涠洲岛：鲍鱼苗在中国的最后一站

　　本报记者 覃里雯 广西北海报道

　　和所有的鲍鱼养殖户一样，孙庆永和阳虹都清楚地知道，广西北海市海城区涠洲岛已经是全国最后一块适于养育九孔鲍鱼苗的基地，而且，在3到5年之内，这个基地也将失去它原有的生育能力。

　　鲍鱼养殖登陆涠洲

　　孙庆永他们是岛上最受欢迎的客人，因为看上去，他们给这个干渴贫穷的岛屿带来了一点希望。“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北海市海城区政府)开车带我们挑的地方(育苗场)。”孙庆永说。他是去年来到这里的，在此之前他在海南养殖鲍鱼苗，现在，那里鲍鱼苗的成活率已经从90%以上降到50%左右，这就是他来到此地的原因。

　　孙庆永只有23岁，5年的海产养殖工作使他的皮肤被晒得粗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至少5岁，他现在是山东好当家(资讯 行情 论坛)东方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涠洲育苗场负责人。

　　岛上没有公共交通工具，通往好当家涠洲育苗场的坑坑洼洼的火红土路被阳光晒得坚硬无比，破旧的白色五菱小面包车在孙庆永节制的咒骂声中蹦跳着前进。

　　全岛6000多亩的香蕉是主要经济作物，但是还没有形成产业规模，去年刚经受一场大面积传染病。除了几个种香蕉大户外，大多数农家把自家香蕉零散卖给游客，如果不是旅游旺季，卖香蕉一天可能只赚得到两块钱。

　　渔民们依然驾驶肥大的、两头尖翘的深褐色木船下海捕捞。他们在房地产、旅游业和工业项目尚未乘借大规模资本全面侵入的地方，使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尚未被污染破坏的海洋谋生。

　　2002年，涠洲岛的人均收入是1753元，也就是说，平均一天一人赚不到5元钱。

　　但是如果给鲍鱼苗场干活，一天可以赚20元钱。

　　从账面上看，作为新兴产业的海产养殖业的到来似乎有希望略微改变这里的贫穷。

　　在北海市海城区政府招商引资的水产项目表中，有一个编号49的项目，这个名为“涠洲岛水产种苗基地”的项目计划在水质稳定、未受任何污染的涠洲岛北港建设种苗基地，将它建成涠洲岛综合种苗(包括鲍鱼、海参和扇贝苗)繁殖中心。预期效益年产值460万元，税利360万元，一年半之后收回所有投资，然后就可以净收大笔税利——相当于2050多个涠洲岛人一年不吃不喝能够攒下来的钱。

　　项目表中没有提及养殖会给海洋环境带来的后果，而且，这只是北海市、包括涠洲岛在内众多海产养殖项目中的一个。

　　鲍鱼苗养殖户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涠洲岛，现在，岛上大约有十家鲍鱼苗场，其中有日本人、福建人、台湾人和山东人。今年涠洲岛已经成功地培育了第一批鲍鱼苗，新的投资者将闻风而至，涌入这块面积不过25平方公里的海岛。

　　鲍鱼的人工养殖始于日本，现在全世界主要有9个国家和地区养殖鲍鱼，包括中国在内。2002年，中国大陆人工养殖鲍鱼产量达到4500公吨，其次是中国台湾地区，达到3000公吨。仅台湾地区的产量就超过日本、美国、南非、澳洲及世界所有其它地方产量总和的2.5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鲍鱼养殖的最大基地。

　　海产养殖的环境代价

　　但是，并非所有的“最大”的头衔都是值得骄傲的。鲍鱼苗培育的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研究成功，过去的40年里，鲍鱼育苗场像一艘巨大的潜艇，从日本出发，沿着欧亚大陆架东缘一路南驶，先后进入并且离开韩国、台湾省，20世纪80年代进入福建省，此后达到广东、海南。2003年，由山东好当家、海南肯达等公司投资1000万元在涠洲水域建成了广西最大的鲍鱼育苗基地，涠洲岛将成为鲍鱼育苗场中国海岸线上最后一站，此后，这艘潜艇将离开中国，去往另一片愿意接受它的、尚未受到污染的海岸。

　　鲍鱼育苗场的迁移是海产养殖业中典型的现象。对利润的追求决定了海产养殖的高密度，但是，在拥挤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的培育环境中，海产品很容易染病，养殖户需要使用大量的化学药物控制病菌的繁殖。即便如此，不断变异的细菌仍然可能随时以新的形态入侵，在昼夜之间“清场”。

　　池子造在海边，养殖户用大管子把海水抽到塘里，养完了一季，再把塘里的水排回大海。

　　“育苗场昼夜排出的排泄物里面会有细菌，排到海里就会在海里繁殖，很难清除。”孙庆永说，“另外，鲍鱼虽然是低等生物，和虾相比不那么敏感，但化学药品还是要用的，排到海里，一样会有影响。”

　　过去一段时间里，泰国已经意识到要把海产养殖池中排出的水进行处理，中和其中的消毒液之后再排入大海，但是这只能解决排水带来的部分问题。

　　“按现在这个养殖密度，涠洲岛再过三五年也不行了。”45岁的桂林人阳虹说。

　　阳虹去年下半年向北海市海城区水产局租用了5亩鲍鱼苗池，洁净的、水泥砌成的鲍鱼苗池上方两米多处覆盖着黑色的遮阳网，池子里是一团团透明的塑料薄膜，上面附满小到肉眼无法看清的鲍鱼籽，3到4个月内，这些微小的东西就会生长成一公分直径大小的鲍鱼苗，售往世界各地的鲍鱼养殖场，在那里继续生长1年时间。

