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抗疫的终极拷问：呼吸机不够 医生该救谁？

　　美国抗疫的终极拷问：呼吸机不够，医生该救谁？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荣筱箐 

　　在这个把“人皆生而平等”写入独立宣言的国家，是不是要选择性地救治新冠病人，这个问题无异于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上投下一颗定时炸弹。

3月28日，医护人员将病人送往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摄影/郭克

　　多年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跟科幻评论家江晓原的一次对话中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 老百姓不像作家那么弯弯绕，咱们一般这样问：“你妈和你媳妇掉水里先救谁？” 不论怎么问，在生命之间做出价值判断和利弊取舍对文明社会中的人类来说，就像那个找不到厕所尿了床的噩梦一样，总是能让人吓出一身汗，过后却也可以自我安慰说，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现在，美国抗疫走到今天，人们面对的就是这个终极追问似的难题。

　　4月4日，美国确诊病例超过30万，死亡8000人；纽约确诊病例近12万，死亡超过3500人。从4月2日到4月3日午夜，纽约市有562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相当于每两分半钟死一个人。到4月4日，纽约州新冠住院人数为1.5万人，其中4000人在重症监护室。在4日的记者会上，纽约州长柯莫感谢马云基金会、蔡崇信夫妇基金会和阿里基金会向纽约捐赠的1000台呼吸机以及俄勒冈州捐赠的140台呼吸机，这些将帮助纽约缓解燃眉之急。

　　但呼吸机的缺口看上去仍然像个无底深渊。纽约州需要1.7万台呼吸机才能度过难关，而目前美国的战略储备库里一共只有1万个，还得照顾全国的需求。

　　全国很多地方的情况也都不容乐观。波士顿布雷汉妇女医院重症治疗医生拉玛斯（Daniela J． Lamas ）在4月3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记述了一位新冠感染重症病人家属的来电，家属请求医生不要因为自己的太太身患癌症，就在呼吸机不够用的时候給她拔管。

　　“你不了解她，他说，是，她有晚期癌症，但在这场肺炎之前，她还在医院病床上通过电脑开工作会，她聪明得像精灵一样，我们还有很多人生计划，有很多地方还想一起去看看。”拉玛斯医生写道，“这时候我才明白我这位病人的先生是什么意思，他是想向我证明，他的家人是值得救的。即使我现在可以跟他说我们医院呼吸机还够用，我们会尽可能救治他的太太，若非家属提出，决不会拔管。但我还是浑身颤抖，因为以后这样的对话会越来越多，总会有一天，我的回答可能会有所不同。”

　　事实上，美国的很多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已经开始为这种至暗时刻做准备。3月30日，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德中心以全体研究人员的名义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医疗机构准备好面对“危机时期道德标准”。“多年来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全国或全球疫情危机而制定的这套道德标准，要求医疗机构从平时着眼于向每位病人提供最好的救治转为从全局考虑的模式。这是我们能够在保持职业操守的情况下，对所有病人尽到责任的唯一方法。”文章说。

　　什么叫从全局考虑？说白了就是为达到群体最大利益而牺牲一些个体的做法。但所谓“这套道德标准”其实只是个统称，美国并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指导医护人员应该如何去顾此失彼，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只能按照各自的心理承受度做出自己的选择。

　　九年前发生禽流感之后，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教授怀特（Douglas White）就开始研究一套危机时期医院对病人的评分机制，根据救治病人人数和病人预后两个指标，按照病人当下在医院的存活概率和出院后一年、五年的存活概率对病人做出评估，优先救治有希望活得更久的病人。疫情开始后，已经有40家医院决定采纳这套机制，宾夕法尼亚州也根据这套评分体系拟定了全州医院救治优先排序的草案。

　　而现在，有些医院连制定表面上相对客观标准都顾不上了。上个星期，底特律的福特医疗系统（Henry Ford Health System）向下辖六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发出一封内部备忘录，信中说，“因为物资紧缺，我们需要仔细筹划，生存机率高的病人是我们的第一重点，必要时可以对在呼吸机上或重症室中已经有一段时间却没有好转的病人终止治疗。” 

　　备忘录被媒体曝光以后掀起轩然大波，在美国这样一个建立在基督教教义基础之上的国家，人们相信只要上帝才有权主掌生死，而医院拔管和杀人没有区别。但即使是按照怀特教授的看似客观公正的评分机制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做出评估，在这个把“人皆生而平等”写入《独立宣言》的国家，也无异于在人们的道德理念上投下了一颗炸弹。

　　美国人对医疗机构在生死问题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一贯持保守态度，当年奥巴马总统推出全民健保方案之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弹，反对者的一记重拳就是宣称全民健保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等于由国家和医院决定民众的生死。

　　这套健保法案中原本有一个条款，要求保险公司为医护人员报销向病人提供临终关怀咨询费用，本来是为了鼓励更多民众提早做好临终计划，却引得前阿拉斯加州长佩琳为首的保守派，直接把该条款叫做“奥巴马死亡委员会”。 因为来自全国的压力太大，奥巴马的全民健保方案最终砍掉了这条。

　　在堕胎问题上，美国人这种对生死的理念体现得更为明显。反堕胎者认为生命应当从未成人形的胚胎算起，去年阿拉巴马州通过的反堕胎法，甚至将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也列入禁止堕胎的范围，为这些怀孕女性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如今，医院因为物资不足要对一些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宣判死刑，可不就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吗？

　　但新冠疫情带来的关于生命价值的道德拷问，并不止于病房之中。居家避疫拉平曲线和经济停摆民不聊生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也一种全民参与的生命价值的博弈。

　　一些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任由病毒传染，美国将在半数人口被感染之后获得全民免疫，而新冠感染后的死亡率差不多是1%，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在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差不多会是170万，其中很多可能是老弱病残。

　　而封城之后经济受到重创，之前已经有研究表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低迷的确曾导致自杀率上升，也有学者指出失业后穷困潦倒的人在生病之后更容易死亡。而3月进入攻坚战以后，美国已经蒸发掉70万个工作岗位，专家预测还有至少2000万个工作岗位会在抗疫中消失，单是三月份最后两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就达到了1000万。

　　两害相权哪个轻？这要看你问的是谁。比如69岁的德州副州长Dan Patrick在3月23日的电视节目中就说：“要我说就让大家回去工作，恢复正常生活，大家聪明一点，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就自求多福，但不能让整个国家为我们牺牲。”

　　特朗普总统在3月23日的记者会上提出“我们决不允许药比病更伤人”，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按照他当时的计划，美国人现在差不多已经要结束居家避疫，恢复正常工作了。这个计划把全国人民吓得不轻，以至于特朗普曾经一度放弃，但在4月4日的记者会上，他再次提出要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不能总是这样下去”。

　　以170万人的生命来换全美国3.27亿人活下来的机会，你换还是不换？这和大刘那个“吃还是不吃”的问题简直异曲同工，不管你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从道德角度看都是错的。

　　但在生存压力面前，有多少人还有功夫去考虑道德的事呢？人这个物种原本就是物竞天择的产物，我们常常误以为是精神文明给了我们高于其他生灵的道德标准，但其实说到底物质文明才是根本。穷国不能做到的众生平等，富国在手头紧的时候也一样做不到。对生命的漠视往往是捉襟见肘时的迫不得已，对生命的尊重往往也是仓廪丰实之后的水到渠成。所以在疫情面前，各国之间那些基于道德标准之上的仰视和俯视，看起来实在是件很荒谬的事。

责任编辑：孙剑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