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的傲慢从何而来 |
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在“郎顾之争”尚未完全消逝之际落下马来。然而,期望主流经济学就此偃旗息鼓,远远不切实际,而诉诸“良心”和“利益集团”之类的批判至多只能起到隔靴搔痒之功效。因为,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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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倒下之后 反思经济学家的人品 |
这里面批评者至少是存在少许概念化、脸谱化和简单化的倾向,至于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就是另外一个“道德”问题了。
我说还是少一些分门别类为好。世间德有大小,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我们理应设身处地的思考,建设性的批评,一分为二的阐述,身体力行的实践——说容易,我做起来也难。世界本是丰富多彩,我们应该告别一个僵硬的脸谱化的时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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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倒下 麻木者们应扪心自问 |
当时没有业内同仁在纸面媒体声援郎教授,财会界一直沉默下去不太厚道,……”主张“比起经济学家或言‘善待’、或言‘清算’的两极表态,建立在严谨的财务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判断更有逻辑力量。”
现在可以说了,科龙自顾雏军入主以来,从来就没有真正盈利过。对此心知肚明的顾雏军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一夜之间,我受到怀疑,我觉得奇怪,党和国家的国企改革路线怎么就不对了?现在又是一夜之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没有问题。”
顾雏军涉嫌虚构业绩以及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格林科尔收购的立案调查总算真相大白。用谎言构建的帝国,怎能基业长青?诚实是失信者的通行证?什么叫风光散尽凄凉来?一连串的问句既是说给顾的,也同时说给那些麻木者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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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产权改革辩论刚开头 很想听倒郎派还说什么 |
辩论双方其实都明白,两派讨论的是原则问题,而不是顾雏军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不能利用国企产权改革的漏洞让一些人发财,而那边的观点是再怎么也不能改变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现在,我很想听听当时支持顾雏军的人还会说什么。
理论问题向来都是由学者在做结论,现在,“郎顾之争”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对国企产权改革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我想大家还会继续争辩下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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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理性再看郎顾之争 经济学界有泛政治化之嫌 |
对郎咸平所引导的所谓舆论,显然也需要注意其中包含的非理性、情绪化的因素。非常遗憾,我们一些人在基本学术研究和经济战略上的“以人划线”和泛政治化还相当普遍。一段时期以来,主流经济学成了企业家的代言人,而郎咸平则成了所谓民意和舆论的象征。于是两极对立相当明显。假如郎咸平也有以偏概全之嫌,甚至还有基本否定企业改制的立意,则这种两极对立尤其危险。为什么不能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一件件地分析落实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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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讨论道德底线 要反对的是标榜和虚伪 |
对经济学家要谈道德问题我建议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叫交易,而道德应该是一种商品。如果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在经济学界有时候不出卖道德,那要比妓女不卖身都难。
我反对在经济领域里追究经济学家的道德责任,否则我们只能先建造一座规模庞大的精神病院。那些制造过或正制造经济灾难的经济学家们大多处于无知者无畏的状态,如果非得通过自醒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失却道德的痛苦,那将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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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顾雏军案辨识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 |
林柯尔系上市公司遭遇表明,顾雏军并非什么“经营之神”,类似资本运作模式并不能增进社会福利。透过顾雏军案,进而提出完善法制、规范哪些经济行为可行哪些不可行有可能引发争议。这同样是需要辨识与揭示的问题。眼下,于去年夏天“顾朗之争”中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集体处于失语状态。回顾这一事件中所发布的观点,平心而论,论战双方均有值得检讨与反思之处,并非因为顾雏军最终涉嫌犯罪,便表明郎咸平一方胜利。双方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把论战提升到经济改革路径的层面。认为顾雏军代表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固然大谬,因为顾雏军便认为国资国企无须改革同样依据不足。
说到底,顾雏军式的资本运作模式反映出的是具体问题,应在“问题”的层面讨论。研讨经济活动中需要认真对待的案例与现象,不能就事论事分析,系内地学者亟待纠正的思想方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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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被刑拘不代表郎咸平胜利 |
如果不注重就事论事研究“问题”,累积建设性观点,今天自认为没有失语的人照样将失语,集体失语面积将无可避免地蔓延。顾雏军是当代经济生活中具有符号意义的人物。早在去年顾郎之争演化为公共事件之前,他所代表的资本运作模式即饱受质疑。在此意义上,顾雏军被立案侦查涵义远远超出了个人命运范围。因此,即使至今显露的证据有限,眼下需要做是,透过顾雏军案,辨识并揭示社会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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