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理宁：我们一直是市场经济

　　记者 覃里雯 北京报道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和这个庞大的邻居之间的相互理解才刚刚开始。

　　就人口而言，印度是我国最大的邻国，就面积而言，它也是第二大的邻国，但是就关系而言，在2000年中印进行首轮安全对话之前，它算得上中国所有邻国中最疏远的一个— —边界争端、意识形态、与前苏联复杂纠结的关系等历史因素，加上印度1998年进行的核试验，两国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温吞。但是，在中国相继解决了与周边邻国更为复杂的问题之后，中印关系的疏远始终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不管怎样，自1962年以来漫长的、间歇性的接触在过去四五年里真正走向了谨慎的亲密。

　　2003年是最活跃、最戏剧化的一年，1月、4月、5月、6月、10月、11月中，中印的高层领导人在北京、圣彼得堡、印尼巴厘岛和新德里频繁见面。中印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确认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印度在《宣言》中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2004年10月，国务委员唐家璇在访印途中表示了中国对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并且表达了在中印之间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希望。印度方面的反应是谨慎的——一个中印联合研究小组成立了，他们将研究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这些交往将在未来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看上去与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国家——和我们一样，它曾经有过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有庞大、贫穷的农业人口，有定期到来的自然灾害，有不得不为之、而且带来巨大成效的改革。在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达到8%，世界各国媒体都在讨论“印度的升起”，但是与此同时，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巨大社会差异到达了它的临界点，在去年的全国大选中，由索妮娅·甘地领导的党派因为承诺更多的社会公平而获得了胜利。当中国在密切关注印度的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印度的企业也在讨论中国的模式——他们希望借此说服国内反对放开外来投资市场的党派改变看法：中国这么做，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印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借鉴模式？至少在印度驻华大使苏理宁看来，这未必可行。“我们有很多不同之处。”他说。苏理宁见证过印度的经济改革。20世纪70年代早期，苏理宁曾经在大学里当过现任印度总理、印度改革先锋辛格的学生，在辛格的国际经济课上了解到他的经济理论。当时，辛格已经在政府中任职，非常清楚地看到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计划经济在快速实现工业化后，带来了僵硬的工业体制、臃肿的政府、40年止步不前的人均收入和巨大的财政危机——外汇储备消失，政府濒临破产。

　　这些困难最终促成了辛格在1991年担任财政部长时推进的激烈变革。他在当时一次历史性的议会演讲中以令人折服的乐观引用了维克多·雨果的话：“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一种生逢其时的思想(发挥它的作用)。”他相信一个新印度将由此产生。

　　这个思想最终使政府从企业家的背后被拉走，竞争被引进，管制、规章被削减，曾经窒息了新兴企业的许可证制度(用漫长的时间和大笔金钱才能从官僚机构中获得建立新企业的许可)被逐步放弃。在过去13年中，这个过程被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描述为市场替代政府抢占经济生活制高点的过程。

　　但是印度的变革并没有中国那么戏剧化，印度从未用的社会主义经济始终没有完全排斥市场经济。100多年历史的孟买股票证券交易所已经发展成全球最重要的股票证券交易所之一，它有庞大的家族企业，私营经济、而非公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因此，改革对印度而言更像内服药，而不是外科手术。在外界看来，改革13年给印度带来的变化更多的集中在新兴产业，如软件业上，但是苏理宁认为，软件业的腾飞并不是印度发展中最可炫耀的东西，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也同样惊人。他给了一个例子：“中国的软件业比印度更为发达，只不过更多为本土所消耗，所以没有引起外界注意。”

　　还有更多有趣的问题也无法简单地回答。所有这些变革是如何在一个诸多党派、宗教和种族的国家里进行的？那些在议会和村落中发生的争吵是如何被解决的？在一个留下深刻的等级制印痕的社会中、一个用大象运送现代化投票机的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你无法简述两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故事，“模式”这个词也更多地误导、而非澄清事实。2004年正在走向尾声，在2005年里，印度仍将和中国一起引起世界的关注，而我们的纪录和描述才刚刚开始。

