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周明：顶级智库是如何炼成的？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周明（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刘静知（中商智库副秘书长）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刚刚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也再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要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这一精神为我国加快新型智库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一、 当今国际社会智库发展的现状

　　智库（think tank）一词最早出现在1971年，由迪克森（Dickson P．）提出，定义为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在政府、企业和公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1]。在2020年2月发布的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智库被定义为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及参与机构，以政策研究为导向，针对国际和国内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针对性研究与分析，从而使得决策者及公众作出明智的决策。[2]智库可以作为独立机构或附属机构而存在。作为连接学术界与政策制定部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桥梁，智库应以关切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将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转化为供决策者易于理解、参考并采用的决策信息。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3]中显示，2019年全球共有8248家智库，其中美国智库数量为1871家，排名第二的印度智库数量为509家，中国以507家智库排名第三。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智库中，美国智库占了五席，而在全球排名前176家的智库中，中国仅有8家上榜。与美国相比，我国智库虽然众多，但整体发展质量亟待提升。随着我国决策机制的日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对决策所需的专业信息、国际经验以及其他智力支持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道路仍道阻且长。

　　二、 美国顶级智库发展的典型案例

　　从1910年美国首家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至今，美国智库已逐渐成为世界最成熟的智库市场。以下仅以美国三个著名智库为例，就美国智库如何对美国当局国家战略制定及实施，对公共政策和舆论引导，对国际公共事务、经济发展，乃至思想潮流产生施加影响进行分析。

　　（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9年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创立于1910 年[4]，由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所捐赠的1000万美元起家，如今已在北京、贝鲁特、布鲁塞尔、莫斯科和新德里分别成立了六个国际中心，并在超过20个国家派有研究人员，形成了完整的全球信息网络结构。其宗旨是为决策者缓解全球冲突，促进地区和平提供综合而有效的解决方案；与全球各国政府及民间社会一起，加强政府治理能力与国际事务参与能力；为企业家在多变的国际国内政治、贸易、金融、监管以及其他经济秩序中提供战略支持；在核能、互联网、人工智能及生物技术这四个领域内以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为政策和技术创新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有“投资下一代”（investing in the next generation）项目，其中包括了以捐赠者为名的专项奖学金计划，与清华大学合办的未来大使领导力培养计划，青年研究助理计划，以及核安全相关研究计划。

　　（二）兰德公司

　　作为全球老牌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12。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5]，有超过1950名雇员分布在50多个国家，超过54%比例的雇员拥有博士学位。作为一家研究机构，兰德公司致力于在军事及公共政策问题上提供解决方案，使得国际社会更加安全、稳定、健康及繁荣。兰德公司主要擅长于影响全球安全、健康、教育、可持续性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其出版物、数据库或是各类简报都具有高质量且客观的国际认可度。

　　兰德公司有三个负责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的研究部门，四个受美国联邦政府重点资助的研究美国国家安全的研发中心，以及一个以培养世界一流政策分析学博士为目标的帕迪兰德研究生院。兰德公司的两个子公司分别为兰德欧洲和兰德澳大利亚。自成立以来，兰德公司除了接受公共机构及个人客户的委托研究之外，还完成了大量有关国际政治局势以及美国国防战略的研究报告。

　　（三）布鲁金斯学会

　　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8年度卓越奖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成立于1916年[6]（从2019年起所获得卓越奖的智库将不再参与往后的排名评选）。作为非营利性公共政策组织，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通过深入研究，为解决本地、国家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布鲁金斯学会聚集了全球超过300名顶尖政府及学术专家，这些专家致力于进行高质量的专门研究、政策建议以及其他全领域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其内容涵盖外交、经济、发展、政府治理以及城市政策等领域。布鲁金斯学会发展的五大目标分别是：改善治理、扩大影响力、促进合作、倡导多边主义和多样性、坚持独立及可持续发展。

　　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出版一本年度报告，内容为其全年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成立了大卫·M·鲁宾斯坦奖学金计划，旨在为布鲁金斯学会寻找下一代有创造力的专家学者，并帮助改善美国及全球其他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

