猪养牛，供食堂用，不是商品化，这样比直接采购至少要贵30%。他做的产品，都和环保有关系。他的方向非常清晰，就是生态环保。

　　现在万科也在借鉴张跃，我觉得我很活跃了，他是另一种活跃。

　　他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更不在乎他在环保方面的地位怎么样，他不看重这些。

　　隔行如隔山，我们在一块会吵架，为什么呢？我是从市场角度，从可行性上，再从品牌的风险角度来看的，所以他觉得很好的东西，我不一定敢用。但是他很执着，不妥协，我们在一块吵架，吵了20年，现在依然是合作。

王石和张跃 

　　南风窗：其实无论是金钱还是价值观，你的输出总有自己的姿态，但是社会给你带来的反馈可能未必很正面，当你认为在做一个正面输出，收获的是负面反馈时，你怎么想？

　　王石：我是有功利心的，所以，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一直对你评价非常好，突然跌落低谷时，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其实也会想到，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各方面，总是免不了有欢乐，也有悲伤，有被人家好评的时候，也有被人家误解的时候。

　　从人生的方面，很多年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可能会感到庆幸曾经遇到了这些，如果不遇到这些，生活是不是平淡了点呢？正因为遇到了这些，你才能重新反思，重新认识，尤其已经到了我这个年纪。这时候，你可能才意识到你对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以及这个社会对你的认可，你是想象不到的，也有意外和惊喜。

　　我现在对过去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我不再计较了，给我更多的是鼓励或者鞭策。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说，痛苦经历都是财富。

　　南风窗：你曾经说你的时间分配是3331，比如说远大30%，华大30%，30%的公益，还有10%自己个人的时间，现在安排是否有些变化？

　　王石：有企业发展得好，如果我也能贡献一些力量的话，我就尽量去做，从这个意义来讲，应该说我90%的时间用于公益，10%是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所以应该把公益从90%调整到80%或者70%，这样，我的个人时间就能保持在20%~30%。比如说我希望尽快恢复我的访学计划，因为万科过去几年遇到的情况，我访学停止了一段，还要尽快地把它恢复，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