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宗伟忆与牟其中18年：命运的安排把我推向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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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依夏之言

　　文 | 夏宗伟

　　那时的老牟，很高，很胖。因为血压高的缘故，脸上总是红红的，泛着光。

　　我所有的敏感、小心翼翼都在那时生根。我所有的信念也从那时生根，直到发芽、开花、结果。

　　一

　　回到我的高中。惭愧，我的高中，读了五年。

　　我在巫山上学，要回万县参加高考。一来一去，除了考场的陌生，还要在最后的成绩上高出同学们20—30分才能在万县有同样的录取资格。当时的我也不太懂这些，所谓的不平衡，反倒是在后来的社会经历中逐渐体会到差异。

　　第一次参加高考，完全是盲目的学习，盲目的考试，结果可想而知。家里似乎倒也不急于我去工作挣钱，所以，大姐夫校长说服了我复读一年再考。

　　接下来的一年，我很用功，拒绝了所有娱乐。第二次高考分数一下子升了150分，在巫山达到了二本分数线，可在万县，还是没能上线。大姐夫看我的上升趋势，又劝我再读一年。我也就咬咬牙，蒙头开始了第二次的复读。

　　第三次高考前四个月，瘫痪在床八年的妈妈，终于不忍病痛的折磨，撒手离我们而去。她的离去带给我的伤痛是难以抚平的，失去了心底最深处的那份依靠，本就内向的我越发少言寡语。

　　第三年的成绩，只比头一年多了一分。虽然也恰巧超过了提档线一分，但由于参考人数远多于录取人数，家里又没有关系去四处活动，虽然我憋着劲儿想考出个名堂了却妈妈的心愿，但内心里，却很是消沉，没有信心，没有动力，更没有了斗志。我没有勇气再选择一次复读，那是一件让我羞愧无比而无法面对的事。

　　那年暑假，老四夏宗琼来信说，可以安排我到北京继续读书（那时的通讯还只能靠书信，快的方式就只能靠发电报）。

　　开服装店的二姐一看信，连忙说“去不得去不得”。但最终，命运的安排还是把我推向了北京。

　　那时的万县到北京还没有直达火车，是二姐买了船票把我送到重庆，然后，又买了火车票，把我送上了重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那一天，我刚刚过完二十岁生日。

　　很多年以后，听我哥哥说，当年我离开万县后的一周，家里就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但他们想着我去北京会更好，也就没再告诉我录取通知书的事。现在想想，当时的家里应该还会面对一大笔学费的愁苦吧。

　　所有旁人，哪怕至亲的以为都只是以为，连我自己，也以为我的命运从此掀开了新篇章。

　　然而，我以为的并没有真的发生。

　　二

　　初到北京，我很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因为老四夏宗琼和老牟的关系，家里人员结构比较复杂。我变得处处小心翼翼，生怕给我家老四惹麻烦。我的敏感伴随着我在他们身边的每一天。

　　那时的南德，还在羊坊店15号的院里，一个属于部队的大院。南德租用了地面一层、地下一层用作办公，外加相邻的一处平房，两层的一个小楼。

　　当时老牟和夏宗琼就住在办公楼上二楼的一个大五居里。老牟的两个儿子和夏宗琼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也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老牟的母亲和两个表妹。我的住处是这个大五居进门处的一个小小单间，一张单人铁架床、一张书桌、一个简易书架，就是屋子里的全部摆设。

　　我不是牟家的直亲，加上当时夏宗琼和老牟的关系，我不敢和老牟、他的两个儿子多说话。因为以前也不认识。相处久了，老大会偶尔和我打个招呼，我也只敢怯生生地回应几句，生怕一不小心，就惹了别人不高兴。

　　赶上吃饭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磨蹭到他们吃得差不多了再上桌。人少一点的时候，我心里才觉得不那么压抑。

　　那时的南德已开始着手对苏贸易，和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有业务联系。夏宗琼就将我和老牟的小儿子一起安排进了俄语系同一个班学习，算是走读生。一学期的学费800元。

　　在上学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多次感受到老四和老牟之间关系的紧张，但我当时年纪小，也不懂，老四也不跟我多讲什么。有时候，我在家里找不到她，就会去办公室找她。办公室有时候大门紧闭，有时会就她一人坐在里面发呆。我推门进去，也不敢打扰，就陪着她一起发呆。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也会聊上几句。多半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怀念起我们的妈妈。

　　那时，老四和老牟会经常出差。每次他们出差回来，有时会讲很多话，有说有笑，那就说明这趟出差收获不错。平时，他们偶尔还能一起在客厅看看电视。更多的时候是吃完饭各干各的。我也就不敢在客厅多待，吃完就立马回我的小屋躲着学习去了。

