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稍纵即逝的 三个关键“战机”
作者: 马晓华
[ 社区失守让武汉失去了又一道防线,封城也无法遏制病例数字的上升。仅在1月20~31日间,武汉发病人数就达到了26468例。 ]
突然闯入的新冠病毒,使武汉面临一场非常战役。
2月24日,距离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不明原因肺炎”的第一则通报(2019年12月31日)仅仅54天,但是病例数已经从最初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27个病例,猛增至全国的7万多例。
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新冠病毒来到武汉之初,人类的确对它一无所知,包括对它是否具有传染性、对它的传播途径及传播速度的了解也很有限。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防控的机会。
曾参与最初流行病学调查(下称“流调”)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参与传染病调查的专家都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武汉疫情之初,曾错失3个关键的时间窗口。
华南市场的人和物
2019年12月30日晚,一份“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紧急通知在网上流传,内容显示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指出“我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这份通知为“有效做好此类病人医疗救治工作”而发。
但这一措施并没在武汉起到相应的预警作用。
“最早的病例上报是在2019年12月26日,这个信息通过区、市到了省级相关部门。同时金银潭医院把样本送到合作的第三方检测公司,结果在12月30日就出来了,是冠状病毒,但不知道是哪一类。”一位自始至终在新冠病毒流调现场的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他说:“对于我们搞传染病的人来讲,一个初步的认识就是它可能具有传染性,这是冠状病毒的特点。”
2019年12月30日,该流调人员来到华南海鲜市场开展流调,直观的感受是:这里通风不好、潮湿,环境极为恶劣。
“这个市场本来有个通风系统,但已经多年没有用了,进去半个小时就会感到闷。如果这个病起源于这里,还具有传染性的话,一定会在这个空间传播。”这位流调人员说,考虑到每到周末这个市场的人流量能达到10万,所以从传染病防控的角度,最初的判断是要控制这个市场。
因此,他提出了建议:封闭市场,并且对市场里所有商户进行隔离。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休市。
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公告称,疫情发生后,国家和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赴武汉市,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应对和处置工作。武汉市卫健委在全市医疗机构开展相关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已完成对华南海鲜城的环境卫生处置工作,进一步的卫生学调查正在进行中。
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再发通报称,在国家和湖北省的支持下,已经采取七方面防控措施,包括全力救治患者、对所有病例均开展隔离治疗、继续在全市医疗机构开展相关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等。
但防控其实并不那么有序。
“既然已经初步查到是冠状病毒,就应该警觉,立即封闭市场,隔离所有商户,销毁所有产品。但并没有这样做,华南海鲜市场属于半关,商户都走了,商品也流了出去。”上述流调人员表示。
为什么当初不应该放走商户和商品呢?
“我们在流调时发现,发病的患者并不是卖野生动物的,而是离野生动物摊位有一定距离的其他摊位。一共13个摊位的销售人员患病,而且还不是紧挨着的摊位。” 上述流调人员说,由此可以判断,病毒一定在这个空间传播,虽然当时还没有更多证据证明病毒的传染性,但人传人有可能性,也存在病毒已经交叉传染到其他商品上的可能性。
他表示,从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控来讲,应该遵循“疑是从是”的原则——不管是不是人传人的病毒,第一步也要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和商品进行处置。
医务感染和人传人
围绕防控新冠病毒,最初的决策一直在等待科学家的研究结果:病毒是什么,是否人传人。也就是在尚未有答案的等待期,新冠病毒开始快速蔓延。
“从1月1日起,武汉医疗机构的门诊、诊所发热患者增多。但当时还没有诊断试剂,没有专业指导,医护防护也不到位。武汉三甲医院的三级防护设备都不多,更不用说二级医院和诊所了,他们只有隔离衣和口罩。”上述流调人员表示,最早的医护感染出现在1月7日左右。“这个时候已经显现了人传人的迹象,当时有两个诊所的医生被感染,但是由于没有确诊,也没法上报。”
而在公开信息中,新冠肺炎的病例数仍止步不前。并且,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3日、5日、11日的四则通报中,武汉市卫健委明确告诉公众“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不过,上述流调人员表示,当时诸多信息确实很碎片化,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决策层很难作为决策依据。“但从流行病学来讲,根据这些迹象应该立即采取措施,才能把传染源控制起来,阻断传播。”
那么,“人传人”是如何被忽略了的呢?
1月26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曹彬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王建伟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在《柳叶刀》上发表了名为《武汉市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的文章,研究对象是截至1月2日的41例确诊患者。
1月8日,第二批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到达武汉,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后来他也被确诊感染。
王广发表示,当时拿到的资料,就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最初41例患者的病例。进入病房看到的是一个个病人,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病人的情况。他也表示,怀疑到有人传人,也看到了那些聚集性病例,但聚集性病例既可能是人传人,也有可能是聚集性暴露引起的。“根据我们当时掌握的资料,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特别是医务人员的感染。”
“王广发说的是对的,他当时可能真没看到人传人的数据。”一位多次参与传染病调查的专家告诉记者,单从地方上获得的汇报资料,无法判断人传人,其中也没有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地继续开展临床调研,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接触史,调查医院到底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如果有的话,是上报了还是没上报。如果信息属实,就必须把真实情况汇报上去,以便及时调整防控策略,阻止疫情蔓延。”这位专家说。
这位专家还表示,真正的信息分析和研判决策,一定还要同时基于实地调查研究。他举例说:“作为一个上级医生,听完下级医生的汇报以后,我要是负责任的话,就必须亲自去实地看这个病人,亲自去问病人的病史,亲自去看每个化验结果,这样才能做一个诊断,而不是连实地调查研究都没做,就给出诊断或结论。因为年轻医生获得的信息往往会不全面,而且汇报时又把认为不重要的信息给过滤了。”
显然,最初提报上来的信息,缺失基层流调以及真实发生在医院里的病例,导致了信息的不全面、不客观。
上述专家感叹说,“疫情之初,一些专家的意见和言论可能都影响了决策,从而错过了防控时机。”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存在人传人,已经有医护感染。于是,新冠肺炎的正式防控战“打响”。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而此时,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实际发病人数已达6174例。
封城后社区失守
随着中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病毒的传播力和致病特点越来越明确,相关部门经过综合研判,提出了在武汉和湖北部分地区实施围堵策略的建议。
1月23日,武汉封城。
“武汉的战疫,战场不仅在急救的医疗场所,更在可能发生传染的所有场所,防控的最终目标是做到控源、隔离、减增量。”中央指导组社区防控基层专家组负责人吴浩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从战略上看,必须尽快以一个一个社区为单位、网格式管理、联防联控,从而控制疫情。
在传染性疫情的防控体系中,社区是预防和分诊的第一道防线。社区的防控效果,直接关乎防疫战的成败。
2月6日,吴浩作为基层防控专家组负责人来到武汉。
之前几天的走访中,吴浩发现武汉的防控工作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小区没有进行封闭管理、生活垃圾没有进行科学处理、社区网格化排查需要进一步加强。
“这些都给传染源带来了进一步传播的机会。”吴浩表示,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培训,告诉他们怎么做。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一刀必须先下去”。
社区失守让武汉失去了又一道防线,封城也无法遏制病例数字的上升。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也显示,仅在1月20~31日间,武汉发病人数就达到了26468例。
至此,传染病早期释放的防控时间窗口已经关上。
责任编辑:覃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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