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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剑
本刊连续两期以全球化为题刊出封面文章,主要是基于我们的这样一种体认:全球化不仅仅作为一种外生的力量,而且也作为一种内生的力量,开始深刻地嵌入中国的转型。由于这一“变故”,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变得空前复杂起来。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所谓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跨国界流通、资源的跨国界配置、文化的跨国界交流。那么,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什么？答案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具有特定规则意识的人。虽然所有人都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度文化融合欢欣鼓舞,但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所谓的文化融合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的同化。不用问,被同化的必然是弱势的一方。而这种意识的同化,才是全球化势如破竹穿越国界的真正力量所在。这种意识同化的力量,在中国十多年来马不停蹄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至为明显。
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力量要征服的头号目标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精英。而其中首要之务,就是要对民族国家精英进行意识俘获。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就是因为他们在模塑民族文化中的关键少数作用。俘获了民族精英,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俘获了民族意识。更进一步,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族精英在制定规则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俘获了精英意识就等于从民族国家内部获得了游戏规则制定权。多少有些巧合的是,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精英治国的典范。因是之故,俘获精英意识在中国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2001年,出于对国内证券市场会计造假问题的严重不安,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IPO)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我们无意质疑中国证券监管当局的良好动机,也无意质疑国际会计机构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个规则对本土会计服务机构构成了明显的歧视。如果这种歧视性规则广泛扩散,其结果必然是本土服务业的普遍受抑制。区别于有明显交易痕迹的赎买,民族国家精英在制定诸如此类的歧视性规则时,往往是出于建立在一种文化认同上的自觉行为。而这,正是精英意识俘获的事半功倍之处。事实上,在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全球化实践中,这种自觉、自发的歧视性规则,已经在中国广泛的产业领域内大行其道,其代价则是中国本土企业向价值链低端的迅速迁移。当然,我们所说的本土企业并不包括那些享有特权的官僚企业。在我们看来,这些特权企业正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待价而沽。它们要么与国际资本合谋以联合榨取垄断利益,要么以内部人赎买的方式被廉价卖出。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精英的意识俘获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新兴中产阶级,也进行了几乎掠夺性的意识俘获。之所以称其为掠夺性的,乃是因为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的主流人群,构成了民族国家内部市场的主要版图。众所周知,现代中产阶级主要是以其消费特性以及建基于这种消费特性上的生活方式为其表征的。而现代所谓生活方式的本质无一不围绕品牌、技术、时尚这一类内在属性来构建。而这些内在属性,也正是跨国公司的独家产品和垄断卖点。换言之,俘获了中产阶级意识,也就俘获了民族国家内部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看一看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现代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的炫耀式消费,我们就不会再怀疑这样一个结论:在对民族中产阶级进行意识俘获的同时,全球化力量实际上也将民族国家重要的内部市场转移出去,而后收入囊中。
在全球化力量俘获了精英,继而俘获了中产阶级之后,中国的精英和中产阶级就不再是本土的,而是全球化的了。易言之,他们是属于全球化精英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民族特性反而日益模糊。如此一来,一个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民族国家不仅在意识上而且也在市场上被肢解。于是,在将精英和中产阶级更紧密地纳入全球中心的同时,全球化也将中国的其他人口推至更远的边缘地带。或许,我们真的不必为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感伤,或许,我们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真的能在崭新的全球化格局中变得更加幸福和自由,然而,中国的穷人呢？注意,他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穷人呢？
应该承认,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但事实也证明,全球化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市场力量并没有自动创造出一种合意的社会——这一直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的一种不容置疑的信念。相反,我们担心的是,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型的深度介入,很可能强化和巩固这种格局。其内在逻辑是,当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小企业被挤入价值链低端的时候,也将会有更多与本土中小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被抛入贫困之中。正是在这里,全球化使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陷入了又一次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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