　　俄语系上了三个学期，我不得不辍学。因为没人给我交学费了。

　　三

　　1991年3月6日，我正式入职南德。

　　入职的第三天，下了一场大雪，实属罕见。大雪那天，是“三．八”妇女节，我领到了第一份“三．八”节的礼物，是公司集体发的，一种可以挂在墙上的乳白色干藤上插着紫色干花的花环和一组塑料饭盒。

　　刚被安排上班，完全是一些事务性工作，有时连事务性的工作都没有，只需要每天打卡坐在办公室里。下了班，晚饭后，就是辅导我外甥（夏宗琼的儿子）的学习。后来，遇到外甥学校开家长会、请家长之类，也都是由我出面去了。那时，外甥在羊坊店小学上五年级。

　　用当时南德人事处处长徐一冰（一位受了老牟的鼓动而毅然决然选择下海的第一批海军领导，现任聚龙集团副董事长）后来的话讲，如果当时是由他面试我，我是肯定通不过的。

　　当然不会通过，因为，我被安排上班的初衷，也只是为了更方便地做一个参加外甥家长会的替身。

　　王功权夫妇当时和夏宗琼在一个部门。他们一起在对面小二楼的二层办公。那时叫投资部。楼下一楼是食堂和展厅。展厅里陈列的是对苏贸易中方的各种货物，各色羽绒服、暖瓶、旅游鞋、袜子等等，琳琅满目。

　　羊坊店时期的南德，有一百多人，因为有组织对苏贸易货源的业务部门，一边是索取各类百货的苏联客商，一边是争先来获取订单的国内各地厂商，常常是各色人等络绎不绝，用车水马龙形容也一点不为过。那时的南德，还是有不少能人的。

　　因为我学了点儿俄语的缘故，刚上班，我就被安排在外联部负责内勤、打杂之类的工作，还有接收少量的俄文电传。当时的外联部正在组织一场桥牌赛，外联部的所有人员，6个人，和其他部门几个会桥牌的同事，经常可以在上班时段切磋牌技。我也就跟着旁边学了一些桥牌的基本规则。

　　两个月后，我就被调至总经理办公室，也就是总裁办公室的前身。

　　那时的总办主任是冯仑，但我和他没有直接的工作交集。我的顶头上司是办公室副主任。但我对冯仑曾是中央党校老师的身份记忆深刻。

　　我调到总办工作不到半个月，冯仑就因故不辞而别了。

　　刚调到总办，我很怕自己经验不足，又怕让人笑话是因为特殊关系才进的公司，当时的领导只交待我负责总经理批示文件的上传下达。我生怕出差错，于是处处小心谨慎，不懂就多留心、多记录，竖起耳朵、勤腿脚。

　　虽然只是文件的上传下达，我还是特意准备了一个专门的本子，登记所有经我手的文件、报告，哪个部门何时报上来、老牟如何批示、传下去谁谁签收执行，都一一记录在案，也备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需细心、仔细就行。当时也没有电脑，一切全凭手工记录。那一年，我的月工资200元。

　　文件登记的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了1999年。现在公安的档案里，应该都还保留有我全部的登记文件记录本。以至于公安人员在后来的办案中曾有过感慨：南德的文件保存很有序、很全面。

　　在我的信念里，用我自己的认真，干好每一件交代的事，就算工作到位。这18年里，我也一直秉持着这一份“认真”，认真地工作，认真地活着。

　　四

　　调到总办后的一个周末，我和业务部的同事随老牟一起参与了接待苏联客人的郊游活动。那算是我的第一次对外工作。现在看来，面对镜头的我想笑，又不敢大笑，心里还是怯怯的。

　　太近的距离，会让我有一丝不安。这丝不安仿佛会将我所有的小心翼翼、寄人篱下、忐忑不安击穿。

　　但是现在的我很感激当时的我。那个我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为自己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高兴，为自己实现的每一个小目标欢呼。那个我对未来充满无限想象，对人生开始了描绘。那个我给自己打气，给自己鼓劲，那个我相信一切美好。

　　所有的这些，都在后来的18年里有了新的意义。我也确实还在努力、认真，还在取得进步、实现小目标，我也还相信美好，还要给自己打气，只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征程，才找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好。

　　我能给哪怕是一个人带去希望，带去未来，让他有新的人生，这便是美好了吧。如果有更多人因我的有所坚持而在生活中不骄不躁不气馁，在逆境时鼓励自己，如果有更多人因我的有所坚持而意识到活下去的意义，如果有更多人因我的有所坚持而不枉过生命中走过的每一个时刻，那么，我认为，我的有所坚持也就是美好的，是值得的。

　　1991年6月30日，南德搬迁至后来的永定路21号大楼。这对老牟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很多时候我也在想，老牟这一生，是不是他内心那份信仰所致？有没有那么一刻，他也曾像飘在云端，回不了现实？

责任编辑：李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