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要不死在日本要不逃出去 我是一个国家的人质

　　原标题：发布会直击丨戈恩：要不死在日本，要不逃出去，我是一个国家的人质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9年的最后几天，日本东京上演了一出“出逃”大戏。处在保释期间的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在日本检方严密监视下逃离位于东京的住所，并在日本海关未留下任何出境记录的情况下合法入境黎巴嫩，让这出离奇的“逃跑剧”轰动世界。

　　戈恩的公关负责人透露，戈恩于当地时间2020年1月8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8日晚9时）在黎巴嫩召开记者会，对之前的一连串嫌疑事件和逃亡原因进行说明。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包括日本媒体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记者申请出席记者会，但是大多数日媒记者被拒绝。

　　分析认为，这次记者会是戈恩逃亡至黎巴嫩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日媒却被排除在外，有可能是为了避开持批评态度的日本媒体的严厉追究和质问。

　　记者会现场

　　“我被单独关押，每天被审讯超8小时”

　　戈恩：感谢能够与我的家人见面。一年之前的今天，我当时被戴上手铐带走，单独关押，6周没有见到我的家人 ，每一天被盘问8小时，没有任何的律师，我不知道我的罪名是什么，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证据，他们践踏了我的人权。

　　戈恩：400多天非人道的折磨，我只有走没有其他的选择，对于我的指控是没有证据，他们没有公布我所有的文件。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举行媒体发布会。他们骚扰我的妻子，监视我的所有行动。

　　“我被捕，是尼桑和检察官密谋的”

　　戈恩：14个月的痛楚是被一些人别有用心策划的，是一个有组织性的阴谋。

　　戈恩：我在黎巴， 我尊重黎巴嫩的政府，我不会做伤害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的事。

　　戈恩：我被逮捕了，它是尼桑和检察官密谋的。他们一开始就告诉我必须认罪，他们不想找到真相，只是想让我认罪。

　　“我要不死在日本，要不逃出去”

　　戈恩：我要不然死在日本，要不然逃出去，我是一个国家的人质。

　　戈恩：他们把我的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我必须要重现所有的事情来为自己辩护。

　　戈恩：中东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改变他们做业务的方式，因此让当地经销商合作，每次这么做的结果都为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利润。检察官说我和当地的人有特殊联系，所以才给经销商这些激励费用，其实这些激励费用是非常正常的。

　　戈恩：我看到了假的联盟，他们肯定不能达成任何事情。

　　戈恩：我是无辜的，我是无罪的，我有很多的文件可以向大家证明。我想要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日本。

　　戈恩：他们说我很贪婪，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通用汽车情况不好，当时他们给我两倍的薪酬想要我去通用汽车，我没有离开，船长不能离开船。

　　南财快评

　　戈恩和日式管理：贡献与冲突

　　（本文作者：戴二彪系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2020年1月8日，美伊正在互相威胁之际，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在自己的家乡黎巴嫩召开了逃亡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虽然发布会热度被大国政治所掩盖，但是对日本和全球汽车产业而言，戈恩从年末到年头的这一次传奇出逃和随后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2019年12月末，沉浸在辞旧迎新气氛中的日本列岛被一条速报震惊了：保释期间中的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已经逃离日本、到达黎巴嫩！13个月前的2018年11月，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下简称东京特搜部）以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理由突然逮捕了刚从海外回到东京成田机场的戈恩，也曾轰动一时。这次戈恩居然铤而走险选择逃离，其戏剧性的过程和复杂的背景再次引发世界关注。

图片来源 / 新华网

　　一个曾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外国籍经营奇才，何以沦为被红色通缉令追捕的疑犯？从1999年上任日产（日产汽车公司）到2019年被解除要职的2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戈恩从一个日式管理的改革者（贡献者）渐变为众叛亲离的对立者（冲突者）的过程。 