　　三、美国顶级智库运行机制分析

　　通过对以上三个智库案例的了解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的评价指标（参见附录以），我们可以得出美国顶级智库运行的几个共通点：

　　（一）资金来源的多元性和独立性为研究结果客观中立提供了财力保障

　　无论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还是布鲁金斯学会，都强调自己研究成果的公正客观严谨性，无党派站位偏好，以及资金来源的独立性。其中，资金独立直接决定着该智库是否能有客观独立的观点以及不偏向某个党派的研究结果。

　　美国智库通常是以理事会的形式出现，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例，其领导机构是由来自政、商、学界等各领域人士所组成的理事会，日常通过理事会的运作来保证基金会在全球顺利开展各种项目。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财务报表显示，其2019年净资产达到了3.4亿美元，年收入为4118.87万美元，慈善捐款收入为2366.7万美元，占年度总收入的57.46%，而来自美国政府的项目委托收入为54.66万美元，仅占年度总收入1.33%。这些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捐款的单位不仅有全球商业巨头波音公司、微软、摩根大通，埃克森美孚、英特尔中国、Facebook等，还有部分国家政府及基金会，包括了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挪威外交部、日本大使馆、美国空军学院，以及个人捐赠，其中有美国前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及中国企业家汪潮涌等人。

　　有了高达4100万美元的年收入用于负担120位研究员的相关薪酬支出，足以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无后顾之忧，以开放、专业、独立的思维进行项目研究，从而保证其智库研究成果的客观严谨及高质量。虽然部分捐赠资金有定向使用说明，例如仅限于使用在某一领域方面的研究，但每家智库都会尽可能的保证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

　　（二）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为委托政府察纳雅言提供了信赖保障

　　在保持自身财务独立以及可支配资金来源多样化的同时，顶级智库与该国政府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达到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并让公民社会接纳其价值观的目的。

　　以兰德公司为例，根据其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年度报告尚未公布），2018年兰德公司共有3.45亿美元总收入，其中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委托项目资金4620万美元、美国空军项目委托资金4930万美元、美国陆军项目委托资金4050万美元、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项其相关机构目委托资金689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及其相关机构项目委托资金6180万美元，其他联邦政府机构项目委托金1540万美元，州政府及地方政府520万美元。美国政府委托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约为83.28%。

　　由于兰德公司的自身定位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定位截然不同，也导致了两者来自于政府委托收入的占比有着天壤之别。兰德公司拥有四个受美国联邦政府重点资助的研究美国国家安全的研发中心，分别为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兰德阿罗约中心、兰德国防研究所、兰德空军项目，以及由美国国土安全部赞助的国土安全运行分析中心。兰德公司在成立伊始，就与美国军方签订了一些列的合同，获得了大量的军事委托项目。而后尖端军事科技项目及重大军事战略研究也就逐渐成为了兰德公司的主要产品。随着兰德公司的发展，其在相关领域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展现，使得美国军方不得不对兰德公司产生依赖。而兰德公高品质研究成果也为其带来了丰富的资金来源，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全球各大高校、各类基金会、专业协会组织、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公司及个人等。不对政府产生依赖，而让政府依赖自己，成为了美国顶级智库的标志之一。

　　（三）研究方向的前沿性和引领性为智库成果的落地转化提供了战略保障

　　美国顶级智库除了在接受慈善捐赠方委托指定的课题内容之外，在一般课题的选择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这些智库大都会抓住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由于其高质量的研究团队及高额的研究经费，使得其研究成果前瞻性及实用性强，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人工智能。此类研究成果商业价值及转化率高，容易受到大型跨国企业的关注，这也是为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要赞助方来自于企业的原因之一。

　　而兰德公司由于以军事科技及国防战略问题研究起家，曾对前苏联卫星发射等问题给出了大胆而精准的预判，从而迅速扩大兰德公司在业界的影响力。其重点研究的伊朗、朝鲜核问题也受到了来自世界的广泛关注。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全领域公共政策问题研究智库，其前任主席莫尔顿（Mouldton），在1947年时抓住了欧洲复兴的国际热点，仅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出了一份政策建议提交给美国国会，在这份政策提议下，杜鲁门总统在几个月之后就签署了马歇尔计划，而布鲁金斯学会也因此声名大振。

