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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商品泛滥为职业打假公司的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
专业打假公司的出现，一是由于欧美假冒商品不多，打假不可能成为产业。二是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执法水平较高，做线人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较小
本报记者 陈小莹 发自浙江金华
今年4月份，金华市药监局监察稽查支队将迎来包括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下称“辉瑞公司”)在内的专家组。在这个计划中的合作项目里，跨国医药企业将派出专家，给地方的药品稽查人员培训各种假药的识别技巧。
引入国外专家组是迫于义乌当地越来越严峻的打假形势，各种假药充斥的情况下，稽查人员有时难辨真伪。
“当时我们冲进房间一看，包装上都是英文，除了‘伟哥’(Viagra，学名万艾可)之外，别的药一个都不认识。”金华市药监局监察稽查支队副支队长程焕波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描绘了今年1月4日的一次打假经历，他们是头一次遇到这种“麻烦”。
1月4日，金华市药监局在下属义乌市的某所民宅中查获价值约3000万元的“万艾可”、“希爱力”和“艾力达”三种同类假药。所有药品包装上的全英文标志表明，这些假药将肯定销往海外。
去年全年，中国境内共缴获假冒的170万片万艾可、100万片立普妥以及50万片络活喜。按照市场售价，仅上述三种属于辉瑞公司的药品，就共计价值人民币2亿多元。
全球化的产业链条已经让不法制药商把目光瞄准了国外利润丰厚的市场。
假伟哥的“全球化”
1月4日，新年上班的第一天，正在金华市内巡逻的程焕波接到了来自线人的举报电话。
随后，在义乌市江东路410号2楼的民房里，两个正在从事药品包装的“马仔”被逮个正着。更多未包装的药品也在临近的仓库里被查获。
“我们把所有的药品打包运到药监局的仓库里，整整这么大的有67箱。”程焕波向记者比划了一个大约64立方分米的箱子。”
经浙江省药品检验所的检验，这些药品中含有壮阳药的主要成分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但部分过量、部分不足量。
“这种随意配比的假药肯定会给使用者带来身体上的损害。”金华市药监局负责药品检验的许跃春向记者介绍说。
除了一律英文的包装盒，假药说明书上的阿拉伯文似乎暗示了这批药品的主要流向。
“从我们代理的几起案件来看，假药卖往中东和非洲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流向。”参与调查此案的上海涌道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下称“涌道公司”)负责人称，这些假药可以打包在集装箱里通过海关直接出口。
据通道公司上述负责人透露，海关对于出口货物的抽查率一般不超过3%，而实际比例基本在1%左右，所以通过正规渠道出口被查获的可能性比较小。
有知情人士透露了此类假药的另一种流程，“他们大多在广东潮汕地区制造，然后通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医药公司进行‘洗药’，来回转卖几次把药品‘洗白’之后，再进入医院和药房等正规渠道进行销售。”
据美国辉瑞公司发言人称，“伟哥”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被仿冒最多的药品之一。
在中国，这种售价为99元／粒(50mg)的药品不仅在流向上有输出的趋势，而且越来越多的制假地点也出现在国外。
2005年9月，中美执法机构就合作破获了一起涉及全球11个国家的跨国制售假药案，在美国华盛顿州、中国天津市和河南省共捣毁制假售假窝点5处，查获假冒“万艾可”、“西力士”等药品共44万粒，真品市场价格共计4000余万元。
今年1月初，浙江绍兴又破获了一起中国最大的“伟哥”造假案。查获案值达人民币2.38亿元的假药和一大批生产设备、包装材料等。
“这是因为‘伟哥’的成分和制作工艺相对比较简单，仿制难度较低。”一位从事药品研究多年的业界人士向记者解释说，其中主要成分甚至可以在许多藏药里找到，“其售价比较高昂的原因，是由于辉瑞公司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较高。”
辉瑞公司聘请前FBI官员
不过，面对大规模制售假药的情况，政府稽查部门的打击效果并不理想。在大多数情况下，程焕波们的运气没有今年1月4日那么好。“我们是行政部门，由线人提供信息直接破案的比例并不大。”
据了解，按照行政法规，药监部门只能在没收假货后，从总没收数额中提取3%-5%作为物质奖励，“如果线人向我们提前要一些调查费用，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目前，中国各级药监局的人事权属于上级药监部门，而财政权却属于同级政府，所以资金成为了药监部门打假的主要瓶颈。
基于上述情况，跨国药企开始了自己的行动。“辉瑞公司每年用于打击假冒药品的费用高达数百万美元。”辉瑞公司的发言人称。
“我们直接属于美国辉瑞。”在中国负责打假的郝俊国向记者解释了辉瑞企业安全部门的属性。和他搭档的同事贝大伟(David Banner)是一名前FBI特工。
1996年，辉瑞公司请来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高级官员，负责公司的全球企业安全。起初企业安全部门只在纽约和伦敦安排了10人，后来就开始在亚洲各地设置办事处，包括香港、北京、上海、首尔和曼谷。如今全部门已有40多名员工，还有许多兼职顾问遍布全球各地。
其中，除了辉瑞公司之外，药品“希爱力”的所有者——美国礼来亚洲公司也成立了资产保护部。其中，北亚洲主任陈国湛此前供职于香港廉政公署。
“这一方面说明目前国内的假药确实比较多，另一方面说明这些跨国药企的利润很高，足够他们支付这些特工的薪水。”一位业界人士称。
打假公司应运而生
在程焕波查获假药后的第二天，就接到了来自涌道公司的电话。而辉瑞公司正是这家公司所代理的客户。
“其实义乌假药的线索最早是被我们掌握的。”涌道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分布了线人，专门搜集假冒产品的信息，“仅浙江一地，专职的线人就不会少于二三十人。”
据悉，每位线人举报一次的报酬会依照行业和假货数量不同而不同，但基本不会低于一两千元。
先由线人搜集公司客户在各地被假冒的信息，再向当地政府部门举报，然后代理这些客户在知识产权方面需要出具的证明，协调他们和政府执法机关之间的联系。假冒商品的“繁荣”，直接催生了这个名为“知识产权代理”的新兴行业。
1月19日，程焕波就收到了涌道公司运作下的三家跨国药企的声明，声明中排除了这些假药是授权生产的可能性，因此案件很快被直接移送给义乌市公安局。
“我们每年都要代理上百件这样的案件。”这位负责人说，他们所服务的客户是20多家跨国企业。但由于打假行业的特殊性，这位负责人希望保持低调，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姓名。
涌道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也拥有律师资格证。但建立起全国性的线人网络，在政府部门发现之前主动举报假冒商品，则完完全全是中国特色。
“一是由于欧美的假冒商品并不多，打假不可能成为产业。二是相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执法水平较高，做线人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较小。”这位负责人这样阐述这个行业存在的两大前提。
在国内，起步最早的打假公司是1994年在北京成立的中联知识产权调查中心。目前，成规模的此类公司约有10多家，基本分布在知识产权意识相对完善的北京和上海。
目前，义乌的假药案已经移送到义乌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据该大队的副大队长吴亮称，案件正在侦察阶段，对背后团伙组织的调查小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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