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推进高水平金融双向开放支持双循环_新浪财经

　　推进高水平金融双向开放支持双循环

　　来源：金融时报

　　陈彦蓉

　　我国金融双向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

　　近一段时间，中央及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双向开放多次释放明确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郑重指出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时强调，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金融对外开放。银保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也强调，坚定不移扩大金融服务业双向开放，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

　　从中央顶层设计和有关金融管理部门发声中可以看出，持续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仍将是下一阶段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在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部署背景下，持续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也具有了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更坚实的力量。

　　事实上，支持双循环需要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而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则离不开更大力度地“引进来”和坚定不移地“走出去”，并在开放过程中把握好“稳”和“进”的节奏。

　　一方面，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需要更大力度、更广范围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吸引外资进入国内经济大循环，使现代金融服务更好地促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顺利运行和相互联通。

　　近两年来，国际形势变化和疫情带来的冲击并没有打乱中国金融开放的节奏，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先后宣布并推动了50多条具体开放措施，包括大幅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彻底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降低资产规模、经营年限以及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取消企业征信评级、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准入限制，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等。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呈现良好势头，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12.7万亿元，同比增长36.7%。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在加大引入境外资本流入和境外金融机构进入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吸收外资机构的管理理念和相对成熟的金融服务能力，而且市场的“鲶鱼效应”还有助于丰富境内市场主体和倒逼金融机构加快改革创新，在竞争中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从而更好地服务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还要加大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这有助于国内金融服务业更持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速自身新旧动能转换，参与国际竞争合作。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开放合作是实现金融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推进，也将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更广阔的“走出去”的舞台。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国内大市场的吸引力以及金融开放的红利，更多地把金融服务推向国际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推进境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交易”。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方式包括在海外设立网点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交易、服务中国企业的外贸业务等。2020年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披露，已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80家一级机构。在发达国家，中资金融机构可利用当地发达的服务业，参与当地金融业竞争；而在新兴市场，中资金融机构可利用其增长前景，分享增长红利。

　　同时，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还需注重风险防范和监管能力的提升。事实上，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浪潮中，一个更大范围、更开放的金融市场将会加速形成。客观层面上，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带来更多竞争，竞争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业绩波动加大、风险因子增多等挑战，由此也会引发一些风险。这就需要切实把握好“稳”和“进”的节奏，加大监管力度，并在必要时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此前，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0年第三季度例会就明确指出，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我国加入全球最大自贸区。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服务附件首次引入了新金融服务、自律组织、金融信息转移和处理等规则，就金融监管透明度作出了高水平承诺，代表了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最高承诺水平。这些规则在预留监管空间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为各方金融服务提供者创造了更加公平、开放、稳定和透明的竞争环境。

　　可以预期，在有关部门做好充分形势预判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国际关系、经贸合作、业务机会、经营能力和风险合规等因素，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筑好各类“防火墙”，能够为金融服务业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