　　（四）宽口径多元化的人员构成为智库研究的持续创新提供了人才保障

　　美国顶级智库在招聘时，会在最大程度做到专业、种族、文化背景、教育、工作经历等方面的多样化。唯有多样化、包容化的人员构成结构，才能使得顶级智库具有创造力及全球化的视野。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在2019年413名雇员中，男性占比总数为56%，女性占比44%。其构成也非常年轻，出生于1980-1995年间（Millennials）的雇员占总人数的52%，出生于1965-1980年间（Gen X）的雇员占比30%，出生于1995-2015年间（Gen Z）占比1%。在种族构成方面，67%是白人，10%亚裔，13%黑人，6%为拉丁裔。[7]

　　兰德公司人员构成与布鲁金斯学会大致相同，男性雇员占比51%，女性占比49%。80后与90后雇员占总人数39%，70后占26%，60后占比20%。族裔方面74%是白人，10%亚裔，7%黑人，6%拉丁裔。兰德公司的1950名雇员分别来自于50多个国家，会75种不同语言。[8]

　　为了保证兰德公司核心价值观“永远保证高质量的研究水准”，兰德公司研究人员中有54%具备博士学位，且学科占比丰富，如下图所示：

　　[9]

　　其中占比最高的几项分别为：社会科学11%，政策分析11%，经济学11%，国际关系9%，工程学9%，没有出现某项学科占比过大的情况。

　　丰富且多元化的人员构成保证了美国顶级智库能够以跨文化、跨种族、跨专业、跨性别的角度来进行内部交流，从而保证了其研究成果能覆盖全领域，且达到独立创新、严谨客观的目标。

　　（五）多途径研究成果推广和媒体互动为国际影响力提升提供舆论保障

　　兰德公司在线电子图书馆里馆藏24000份文献，2019年又新增了500份出版物和375篇期刊，所有文献全部对公众免费，其研究结果线上下载数量超过了540万次。除了免费文献外，兰德公司在线发布的还有其它各类多元化产品，包括了研究进展通知、专业文章、专家博客、时事短评、发布会通告、新闻通稿、名人证词（Testimonies）等内容。同时，兰德公司研究的相关模型、数据、计算方法、代码、GIS映射工具、从业人员指南、应用程序以及各类工具包也全部对公众开源。

　　除了在线产品多远化之外，兰德公司还面对公众和记者不定期在线下举办各类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活动，仅需邮件报名确认即可参加。其他推广研究成果的方式包括了北美地区流行的播客（Podcast），YouTube播放公开讲座、通过推特发布最新动态观点动态等方式。除此之外，兰德公司旗下还有一本重量级杂志《兰德评论》（Rand Review）[10]，其在学术界和美国政界影响力非同一般。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与全球六大出版公司之一的麦克米伦（Macmillan），以及其同行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共同将其研究成果出版成书，并将电子书籍上架在其官网售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将其出版的研究成果推介给各大高校作为教材使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媒体也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其对外活动不仅对所有媒体开放，且所有会议内容均可录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线上产品也非常开放及多元化，不仅有各类文章、评论、短讯、论文、社论、还有不少社论对页评论文章（Opposite the editorial page）。

　　四、美国智库影响国家战略决策机的运行制

　　（一）政治制度导致其权力分散，需要体外智库进行背书

　　顶级智库作为政府的“外脑”，对美国战略决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决策机制的分散及相互制约性，其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国会拥有唯一的立法权，最高法院拥有司法权，总统拥有行政决策权。国会可弹劾总统，总统可任免联邦法官，最高法院可宣布法律不符合宪法。反之，总统可否决国会法案，最高法院任命法官需要国会参议院通过，而最高法院也可宣布总统违宪。虽然三权相互独立制衡，但美国国会与总统在政策制定层面具有同等的提议权与决策权，国会的参议院与众议院议员均为专职，不得在政府任职。其相互不从属的属性导致了权力的相互牵制与竞争，也带来了政策制定的公开及透明化。加之美国政党松散的属性，使得各利益方均有参与权力的竞争的积极性，包括了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归属，美国总统的竞选等等。