　　然后，黑色的、形如矮胖蘑菇般的鲍鱼才进入消费市场，进入美国和澳洲的唐人街、新加坡的洋参店货架、香港的海鲜酒楼、日本的寿司店、北京的粤式餐馆。在北京的阿一鲍鱼餐馆，一顿正式的鲍鱼大餐人均消费约在2000元以上，远远超过北京市2003年的每月人均收入1100多元。

　　阳虹的鲍鱼苗池位于这个利润丰厚的生产链的顶端，是整个生产链中最赚钱的环节。高踞在波浪般的火山岩顶部的苗池俯瞰着清静的深蓝色港湾。

　　孙庆永的苗场一年可养出300到500万个鲍鱼苗。

　　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苗场的大小不一，阳虹说，岛上有一个台湾人的苗场，有100多亩。今年4月，涠洲岛的扇贝养殖场所有的扇贝忽然死亡，渔民们怀疑是位于扇贝养殖厂上方的鲍鱼苗场所排出的污水所致，打算起诉，但是此事迄今尚未定论。

　　一个一亩的苗场一年至少养出300万个一公分以上的鲍鱼苗，按照去年的鲍鱼苗价格估计，这个苗场可收入210万元，扣除年成本120万元，净收入90万元。

　　不用纳税，为了“减负”，农业税去年被取消了。

　　“海产养殖业是一个‘三高’产业，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广西海洋研究所所长童万平说。他的研究所也正在和厦门大学联合研究鲍鱼苗培育技术。

　　高风险和高投入决定了海产养殖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能够参加的游戏。一个在近海陆地上挖出来的虾塘售价大概是十几万，如果往里面铺垫石头，也要花上两三万，用电、种苗、饲料和药都要不停地花钱。

　　广西海洋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基地——古城基地拥有100多亩的水泥池，这些池子的造价要比泥塘高昂得多。在广西沿海，大的水泥池大多数是国家财产，而土塘大多是从浙江、福建外来的富有投资者手中购买或租用的。灌入海水的池塘用完之后，土壤会严重盐碱化，长期之内无法再用来种植。

　　为了保护基本农田，广西政府已经从去年开始禁止推塘。

　　谁是受益者

　　海产养殖创造的财富有多少能够到达本地居民呢？

　　阳虹说：“岛上的农业很单调，收入很低，我们帮助解决了一些就业问题……为了建苗场，我们还增加了本地运输的费用，我拉电缆花了5万，一个月1万块电费，土地使用费……每个环节都要钱，我们还带动了消费。”

　　但是，一个5亩的苗场提供的长久工作机会不过是十几个，而整个涠洲岛人口有1.6万。更何况，20元一天的薪水对海产养殖业的工人来说算不上丰厚，在一个半小时海程之外的合浦县，给台湾制鞋厂工作一天也能赚上30元钱，开个三轮车带游客在三小时内绕岛一圈也是30元钱。

　　苗场一旦建成，此后就不再需要什么运输费用了。消费很难说是可观的，这十个鲍鱼苗养殖户的通常娱乐不过是在一起打打麻将，然后到餐馆里去吃20元一斤的花蟹。

　　那么，海产养殖业是否通过增加政府的岁入而间接为当地人增加了财富？

　　至少这没有在统计数据上表现出来。北海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虾、蟹等各类海产养殖，位于海岸线上、管辖涠洲岛的海城区应该是海产养殖这个行业的最大收益地区之一。1995年，北海市海城区人均收入2402元。2003年人均收入为2695元。8年之中，人均收入增加不到300元。

　　扣除物价因素，过去8年里海城区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为负数。

　　总之，必须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居民并未享受到海产养殖业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他们曾经赖以为生的海洋正在发生无法逆转的改变。

　　要是过几年涠洲岛养不了鲍鱼苗了怎么办呢？

　　“再换一种东西养呗。”孙庆永说，“总会有东西可养的。”

　　或者，再换个工作，换个地方。这个热情的、充满好奇心的小伙子很希望去北京看看，这份与世隔绝的工作已经使他厌倦了，虽然他在这里倍受姑娘们的欢迎，虽然这是他目前能找到的最赚钱的工作。

　　在仙人掌和野菠萝之间可以看见涠洲岛依旧美丽的银色沙滩，贝类和珊瑚的尸体沿着长长的海岸线堆砌，像海洋和陆地之间漫长的战争留下的绵延废墟，在终年强烈的阳光下反射的光芒刺痛游客的眼睛。

　　岛的中央偏北处矗立着两座19世纪建成的美丽教堂，围墙的砖是用碾碎的珊瑚做的。涠洲岛周围原先有丰富的珊瑚床，但是在长期的开采中已经遭到毁灭性破坏，每年成千吨的珊瑚被一些单位和个人挖走，运往大陆进行加工，制成粗糙的工艺品出售——在过去几年里，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这种采挖的危害性，进行了一些干预。

　　海产养殖只是这个南中国岛周边海域面临的诸多威胁之一。

　　游轮码头，一个老太太拎着两串香蕉边走边叫卖，香蕉是从那些用珊瑚砖砌成的老旧房子前的香蕉树上摘下来的，她走过曝晒下的坑洼土路，经过村中心的大榕树(下面坐着一群群无事可干的村民)来到这里。她已经卖了三四个钟头，香蕉一个也没少。

　　今天惟一一班游轮马上就要启程回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