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改革三大方案之争 近48万员工翘首企盼

　　

农业银行该怎么改，牵涉到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改革以及农村经济下一步的发展

　　在三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基本完成了股改之后，农业银行怎么改却迟迟未能落定。最近曝出的“撤消总行、按省分拆”方案使农行改革的争论达到鼎沸

　　改革的难点在于必须同时考虑农业银行的双重身份：既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主力军，又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业内热议的另两个方案是“财务重组、股改上市”和“按业务分拆”。至于是否对农行注资、注入多少资金，则还没有最后决定

　　□本报记者　胡天舒

　　一直以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农业银行两周前忽然冒出一个“撤销总行、按省分拆”方案。这个大胆的设计，激起全国上下系统内外一番热闹的讨论，也使农行改革成为中国银行在港挂牌上市之后热度最高的话题。

　　建行、中行、工行的股改上市已基本完成，我国也将在今年年底全面开放银行业，农业银行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交出怎样的一个改革蓝图呢？“按省分拆”方案在这个时候抛出，让人们隐隐感觉到，有关部门可能很快正式公布农行的改革方案。

　　“农行方案出台宜早不宜迟。”农业银行总行一位人士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他援引了国家有关部门曾经的说法“2006年底之前要把四大行改革都结束”，认为年底前方案一定会出来。他同时表示，改革方案如果像现在这样僵持着，农行上下都耽误不起，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农行的道德风险和客户资源两方面都可能产生问题。

　　除了“按省分拆”的方案之外，目前业内人士比较认可的还有其他三家银行采用的“财务重组，股改上市”方案和“业务拆分”方案。

　　任何的改革方案，都必须按照中央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的“一行一策”战略构想。但是无论采取什么策略，对于有着几百上千亿不良资产的国有银行来说，“注资”这一步恐怕是省略不了的。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日前表示，一旦农业银行股改方案启动，汇金公司向其注资的可能性将很大，且不排除农行的注资方案有别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

　　汇金公司另外一位高层5月30日早晨对本报表示，对农行是否注资、注入多少资金的方案还没有最后决定。同时，他透露了关于农行改革的两个关键词：分拆，集团化。

　　此前，建行、中行、工行等几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曾将自己的可疑和损失类不良贷款打包出售给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并且分别得到了中央汇金公司225亿、225亿和15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

　　不管是农行系统近48万员工，还是关心中国金融改革的各方人士，目前都在各种消息的漩涡中等待方案的尽快出台。农业银行总行的多位人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自己和周围同事都不知道关于最后方案的权威信息，但是小道消息倒是在行内传了不少。”

　　为此农行宣传部一位人士对本报表示：“关于农行改革方案，农业银行说了不算，

银监会说了也不算，只有国务院说的才算。”

　　三次股改方案

　　农业银行定位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是惟一在全国每个县市都设有分支机构的商业银行。自1955年成立以来，农行一直担负着支持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消费信贷等多方面的支农任务，是县域商业性金融的主渠道。

　　在建行、中行、工行紧锣密鼓重组上市的同时，农行至今未实施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农行的改革进程为什么长期表现迟缓呢？对此，中国农业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志成解释了三大原因。

　　第一，农行的政策性负担最重，资产质量一直难以有效提升。截至2005年底，农行政策性贷款余额达4140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合计3490亿元，占全部不良贷款的47%。其次，农行主要服务于“三农”等弱势产业、区域和群体，总体客户质量一直比其他银行差。第三，为了服务广大农村，农行的经营网点和员工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所有金融机构的1／3和1／4，过重的包袱使得农行的经营效益长期低下。

　　“培训时老师告诉我们，农业银行61%的网点在县或者县以下地区，全行差不多48万员工中超过一半在县一级的基层工作，我们行和其他银行有很大区别。”上海市农业银行天山西路支行一位柜台实习生说。

　　就是这样一个分布广、人员多的农行，资产规模却又相当巨大。截至2005年年底，农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达到47710亿元，总资产占全国的1／8。

　　和其他三家银行一样，农行首先想到的改革方案是“财务重组—注资—上市”。2003年10月、2004年12月和2005年8月，农行三次向国务院上报改革方案。据了解，三个方案一次比一次做得细致、完善，上述三个大环节中又包含多种备选方案和若干子方案。比如第三次方案，进一步对农行的资金、业务、机构和人员等四方面进行了细化，比前面两个方案更加具体、分类更加明确。

　　日趋完善的方案并没有使得农行的股改工作尽早启动，农行很多转为不良的政策性扶农贷款成为困扰农行股改的关键。时至今日，农行对于改革的官方表述还是“具体方案仍处于紧张的论证过程之中”；“……农行改革路径可以有不同选择，但比较起来，还是‘整体改制，择机上市’比较稳妥，更符合实际”。

　　眼看着其他银行一家家上市，我国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时间期限也快到来，农行却迟迟没有动静。2006年5月，“按省拆分”和“业务拆分”方案先后在媒体上出现，再次引发人们对农业银行改革的关注。

　　按省分拆还是按业务分拆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由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和农业发展银行组成。从这几年农村金融改革来看，目前的情况基本可以概括为：农信社按照原来的改革设想基本定型；邮政储蓄改革基本完成，邮政储蓄银行建立；政策性银行“农发行”的下一步则还不明朗，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评价为“金融定位不清，运行机制不健全”。

　　在中央今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农业银行无论是目前还是改革以后，毫无疑问都将是提供农村金融服务、发挥系统性支农优势的主力军。

