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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世界各国重新加强国际框架的努力，这个努力能否称之为改革——尤其是在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上还很难说。无论这个努力成功与否，联合国都将继续作为不可或缺的国际组织带领我们迎接21世纪的挑战，而中国必须在此次改革中全力争取有利于本国和本地区的结果。
联合国应当改革，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只有51个成员国，如今有191个。而且，成
立之初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五个战胜国组成的，今天的联合国必须建立新的机制满足新增成员的要求。
从联合国自身来说，此次改革关系到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进自己的无力状态，使更多的成员国积极参与公平决策的过程。它必须谨慎处理与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个超级大国以及它所领导的另一个“国际俱乐部”——北约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信。
而对于那些提出新的要求的成员来说，则是关系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地位问题。在国家间的竞争里，这仅仅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非常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
显然，和191个国家一对一进行协商是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工作小组已经为改变安理会成员筹划了10年，但迄今没能拿出一个建议方案来。
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什么方案能够保证绝对公平。在通常情况下，最先考虑的是根据成员国对联合国的贡献来决定谁进谁出。联合国大会确立的原则是，联合国不应该在经费上过度依赖任何国家。为此，每财政年度联合国的会费设有“封顶”价格，规定各成员国所付会费的最高价。200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同意重审会费的额度以更符合当前的国际形势。
协议规定，一个会员国提供的的会费不能超过联合国正常财政预算总数，由原来的25%降低到22%，美国现在正承担这一巨大的部分。
在联合国改革中，与中国最相关的就是日本寻求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一旦成为现实，如何评估对于国际事务、亚太安全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必将引发争议。已经有学者发表文章说，这个给中国带来历史创伤，并且纠葛至今频仍的邻国不仅是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威胁，也难免会成为美国在安理会中的棋子，使联合国在美国单边主义国际政策面前更加无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郭隆隆认为，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面临着几大不利因素。第一，从地域平衡原则上来说，日本处于亚洲地区，与同样位于这个地区却拥有11亿人口的印度相比较，日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是它首先将会遇到的困难；第二，从发展层面上来说，日本属于发达国家，而联合国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因此，这也成为日本能够当选常任理事国的一大障碍；第三，日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反省并不足够，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它是否能在今后担负起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产生了一定的忧虑。
不过，作为联合国第二大捐助国，日本的要求几乎是联合国无法拒绝的。如果不把经济贡献较大的成员国纳入，难免这些成员国会感到失望。此外，日本为此所作的准备由来已久，它在柬埔寨、戈兰高地和东帝汶还参与了维和行动。
现在一切还没有定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多大可能增加新的成员还很难说。不过，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中国可以通过几个渠道力争避免让日本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继续发挥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联合发展中国家反对日本获席；获取联合法国、德国等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支持；获取本地区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支持；支持另一个更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总之，中国必须说服各国，如果日本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和代言人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席位，联合国的改革就很难说是成功的。一些国家也认为，如果仅仅根据各国在经济上对联合国的贡献来确定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名单(也就是说，如果把列在前面的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直接纳入)，这就会使该机构成为一个富国和大国的俱乐部，这只能进一步导致联合国在诸多成员国心中的失望。
当然，与这件事情相比，更重要的大局是，中国能够借联合国“刷新”自己的契机，重塑自己在这个国际组织、乃至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地位，是中国过去在联合国发挥重大作用的起点和支柱，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意识形态对峙的弱化和全球化在各个方面的深化，这一领导作用受到了新的考验。首先，这一领导作用经常受到经济援助多少的直接影响，使得所谓的“经济外交”乘机找到生存空间；其次，中国对联合国本身的贡献有待加强，这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更积极地、多方位地参与联合国的决策过程。中国正在稳步做出改变，促成北朝鲜核谈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开始，联合国改革给了自身一个机会，也把机遇留给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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