　　戈恩出生于巴西，成长于黎巴嫩。后留学法国，先后就读于著名的巴黎高等理工学院和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院，并获博士学位。戈恩毕业后，曾在欧洲、美国、南美等多国担任企业管理工作，能流利运用法语、阿拉伯语、英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等5国语言。其专业才能和跨文化的丰富经历使他拥有全球化时代高级经理人的难得优势，来日前他已经成为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的副总裁。

　　1999年，雷诺出资支援濒临经营危机的日产（日本三大车企之一），并委派戈恩担任日产执行总裁。刚到日本时，日产公司上下以及日本社会对这个不懂日文的外国人并不抱希望。然而戈恩一方面深入现场和各部门调查考察，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后立即大胆改革；一方面努力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积极和企业员工与日本社会各界沟通。

　　3年后的2003年，奇迹发生了：日产公司的营销利益率从1.4%上升到11%；国内市场占有份额回升到20%以上；年度利益总额破历史最高纪录并连续三年扭亏为盈；还清了高达200多亿美元的有利息巨额债务！华丽的V字形回复使日产重新回归日本三大主力汽车制造企业行列。

　　2005年，戈恩同时兼任日产和雷诺的总裁。

　　2016年日产兼并三菱汽车公司后，由他推动结成并担任董事长的日产-雷诺-三菱联盟成为全球第四大汽车生产集团。 

图片来源 / 新华网

　　巨大的成功使戈恩一举成为名震日本乃至全球的明星企业家。日本政府给他颁发了多种奖状和勋章以表彰他为日本企业管理改革所做的突出贡献，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等国际知名院校请他担任顾问，多国重要企业也竞相聘任他兼任董事甚至董事长。当时的戈恩，频频在报刊、杂志、电台、漫画、教科书出头露面，可以说风头盖过同时代所有其他汽车企业的CEO。 

　　戈恩的成功也为日式企业管理的改革带来一股新风。1970-80年代全世界曾流行学习日式企业管理，但是1990年代后，IT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技术进步的加速和人才流动化，使得以终生雇佣、年功工资制度、集体决策、集团内系列企业互助、忠诚企业等特征著称的日式管理失去了往日的魅力。而日本资产市场泡沫破裂后的经济低迷也迫使日本经济界冷静下来反省自己并虚心学习欧美管理。作为当时日本大企业中最有影响的欧美籍高管，戈恩推出的一系列经营管理改革广受瞩目，特别是以下方面受到正面评价。 

　　（1）有明确的发展远景和高效的决策、实施体制。在总裁亲自调查考察基础上，迅速确定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并锁定关键问题和对策。决策高效，实施果断。 

　　（2）比绝大多数日本企业领导重视投资者（股东）利益、重视财务指标和股价。从大胆削减成本（营销成本、劳动成本、部品成本等）入手，显著改善企业投资收益率。 

　　（3）相比（日本企业普遍看重的）学历、年资、工作勤勉度，更看重能力和成果。导入英语为公司内部公用语，大胆重用有能力和创意的年轻人、从其他公司跳槽的优秀专业人才、以及能推进公司全球化事业的外国人，论功行赏。 

　　（4）与从普通职员一步一步晋升至公司最高层、行事低调的大多日本企业领导不同，职业经理人的戈恩积极参加公司外部各种交流活动，最大限发挥企业最高领导的公关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在戈恩式改革获得大量赞誉的同时，来自日本企业管理界的质疑声也一直不绝于耳。主要批评包括以下几点： 

　　（1）以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利益为重，轻视公司员工权益。同时日产在就业方面的社会贡献远不如同业竞争对手。戈恩上任之初，为了削减劳动成本，铁面裁员七分之一日产员工（2万多人），震惊有终身雇佣传统的日本产业界。

　　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在2000年3月-2018年3月期间，日本国内三大汽车制造公司中，丰田公司的员工人数从21.1万人上升到36.9万人，本田公司从11万人上升到21.5万人，均有大规模增加。与此相对，日产的员工人数从13万人6397人增加到13万8910人，只增加了2513人。丰田公司前社长奥田硕对戈恩的改革曾如此评论：困难的时候裁员算不上有多大的经营才能，只是日本企业家不忍心这么做而已。 