　　如果说建设新农村是一场大合奏，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就是穿插其中的咏叹调———农业银行除了支持三农发展，还要寻求一条改革之路以承担自我可持续经营的任务。

　　在全国这么多金融机构中，还没有一家银行如农行这样，改革必须同时考虑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两大职能范畴。于是，不同的思考侧重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提出“按省分拆”方案的学者认为，农行应按照省级区划进行股份制改造，各个省行在股改后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总行转变为国有投资公司，不再具有业务经营管理职能，代表政府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能。

　　支持这一方案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我国各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状况差别较大，由总行单一决策难免出现偏差，因此经营管理中心下移是农行改革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农行的本质是商业银行，缩小后的农行既有利于支持中高端农村金融需求，又有利于形成有效公司治理，还降低了境内外投资者参股门槛。

　　一位署名为“石晶”的业内人士撰文指出，中国银行业发展不平衡，在区域分拆方案之下，赢利良好的分行，地方政府当然欢迎；但赢利状况极差的，当地政府就未必有能力对农行进行重组。此外，地方政府的参与肯定会带来与省内其他金融机构的重组，其震动甚至有可能大于农行整体改制方案。最重要的是，分拆方案之下将会出现30余家新的金融机构，如果风险控制问题不解决，长期内全社会将承担更高的成本。

　　据了解，有些地方政府非常欢迎农行按省级划分，因为如此一来地方就多了一个金融平台。对此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表示，地方政府如果享受了这个平台带来的某种利益，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不是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期待中央不会撒手不管。

　　“原来农行是一个统一法人，中西部地区发生的亏损主要靠浙江、上海、广东的农行来补，”陆磊说，“如果按照区域拆分，江苏农行的盈利就是江苏的，它不会拿去补西部———西部农行发生的净亏损怎么办？当地省级政府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承担亏损？”

　　按省拆分的改革方案如果不附加严格的约束条件，很容易造成权责不对称———融资的好处便利在地方，融资造成的问题在中央，结果必然是资产被尽可能地滥用，从而导致巨大的道德风险。

　　在农业银行全国32家一级(省)分行和5家直属分行的研究中，陆磊发现不同地区的农行呈现出迥异的特点，甚至同一地区的农行在不同经营思路的指导下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从农村金融体系和区域金融体系出发，陆磊认为农业银行应该按照农村金融机构来改革，并提出了“业务分拆”方案。

　　这个方案认为，按照业务线重组的原则，把涉农业务和非农业务分离，根据人随业务走的原则组建“中国农业信贷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管理部门相应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集团”，控股两家银行。

　　业务分拆方案的结构比较清晰：上面一个集团法人(中国农业银行集团)，下属两家独立法人。农行集团和汇金公司共同控股农业信贷银行，保持其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性质；农行股份则是单纯的上市商业银行，其治理结构实行完全的市场化。

　　扬长避短才是好方案

　　“按省分拆”和“业务分拆”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认为分拆的前提是必须明确农行的本质是商业银行，须在城市业务发展不受削弱的前提下加强农村业务。而后者则认为，农行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农村金融机构”来改革，发扬自己在广大农村地区优势的同时，并行开展非农业务。

　　任何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必须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农行的“纯城市化商业银行业务”和“涉农业务”发展得非常好，比如江苏省农行，在江苏省所有的金融机构中排名数一数二。而在中西部农业大省，逐步脱离农业信贷和坚持农业信贷这两种模式并存，各自表现的绩效也不一样。

　　对农行东西部粗略的观察，已经可以看出农行不同于工、中、建三行的优势。在江苏地区，农村地区的产业情况非常好，农户非常富裕，其他金融机构去争取农行的这块资源就相当难。在传统型产业结构的中部地区，坚持深入到农户、农业企业中去的农行，往往比走商业银行道路的农行业绩要好很多。

　　“四川省农行就是一个例子，它坚持和省政府签订支农协议，绩效非常好，”陆磊说，“那些把自己放在中、工、建等商业银行的立场上，追有色金属，冶炼等非农产业的农行，往往既追不过其他商业银行，还丧失了自己的优势。”

　　陆磊认为，农业银行在城市中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但是在农村地区却非常重要，农业银行只有坚持自己客户群的优势，才有生存余地，千万不能舍其长而取其短。

　　陆磊认为农村金融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同时农村金融的供给机构却在萎缩。对此，他警告说：如果收缩农行在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而让资本金相对较少的农信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农村金融的需求结构在改变，需求结构源于产业结构，如果有一家或两家企业出现违约，农信社就难以为继。一是农信社没有能力满足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第二，以往很多乡镇企业因贷款造成的不良资产证明，农信社很可能因为大额农贷而面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陆磊说。

　　进一步讲，即使在传统的农业区，我国的金融服务还远远没有到位。这方面“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是一个好榜样——它坚持自己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客户群，同时不断发现老百姓的新需求，包括农产品的销路、在国际市场上的期货价格，它都能提供。

　　无论农业银行改革出现多少方案，扬长避短的方案才是最好的。另外，农行改革方案迟迟出不来，市场上流传多个版本方案，也凸现了决策当局和市场各方对农业银行定位的游移甚至误读。一位业内人士表达了他的担忧：“我曾经听到三个不同部门官员对农行的三种定位：一、农行是立足农村的商业银行；二、农行是商业银行；三、农行是主要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如果连农行的定位都没有搞清楚，如何谈得上改革呢？”(新闻助理沈亦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