　　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每个机构及团体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及政策主张，为了在权力的舞台上争夺话语权，这些机构、政党和个人，以及其背后的企业、行业、利益集团等都愿意让其政治主张显得更加具有合理性、针对性及可行性，从而被政策制定者所采纳。此时就需要具有公共属性的智库来为其背书。“在政治决策出台之前，智库为政党、政府等各方提供理论依据、政策预案和对策建议，甚至作为代言人直接参与决策。在政策出台之后，智库还要对政治决策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解释、包装、宣传或辩解”[11]。

　　（二）通过智库引导舆情，通过舆情引导政策走向

　　顶级智库在舆论走向的引导方面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智库日常进行产品和研究成果推广时，也是就政府政策进行分析解读，提高民众对政策的认知程度之时。通过其“非盈利性质”及“无党派站位”属性，以及智库内以“旋转门”机制从业的政治明星背书，使得智库公共形象更具有客观中立的效果，增加了话语的可信度。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强，美国的主流媒体也乐于以当前政治类话题吸引受众。无论是传统纸媒还是电视广播乃至互联网新媒体，都乐于邀请顶级智库的知名专家前来就相关热点话题发表看法，而这些媒体也成为了智库表达自己政治理念，其背后团体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媒介。同时，顶级智库在进行课题调研时，也会着重了解民众心理、观察舆情走向，从而在其研究成果中予以相应体现。“智库的舆论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舆论，更准确一点说，智库的舆论产品是在反映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更加理性化、具体化的舆论形态。这样的舆论产品更容易与公众舆论产生强烈的共鸣，并且为政策制定者所采纳。”[12]通过智库对舆情的引导及收集，其背后的项目委托方，无论是利益集团还是政府，都会产生与民意民情进行相对应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最终的政策走向。

　　（三）合理运用“旋转门”机制，强力渗入决策机构内核

　　在政治领域“旋转门（revolving door）”最初是指立法者与执法者之间角色转换的行为，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人员的角色转换。在美国，主要指的是每四年换届选举后，不少卸任官员加入利益集团作为院外活动家，或选择前往智库成为政策研究者，反之亦然。这种“旋转门”机制小到具体政策实行，大到国家战略制定，全方位地对美国政府进行影响和渗透，智库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通过“旋转门”机制，智库一方面吸纳卸任官员任职，增加该智库在业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另一方面通过“旋转”进入决策机构的前员工来获得更丰富且准确的情报。在其全球顶级研究人员的研究分析加工下，不仅使得美国各级政府在决策时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让权力与智识结合地更加紧密，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从长远来看，这种机制也使美国智库的影响力直接渗入到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成为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3]

　　同时，顶级智库还成为了美国未来政客的孵化器，为未来美国政府人才培养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布鲁金斯学会的大卫·M·鲁宾斯坦奖学金计划，兰德公司的帕迪兰德研究生院，以及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投资下一代”项目都旨在寻找未来有影响力的研究人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将其输送至决策机构，并反哺该智库。而年轻的业界精英也视顶级智库为自己进入政坛的“旋转门”，通过在顶级智库积累足够的经验和人脉，从而使得自己“旋转”进入国会或白宫成为下一位政坛之星。

　　从理论层面来看，以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对智库的排名标准来分析（见附录一），顶级智库应该具备的几个关键点包括了：研究成果是否被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以及其他政策相关者接受并采纳；其前雇员成为政策制定者或成为官方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数量；该智库在特定领域对社会价值观产生的积极影响，例如向公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增多，身心健康、环境状况及政治权利质量的改善等。由此可看出美国顶级智库通过其专业而严谨的研究，与权力背后各团体的深层互动，深深地引导着美国舆论的走向、改变了民众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左右了美国决策者施政的方略，乃至影响着整个社会政治伦理。