　　访谈

　　中印关系与印度改革

　　问：是什么导致了中印关系在过去两年中的骤然升温？

　　答：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你们的有关部门。正如我在给你的纸面回答上所说的，印度一直希望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我认为现在我们从中国方面得到了更好的回应。而且，两国关系的改善不是在过去两年，而是在过去四五年里发生的。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也许现在双方都想改善关系了。

　　问：你认为中印两国间的贸易在未来几年会有多大幅度增长？

　　答：我对这种事情是很现实谨慎的，如果在2010年之前，如果我们的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注：2003年中美贸易额为1263亿美元)，我就会很高兴。

　　到达自由贸易区协议，你得先走路，再小跑，再跳到目的地。你不能在两个多年没有太多交往的经济体之间忽然建立自由贸易区。我们得先看看自由贸易区是我们所需要的，然后再做决定，我们彼此还不熟悉。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增加贸易和经济往来是好的，应该鼓励的。至于走向什么方向，让专家们来决定。

　　问：那就让我们谈一下印度的经济吧。你能否告诉我们，印度国内围绕新总理辛格进行的改革所进行的争论，它和我国当下市场经济改革中所进行的争论是否相似？

　　答：我不认为用这种角度来看待印度是正确的。改革进程及其评估自1991年辛格博士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从那时起一直持续至今。前任政府宣称他们将改革带入了第二阶段，但这只是因为他们试图显示他们已经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在过去13年中，改革一直是稳步进行的。

　　在印度，没有人再争论印度是否需要改革，或者改革的进度应该有多快，讨论是围绕改革的内容进行的。有些人认为国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应当大于私有领域，问题在于公营经济(public control)应该有多少，政府应该在经济中保持多少控制权；或者盈利的公营企业是否应该被私有化。这些争论在中国也有。

　　印度的情况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的公营经济在总体经济中居于第二位，但在中国，公营经济在总体经济中仍然占第一位。印度的经济有几个核心领域，有些政党希望在这些领域中保留公营经济的优势地位。总而言之，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问：改革的方向是向市场经济迈进？

　　答：不不不不不，求你了……我们不是在向市场经济迈进，我们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我们100多年来都是市场经济。所以让我们不要混淆这两个问题：我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比很多所谓的市场经济都要市场经济，我们拥有的市场机制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多，我们的股票市场比很多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都要发达。

　　我们的问题在于国家应该在经济中拥有多少控制权，应当在哪些领域中分配使用国有资源等等。现任政府对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改革必须与发展社会公平携手并进。这也是现任政府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政府与小政府

　　问：辛格博士在推动印度经济改革时曾经接受过美国PBS电视台《制高点》系列节目的采访，讨论市场和政府谁应占据国家经济制高点的问题，也就是大政府和小政府……

　　答：你知道，大政府和小政府都是相对的概念。美国经济是一个大政府管辖下的经济，如果它不是一个大政府的话，它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预算？

　　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不是由政府是否占据国家经济的制高点来决定的。你可以有一个大政府，但是并不占据制高点。这还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制高点。在旧式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中，制高点被认为是重工业。所以你的定义必须非常明确才行。

　　问：那么你会如何定义今天的印度政府？

　　答：从1991年改革开始至今的印度政府一直努力在一些领域缩减自身作用。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一直都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后来试图削减某些政府管制。

　　问：改革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呢？

　　答：真正的改革其实始于1980年代早期，也就是从诸多规章制度中摆脱出来的努力。但是在1991年到来之际，我们面对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正是这个危机提供了改革的契机，使我们坚决地从过去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在过去20来年里，印度的GDP增长一直都在5%到6%之间。我个人认为，今天印度的经济增长不应低于6%，因为这是可以自动达到的增长，除非农业产出极为糟糕。但现任政府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长率可以达到7%、8%甚至更高，而且，增长与社会公平并行。比如，每个家庭都要有至少一份工作，这对消灭贫困、消除社会不公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切顺利，在5年之内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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