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希拉里早就该当上总统了

　　文/摘编自《希拉里传》 作者 卡尔-伯恩斯坦(《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

　　韦尔斯利学院同时期的一名女校友说：“假如希拉里没有嫁给克林顿，她也许早就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就是最大的悲剧。”直到遇到了克林顿并爱上他，希拉里才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原来可以通过婚姻来实现。

希拉里也许早就该当上总统

　　贝齐-赖特曾提到，希拉里和克林顿“都热切地相信自己肩负着改变这个世界的使命，而且早在相识之前，他们就各自抱定了这个信念”。令人称奇的是，为了更好地追求他们超乎寻常的远大抱负，两个性格如此迥异的人居然能够紧密配合并且相互扶持，可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连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找到一个如此理想的伴侣。一位深情的妻子，一位执着的丈夫，没错，也是彼此的助手。

　　但是，所有在他们相识之前就认识希拉里或者克林顿的人都认为，他们两个人之间如齿轮啮合一般的无间合作是超乎他们各自想象的。自从两人开始交往，他们共同的朋友德博拉-塞尔就发现了这两人之间价值观和理想的完美契合。不过，塞尔还注意到了他们另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他们两个人都有些天真。”在熟识他俩的朋友中间，“天真”这个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1970年，克林顿和希拉里在耶鲁大学相识。他们几乎立刻就从对方身上发现了能够影响自己、提升自我的特质，这可以让他们建立起一种拥有无限可能的政治合作关系。有件事非常说明问题——很快，希拉里就一脸诚恳、严肃认真地说出了一件克林顿从未公开宣布过的事：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

　　他们两个很快就陷入了爱河——正如朋友们描述的那样，他们的爱真挚而又深厚。不过，这种爱情肯定不是所谓的“浮士德式交易”。塞尔知道，遇到克林顿之前，“希拉里只对自己改变整个世界的能力感兴趣”，而她之所以选择律师这一职业，是“因为她认为律师改变世界的能力最大”。

　　其他一些认识希拉里的人，尤其是那些自命为女权主义者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政界能够接纳那些真正独立的女性。”韦尔斯利学院同时期的一名女校友说：“假如希拉里没有嫁给克林顿，她也许早就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就是最大的悲剧。”

　　从韦尔斯利毕业的时候，希拉里已经踏出了在政界大放异彩的第一步。毕竟，希拉里(而不是克林顿)得到了《生活》杂志的青睐，并被描述成她那个时代及其价值观的象征。1973年，赖特怀着推动希拉里竞选事业的目的搬到了华盛顿，她从未怀疑过希拉里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参议员或美国总统。

　　这个问题后来被数百万的女性热烈讨论过，尤其是在希拉里随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几年，以及在她第一任参议员任期时间里。一般人会设想，要是没有比尔-克林顿，希拉里从法学院毕业后本可能成为某个儿童保护组织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负责人；30出头的时候，希拉里可能会参加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国会议员的竞选。那个女校友又说：“事实上，很难再找到一个比希拉里更可悲的、对过去的梦想念念不忘的人了，她接近政治的方法就是嫁给一个要参加竞选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希拉里从韦尔斯利毕业时的初衷。她本打算要在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直到遇到了克林顿并爱上他，希拉里才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原来可以通过婚姻来实现。

　　一直以来，希拉里就渴望大有作为、造福人民。比尔-克林顿也是个想要造福人民的人，而且也是个想成大事的人，但是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世俗的实用政治方面。而希拉里则始终看到天堂和彼岸，一直对约翰-韦斯利的教诲深信不疑。

　　希拉里给他们两个的联盟带来的是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目标感，是凌驾于传统政治理念之上的高尚、纯洁的理想。克林顿的政治信仰一直很坚定，不过，法学院的一个朋友说：“和比尔在一起，你会感到他只是想当总统，而希拉里则极富宗教热情。”似乎从青春期起，希拉里就认定，她生活的意义就是永不停歇地探索，以确定正确的目标，并力求将其变成现实。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拉里同时向哈佛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递交了申请，并被两所法学院录取，但是她迟迟没有决定到底要去哪所法学院。希拉里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过考察，那次考察坚定了她选择耶鲁法学院的决心。当时，她被介绍给一位著名的哈佛教授，据她回忆，这位教授对她说：“好吧，首先，我们并没有什么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其次，我们这里并不需要更多的女人。”

