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剑
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过去惟其他发展中大国马首是瞻的发展中国家，已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希望中国
做他们的领导者。不管中国是否抱定“不当领导者”的立场，中国因素之举足轻重已然清晰。
在经过多年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2004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趋之若鹜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场“改革大跃进”。
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
一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一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就透露，在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的所谓技术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却从未“援助”过该行。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一轮的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当然，老外不愿意“教”只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词汇。颇有一点“一治理就灵”的意思。但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治理结构，就是公司中的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想复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内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广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场域。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无论是引进管理(技术)，还是优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层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银行内部来看待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产仅占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账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改革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革坏账”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一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账”，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身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财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从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我们获悉，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也就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中的凋敝乡村或“内地”，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我们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