　　（2）权力过于集中。随着戈恩威望日益上升，日产内的独裁体制逐步形成，财务等重要部门任人唯亲，造成公司内部监管制度弱化。 

　　（3）在崇尚集体协作、把成果归功于企业全体的日本，戈恩个人的实际报酬之高非常突出。财务报告表明，戈恩近年的公开年薪超过1000万美元，是日本同业龙头企业丰田公司总裁年薪的三倍以上。但是在戈恩看来，与美欧主要同行企业CEO的年薪（高者可达3000万美元左右）相比，他所作的贡献应当有更多的报答。

　　因此，除了上述公开年薪外，日产约定以未来支付的形式另外给他巨额报酬（2010年-2018年期间累计近9千万美元）。同时戈恩还持有相当高比例的日产股票，每年分红额与其公开年薪相近。此外，戈恩还以公司业务需要为名，让日产为他在日本、欧洲、南美、中东等地购买了豪宅、名车，公私混用。 

　　（4）戈恩同时兼任雷诺、日产的董事长等若干要职，他对雷诺和日产的忠诚心之差异让土生土长的老日产人以及日本政府的产业主管部门对戈恩难以放心。

　　作为日产的最大股东，至2018年，雷诺已从日产获得分红利益6000多亿日元（近60亿美元），超过了当初（1999年）雷诺对日产的出资额（本金）。而且在2001年3月-2018年3月期间，雷诺所持的日产股票带来的投资利益（股价增值）也已经成为该公司同期的主要利益来源（约占63%）。

　　可以说，戈恩超期待地完成了雷诺委托他的重任。更引人关注的是，相关资料显示，作为雷诺大股东的法国政府近年有意增资雷诺，欲借戈恩之力间接扩大对日产的影响力、助力法国经济。这一动向引起了日产管理层对日产究竟是姓“日”还是姓“法”的焦虑，也引起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的戒备和不安。这一点被认为可能是导致2018年11月戈恩突然被捕的深层原因。

　　纵观戈恩执掌日产20年的历程，上述正反两面的评价一直存在。但是在初期，戈恩不仅对日产的Ⅴ字性回复作出了不可否定的重大贡献，而且把欧美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手法导入日本大型企业，为日式经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成功样本。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戈恩的评价显然是褒大于贬。但是随着戈恩名声上升、居功自傲，其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点逐步趋于严重或者被舆论放大。与此同时，日式管理在改革的同时也逐步恢复了自信。因此，在戈恩统治日产的后期，不知不觉中他已众叛亲离，最后居然被自己提拔的高管（新总裁）举报，落得个被专管大案要案的东京特搜部逮捕、保释、再逮捕、再保释、不法逃离的意外结局。

　　值得指出的是，不少日本法律界专业人士公开指出：尽管日本检方（东京特搜部）以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违反企业规章（假公济私）等罪名逮捕了戈恩，如果对照欧美企业高管的行为规范和欧美相关法律，凭目前披露的“罪证”尚很难断定戈恩有罪。但是，在日本式企业文化和社会舆论的土壤上形成的日本法律，很容易把“自私自利”的戈恩关进牢房。 

　　20年前，戈恩意气风发踏上东瀛岛，经历了不一般的成功和辉煌。但是20年后，却满怀怨恨逃离。从一个国际著名企业家沦为国际通缉犯，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日产和日本的悲剧。正在努力探索经济振兴之路的日本，目前最缺的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有全球视野、敢于挑战的企业家。

　　为此，近年日本政府逐步放宽大门，欢迎外国投资者、经营管理人员、专业人才到日本创业创新。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戈恩事件，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如何防微杜渐，避免这类悲剧再发？日本在跨国企业管治、异文化交流沟通、立法、司法等相关领域，均面临许多有待改善的课题。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