　　五、对中国智库的启示

　　根据《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9年中国共有507家智库。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明确提出总体原则和目标等要求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数量迅猛增长，然而质量却依旧有待提高。

　　中国智库按其性质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官方智库，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由政府财政补贴为主的智库；半官方智库（高校及科研院所），以社科院为代表，其资金来源为政府补贴、校方资助、社会资助型智库；民间智库，以全球化智库为代表的民间智库，资金来源为企业或社会自筹资金。

　　随着我国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部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美国顶级智库对其大国战略的智力支撑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是要积极发展民间智库，保证智库思想多元化。当今中国的智库以官方智库为主，民间智库为辅。官方及半官方智库由于其财务和人员编制等问题，导致不得不对政府产生依赖，从而难以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独立性。大力发展民间智库，保证智库思想多元化，有利于让决策者听到更多来自民间的、基层的政策研究者务实的声音，避免由于过度揣摩上意，按照已有政策进行脚注和论证的弊端，从而在更具有问题导向的基础上作出独立有效的研判。

　　二是改善现有研究人员福利与待遇，注重未来智库人才培养。顶级智库的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还是人才，不仅要要招得来人，更要留得住人。目前无论是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对已有的研究人员的福利与待遇都无法与国外普通智库相比，甚至无法与国内其他行业的研究人员相比。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是第一生产力，必须让国内顶级智库研究人员无后顾之忧，才能全身心投入到政策研究上来。

　　在改善现有研究人员福利待遇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智库未来人才的培养。我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无法直接将“旋转门”制度为我所用，但智库人才的建设，还需要积累厚度与广度。深度是指年龄层面，无论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还是兰德公司，其主要研究人员的年龄构成一半以上都是在30至40多岁。一个组织成员青年人的占比决定了该组织的前瞻性与创造力，与此同时，智库团队里也必须有从“旋转门”里退休走出来的、具有丰富研判及决策经验的长者。广度是指研究人员的所擅长的学科专业的多样性。只有融合不同学科专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育经历，才能相互弥补研究人员的知识短板和盲点，使得智库朝着更综合全面的方向发展。

　　三是要以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基础，积极探索并扩大智库影响力。研究成果是智库的命脉所在，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人才保证，只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才是决定智库未来发展的关键。首先需要通过智库内部青年人具有创造性的视角和具有丰富研判及决策经验的长者对研究选题进行筛选，同时还需严格把控研究成果质量。在这方面可向美国顶级智库学习，紧抓当前国际国内热点，生产出兼具前瞻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通过提高生产力吸引注意力，通过吸引注意力来扩大影响力。

　　同时还可以借鉴美国顶级智库的产品线和营销手段，通过发表及公布各类研究报告、期刊文章、时事短评、专家专栏、模型数据等方式来扩大学术界、决策者及普通民众对智库的认知与了解；通过举办各类线下大型会议、学术沙龙、小型讲座来聚集一批智库的忠实受众；通过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将智库的核心观点和研究成果汇集出版；通过融媒体进行整合营销传播，在这方面我国由媒体转型的智库有较强的优势。

　　四是要增加智库与外界的联系与合作，让研究更加具有实践底色。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建设，不仅要“上接天线”，还要“下接地气”。不仅要加强与各级政府等决策机关之间的联系，还应该与各类学术机构、各类媒体、企业和民众保持良好的联络能力。让研究人员能从实际层面了解到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痛点，从而做出实用性强、转化率高的研究项目。

　　同时，还应与全球其他顶级智库取得并产生联系，让智库成为除了政府和民间之外国际沟通的新桥梁。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例，其在全球共有六个分中心，其中有一个就位于北京：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该中心为清华大学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合作成立，旨在围绕亚太地区复杂的经济、安全及政治发展议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清晰准确的时政分析，并寻求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兰德公司的分支机构除了遍布全美之外，在英国剑桥、布鲁塞尔、及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也有其子公司。智库走出去，与当地机构开展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顶级智库的发展方向。

