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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最近我参加了不少国际研讨会，特别是9月份到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IE)主持的关于MF改革的会议。美国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以IIE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强调全球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汇率造成的，特别是人民币低估、美元高估是造成国际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所以解决办法是人民币必须大幅度升值。为了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许多美国经济
学家主张推动国际组织来给中国施加压力，使得人民币不得不升值，国际经济不平衡就能得到纠正。
有关国际经济不平衡的一种观点认为，要想解决储蓄的缺口，必须要美元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和亚洲货币大幅度升值，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不正确。我认为根本原因是美国的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失衡，这种失衡必然造成其经常项目的逆差。如果美国不采取相应的政策来纠正储蓄失衡的状况，改变汇率是不可能的，甚至想改变汇率都是不可能的。假设美国为了解决它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让美元贬值，但它又不肯采取一种紧缩的财政政策，或适当提高利息率，增加国内的储蓄，那么储蓄缺口的存在必然导致利息率或物价的上升，而利息率或物价的上升反过来会导致美元的升值或美元的实际升值。所以，光靠汇率的变动是无法消除这个缺口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汇率的变动有助于这个缺口的消失。所以我觉得比较公允的是，首先美国必须采取内部的政策来解决它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国际汇率的安排让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应升值，确实也有助于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美国的双顺差实际上已经持续差不多20年了，由于双逆差，美国的外债对GDP是在不断上升的。三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学生和经济学家对美元的走势非常有信心。尽管当时美国已出现了大量经常项目逆差，但由于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好，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由于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好，资本回报率非常高，所以资本的流入自然就平衡了；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由于国际收支是平衡的，所以美元强势是不会变的，但不久后美国的IT泡沫崩溃，美国发生了逆转。我记得这个逆转是在2002年5月份，IIE的许多经济学家说美元将大幅度贬值，幅度大概是30%左右，于是我们就等美元贬值，但今年美元贬值没有发生，对其他货币还在上升。
中国目前对外依存度是偏高了。我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加强对内需的需求、减少对外需的需求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在有一个缺点是，由于我们考虑到中国出口企业的盈利比较低，所以，如果人民币有比较大幅度的升值，许多出口企业会出现亏损，许多企业甚至会倒闭，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比较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汇率提升要缓慢，要升也要缓慢地升，不能急升。但是，也不应该给人们一个错误的信息——我们的汇率不会发生变动。如果有这种信息，企业就不会作出足够的努力来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机构可能也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发展各种各样的工具。所以，正确的方针是一方面我们要争取时间，拒绝各种国际上要我们一次性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准备，特别是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正确的信号，逐渐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还应该采取相应的其他政策来解决，而不能一再等待、拖一天就是一天，这样的被动做法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总之，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官员指责中国，认为中国是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责任人，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对于我们相应的一些政策，确实应该作必要的调整。
央行7月份的汇率改革措施是非常及时、正确的。我们汇率制度的特点是参考“一揽子”，而不是盯住“一揽子”，其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人民币汇率在这种安排下由两种因素决定，一种是市场供求关系，如果是自由浮动，完全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中国不是，我们是参考“一揽子”，所以市场的供求关系对于美元和人民币的相对需求是决定汇率的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根据这“一揽子”安排是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这种汇率安排给中国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这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可能发生双向的变动，尽管从市场供求的关系来讲，我们是双顺差，人民币一直是受到升值压力的，但由于我们是产生“一揽子”，所以我们依然有可能让人民币贬值，而这种贬值符合“一揽子”的安排。
美国财政部的代表访问中国时抱怨说中国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汇率制度，因为采取这种汇率制度会出现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情况。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制度的优点，我们就是要使人民币出现双向浮动，这样就可以遏制投机资本的流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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