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专栏周11月23日文章：负价值阶层

　　

新浪专栏作者袁剑。（资料图片）

　　袁剑，新浪专栏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独立评论人。现任《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

　　11月21日-11月25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袁剑。----编者按

　　                    负价值阶层     11月23日  星期三

　　文/袁剑

　　如果你不知道中国的政府机构究竟有多膨胀，人员设置究竟有多荒谬，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据《南京晨报》2005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江苏的一位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披露：“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请注意，这篇报道白纸黑字写的是“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这就是说，如果加上人大、政协、人武部门等其他职务，这个镇的领导干部应该是一个更加惊人而荒谬的数目。愿望良好的猜测是，诸如人大、政协这些机构的领导都是兼任，已经被算在书记和镇长的人数之内了。不过即便如此，一个镇有50多位负责人，这也绝对是惊世骇俗的纪录。

　  一般的说法是，中国急剧膨胀的基层政权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但以现代科技水平而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它甚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在美国，就是1%的农民养活全部人口，甚至还要养活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

　　政府膨胀不只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政府职能的大幅增加。这个趋势，就连有着最深厚的反大政府传统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从这个角度讲，对于现代人而言，小政府可能只是乡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记忆。以现代标准衡量，所谓小政府之小，其要点并不在于政府人员的多寡，而是在于这个政府权力的大小，以及这个政府是不是受到约束和监督。如果政府的膨胀仅仅是多几个人吃饭、多几个人拿工资、多一些教育或者社会保障的职能，那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怕就怕增加了太多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增加了太多的巧取豪夺，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紧要之处。

　　观照目下的中国政府，连医疗、教育等等典型的分内职责都摔出去了，用更好听的术语叫做“市场化”了，中国的政府还能称得上“大”吗？以政府公共职能的标准衡量，它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政府。只不过此“小”非彼 “小”。在这个时候，教条主义者还在到处用公职人员的多寡来衡量中国政府的大小，实在是错置时空，误导焦点。

　　虽然大政府是一个现代趋势，但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的政府机构都属于最臃肿之列。在政府职能的大幅削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公职人员还在继续膨胀，这当然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其中奥妙可能在于：中国正在加速形成一个寻租阶层。

　　改革以来，市场化将中国大部分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以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这部分创造了中国主要财富的人口，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市场阶级”。然而，市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却相当部分流入了上面那个寻租阶层的口袋。有人曾经计算过，在北京

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所谓“份钱”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进一步的数据还有，北京近20万“现代包身工”(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寻租阶层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在这里，“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寻租阶层“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一个徒增社会交易成本，却攫取了大量财富的阶层，显然只能是一个“负价值阶层”。

　　事实上，对这种阶层，还有另外一个形象的称谓：国家经纪。即以市场化、公司化形式“经营”国家职能而为自己牟利的阶层。

　　很容易推论，国家经纪或者寻租阶层远不止于出租车行业。在中国大量行业和领域都存在。如果读者对这个阶层在中国的分布仍然没有具体的印象，那么可以去看看那些垄断巨头和形形色色的“公私合营”公司，看看他们畸高的人员工资和奇少的贡献价值，就会心里有数了。国家经纪阶层占中国绝对人口的很小比例，但抽取的财富却不少。不然的话，凭借普通中国人这几十年来胼手胝足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中国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了。据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没有判断错的话，这个阶层有相当部分与中国的寻租阶层重合。按照米尔斯的划分，美国在上个世纪早期所崛起的新中产阶级，是包括超市售货员的，但以中国超市售货员微薄的工资，他们显然不是那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几十年后也不是。如果中国真有所谓中产阶级的话，他们肯定不完全是米尔斯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另外的来源。对此，我的一位朋友曾经作出个一个评论，他说，中产阶级就是“体制内”。这个结论虽然偏颇，但也让人们看到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独特来历。

　　1992年之后，市场化在中国的勃兴，一度使许多人看到了市民社会在中国崛起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在90年代后期逐渐变得黯淡起来，原因就在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开始重新加强，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在于，金融、财政、土地的配置权力又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更准确的说的是以某种市场化的形式向国家集中。中国原来的大型国企不断央企化的过程，很能说明问题。当市场资源向国家垄断或控制的企业集中，又当这些企业垄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架构和核心要素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市场可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操纵了的。市场并不必然可以融解权力，市场是完全可以被操纵的。因此，中国的负价值阶层不仅可以靠国家权力赤裸裸的寻租，也同样可以靠对市场的操纵巧妙的寻租。而后面那种方式，似乎更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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