　　附件一：

　　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智库排名的评价指标：

　　1．      智库管理层的管理能力与管理水平。与这项指标直接相关的就是如何有效管理智库的各类项目及任务，有效监控财务及人员流动情况及流动质量，以及智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2．      智库员工的整体素质及口碑，能否在每个领域聚集起一批具有高水平、丰富经验及高产能的学者和研究员的能力；

　　3．      研究及分析成果的质量及口碑，是否能生产出广泛受用于政策制定者、媒体及公众的高质量、严格公正、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成果；

　　4．     招募及长期雇佣精英学者及研究员的能力；

　　5．      学术研究的表现及声誉，以及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严谨性。具体包括了智库研究员与分析师的相关学术资质，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和类型，例如书籍、期刊、学术论文及其他专业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数量以及其学术论文被其它学者所引用的类别和数量；

　　6．     智库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

　　7．      智库的研究项目及成果对政策制定者及其它政策相关者施加的影响，包括了政策建议是否被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以及其他政策相关者接受并采纳；

　　8．     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

　　9．     是否具有进行独立分析研究的能力，包括了是否具有相关政策标准供其他研究人员所采信使用，以及数据内容被其它机构、研究团队及个人研究者所监督。监督内容包括了财务披露，无党派立场承诺，以及是否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专业标准等；

　　10．  与其它关键机构的联络能力。其对象包括了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以及学术机构；

　　11．  是否具有与政策制定者和其它智库建立长期有效的网络及伙伴关系的能力；

　　12．  智库综合产出能力，包括了政策提议，官网访问情况，政策解读，出版物，采访，会议，以及智库职员成为正式政府官员的数量；

　　13．  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及其他相关产出的利用情况。具体表现为决策者是否有效地传播和利用相关政策解读，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智库前雇员成为政策制定者或成为官方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数量，以及智库研究者在职时所获得的学术成就；

　　14．  该智库在进行公共参与、政策宣传、立法准备、学术论文及演讲，以及研究及教学中的的实用性；

　　15．  能够通过电子、传统及新媒体等方式与关键受众交流并取得相应信息的能力；

　　16．  媒体声誉，包括了在各类媒体被提及、采访、及引用的次数；

　　17．  能够使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互联网工具与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进行互动的能力；

　　18．  网站及数字化呈现的能力。包括了网站搭建的质量、可访问性、有效维护性、访问流量和与被访问者的互动水平；

　　19．  资金的募集水平、多样性和稳定性。组织并调动必要的财务资源对智库进行常年的资金支持与维护的能力，其中包括了慈善捐赠、会员费、年度捐款、政府和私人委托收入等；

　　20． 财务资源及人力资源的有效分配及管理能力，使得智库能产出与影响力实现最大化；

　　21．  有效执行捐赠条款，及履行来自政府、个人、企业、及其他基金会所提供资金支持的合约的能力；

　　22． 生产新知识，创新政策或替代政策想法的能力；

　　23．  能作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桥梁的能力；

　　24． 能作为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桥梁的能力；

　　25． 能够在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增加新观点的能力；

　　26． 能将智库引为公众问题及政策网络参考的能力；

　　27．  成功挑战政策制定者的传统智慧，并替代为其新的政策构想与方案；

　　28． 对社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特定领域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国家/地区公民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向公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数量，身心健康情况，环境状况，政治权利质量等）

　　[1] Dickson P． Think Tanks [M]． New York： Athenemu， 1971．

　　[2]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 Routledge 2007 and in The Fifth Estate：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3]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8&context=think_tanks

　　[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

　　[5] https：//www.rand.org/

　　[6] https：//www.brookings.edu/

　　[7] https：//www.rand.org/about/diversity.html

　　[8] https：//www.brookings.edu/interactives/inclusion-and-diversity/

　　[9] https：//www.rand.org/about/staff.html

　　[10] https：//www.rand.org/pubs/periodicals/rand-review.html

　　[11] 吴艳东，吴兴德． 美国智库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路径及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0.10

　　[12]王莉丽．论美国智库舆论影响力的形成机制[J]．国外社会科学，2014（3）：51-55．

　　[13] 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 [J] 美国问题专论，2010-（2） 013-06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国际贸易》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商业周刊/中文版》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