　　1969年秋天，希拉里来到了耶鲁法学院。当时法学院的235名新生中只有27名女生，希拉里就是其中一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时就赢得了“勇敢的领袖”和“行动主义者”的名声，不过这些称号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们十分敬畏她的勇气。”

　　希拉里的新同学卡罗琳-埃利斯说，“她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已经把她当作领袖了。我们之前曾在国家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而3个月后的今天，她就在我们班上，就在我们身边。”法学院的同学都认为希拉里肯定是要参加竞选步入政坛的，她之所以选择来读耶鲁法学院，只不过因为这是实现她远大目标的最佳途径。

希拉里与克林顿

　　她在法学院的第一年似乎是专门用来帮助自己快速提高声望的，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我怀疑的迹象。“希拉里知道自己若想在政治方面有影响力就必须有些名气，她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希拉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说。像在韦尔斯利学院那样，她的同龄人都受到她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吸引，认为哪里有她，哪里就是战事打响的地方。

　　实际上，当时在耶鲁大学纽黑文法学院爬满常春藤的围墙里，那片曾经的净土已被一种疯狂的力量占领，一种让人近乎头晕目眩的反体制伦理弥漫着整个校园。希拉里刚到学院的头几周里，学生们占据了主校区，并称之为“解放区”。

　　不同的派系都在院内搭建了帐篷—嬉皮士、黑权主义布道者、积极的反战倡导者、激进的左翼分子，他们都宣扬自己反传统文化的精神。第二年当上法学院院长的亚伯拉罕·戈尔兹坦把耶鲁法学院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代”。学生们迫使老师采用“通过”与“不通过”的评分标准。

　　因此，后来有人说只要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就几乎不可能被退学，这种说法的确有几分真实的成分。那时，扎染的衬衫和肮脏的牛仔裤取代了有律师派头的定制套装。

　　像往常一样，希拉里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极端势力中间，并安排好自己的议程。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给她带来了名气，这种名气使她收到了来自妇女选民联盟的邀请，请她参加其青年顾问委员会。她的参与给一些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希拉里和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他们在以后的30年里也成了克林顿集团中的成员，其中包括弗农-乔丹、戴维-米克斯纳和彼得-埃德尔曼。弗农-乔丹当时是亚特兰大州南部地区委员会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他领导了南部地区登记黑人选民的运动。戴维-米克斯纳是当年终止越战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后来又领导了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彼得·埃德尔曼当年是罗伯特·肯尼迪纪念堂的副馆长，也是青年联盟委员会的主席。

　　1970年春天，摆在数百万名大学生面前的问题不是传统的学习和功课，而是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一件更重大也更直接的问题—年轻人要应征入伍去越南参战。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曾向公众许下诺言，说他一旦当选，就会立刻结束越南战争。可是他食言了。

　　他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光荣和平”战略激化了各种矛盾。在希拉里就读耶鲁的这4年里，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超过2.5万名美国士兵、几十万名越南人及柬埔寨人付出了伤亡的代价。希拉里后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政府“在和自己的国民打仗”。《宪法》赋予人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正遭到由上至下的蓄意侵犯。

　　加入法学院学生主办的法学期刊《法律评论》编辑部是在美国法学院中取得学生认可的传统方式，没有哪所大学的《法律评论》能比哈佛或耶鲁法学院的更有影响、更重要。而在1970年春天，《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发行了创刊号，希拉里的名字被列在了编委中。

　　这份期刊的名字本身就声明了它的目的，就像希拉里和她的编辑同行们介绍的那样：“《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的第一期开创了我们超越法律界传统领域的探索。这是我们突破这种狭隘做法的一个尝试，我们希望能够在此展示那些以通过务实态度解决社会问题为主旨的法律学术活动和新闻报道形式。”

　　(本文作者介绍：与出版社合作，定期推出名人传记类图书连载，合作建议请发邮件至zhuanlan@staff.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