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在抗疫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2020年02月26日17:44    作者:罗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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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罗汉堂

  进入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影响中国全局、引发全球关注和应对的重大疫情事件。数字技术在这次应对疫情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我们的社会治理水平?这是疫情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数字时代,现代社会的治理水平该如何建立?在人和组织方面应该如何与数字时代进行匹配?这些同样是基于时代背景需要着眼长远的思考题。

  2月18日,罗汉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共同合办了一场线上研讨会,中国科学院与罗汉堂的几位专家们分别在美国、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同时进行了视频连线,就“数字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也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内最早开始跨学科地系统认识疫情事件的研讨会。

  线上研讨会由资深媒体人周健工主持。与会嘉宾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参事石勇、罗汉堂秘书长陈龙、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曾大军、哥伦比亚大学房地产与金融学讲席教授、罗汉堂学术委员王能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虚拟商务系副主任孙毅。

  这次研讨会分几个方面讨论了重要问题,下面是与会嘉宾的一些精彩观点摘要:

  1、与以往相比,数字技术在这次疫情中的作用是什么?

  曾大军:总体来讲,这次疫情的反应,虽然公共卫生领域是传统的,抗击疫情也是传统的,但是数字技术是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全面介入的。我自己感觉还是第一次,跟以前有相当大的区别。从科研的角度,从辅助决策角度,有很多新模式涌现出来。

  陈龙:我觉得这次疫情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因为SARS的时候,没有移动互联网,更不存在4G、5G的概念。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叫信息革命,但是信息革命本质上应该是人类协同的革命。所以这次在巨大的压力测试下,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如何去协同对抗灾难。所以,我想到一个词,数字化生存。这次跟以前相比是根本性的改变。

  可以从三个角度看数字化生存,去理解信息革命。一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全民参与;二是全链路全周期数据追踪;三是全社会的数字化协同。这一次实际上是国家主导、全员参与、通过数字技术改变协同方式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其中社区防疫系统就是改变协同方式的技术之一,它像神经网络一样,把附近的人群连接起来,筑成抵御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孙毅:结合这一个多月的观察,我大概有这么三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数字化融合的程度。数字成为了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像我们现在的物流,包括在线办公的这种程序,有些还具备了公共物品的属性。所以,离开数字化的调度,我们社会应对突发事件就显得会有一些混乱。

  第二点体会,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从治理的角度看,体现得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国家强有力的主导下,我们治理的参与角色是非常多元的。体现了数字文化,公众的自组织行为,以及在应对突发事件群策群力,利用群体智慧和集体力量的趋势。对照下过去二十年互联网产业,包括互联网文化的发展,这种自组织以及群体智慧的应用是非常吻合的。

  第三点体会,社会治理问题,是全链条数字技术的参与。社会治理和数字技术的融合是非常符合技术扩散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可能不应该过分苛责,应该对二者的未来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经过这次疫情,我们会更深刻思考数字技术的价值,对于未来社会治理领域的融合会更多的从关注技术转移到关注技术和组织的融合,包括知识共享,包括组织决策体系的变革。

  2、当前社会治理中运用数字技术的优点和不足

  石勇:数字技术应用是一个复杂系统,尽管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准备,但由于有些数据没有打通,部分情况不能及时反应上来,我们做数据分析的人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很难去预测结果。

  这里有两点体会,第一个体会,从政府的角度,舆情系统在上次SARS以后就开始建立了,但没有把政府内部相关部门的数据全部打通,这是很大的缺陷。要全面升级,要全面贯通的,这是全方位、全链条的。第二个问题,政府的数据也需要跟企业数据整合起来。大数据来源无非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数据,第二个是企业的数据,第三个是开源的数据。将来能够融合起来,在一种好的机制下面,调动社会因素,这样才能达到全面的社会治理。

  陈龙:在灾难的情况下,更能够体会到技术的价值。我想讲两个点:

  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理念的改变,我们前段时间做过一个研究,中国区域之间的数字的基础设施的差异。由于国家大力的推动,南北东西之间差别不大,但是大的是理念的差别。我们首先要明白,人的协同关系改变了。当我们在看科技公司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跑得很快,其实大家不明白这些科技公司跑的快的核心原因不是技术有多牛,而是他们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是一个大的协同平台。这次在灾难里面的作用尤其明显,还包括政府的协同。从企业角度来说,以后最大差别是你能不能用数字技术去做自己的业务,它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工具。从政府角度,能不能用这样的工具去触达民众,有效沟通。我认为人类的协同方式改变了,这是一个理念上的改变。但随之而来的是隐私的挑战。总体来说,这次大家网上提到了一些隐私,包括一些执行规则上面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如何去提高信息的检测处理的质量,去除噪音。淘宝天猫上有30亿种以上的货物在卖,消费者没有办法看所有的东西,如何把信息达到更高的匹配,去除噪音。这次的疫情,大概在十天以前,我们就写过研究文章,根据公共数据可以猜得出来,在湖北之外,新增的确诊数量在下降。所以从去除噪音的信息可以判断出来疫情和经济的拐点。

  曾大军:谈三个体会,第一个体会,从疫情的研判的角度,大数据在这里面应该能够起到作用,但现在无论是数据质量,还是跟最终决策的相关度,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而且数据融合这块,我们现在看实际的效果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第二个体会,医疗资源本身的管理。从科研的角度,无论是从数据的获取还是最终的资源优化,应该讲是属于低垂的果实。第三个体会,就是我们对防控措施本身的评估,在整个疫情中,大的复杂社会系统里面的这些大的冲击,都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而在这种不确定情况下做决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必须做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对社会产生的整体效果的评估。

  3、如何看利用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

  石勇:在现在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再接再厉,利用大数据的手段,把国家掌握的信息,以及企业掌握的信息,融合起来,要想办法精确的防疫疫情的传染和传播,同时也对复工也可以做精确的判断。这个精确判断是数据的判断,然后我们通过政府精确去扶持这些企业,特别是我们民营企业在这次疫情中间受到很大冲击,他们怎么恢复。第二个方面,科学的长远性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疫情应急的国家数据融合平台。更重要的是人的数据在里面。一旦出现疫情情况,我们很快的精确的把握到每一个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另外一个我想强调的是,数据科学特别是大数据,他一定是决策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数据的分析,在整个数据不精确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做预测。

  王能:从我们搞经济学、搞金融学的角度解决一个优化问题,最好的框架就是综合评估体系,它强迫着我们必须要考虑对付危机的成本和收益,定义清楚需要解决的决策问题,需要搜集的信息。大数据现在是非常强大的工具,信息的产生让我们早期也许有可能发现疫情,有李文亮医生等等。但我们也要考虑一系列的原因。信息生产了,在一个复杂系统中传导和扩散,当我们考虑收益与成本,我们一定要考虑人是核心,在整个传导的渠道上,我们有层级,我们也有信息,也有误传信息。我们需要尽量能够预防,而不仅仅是问题出来了再解决。这么大的一个危机来了,在急诊室治愈病人最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减少病人进急诊室。我们能够尽早把这些信息搜集到。信息一定会有噪音,我们需要有个系统的、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专家为核心的机构,能够帮助我们通过大数据的手段更有效地把信息综合出来,就像市场可以帮助我们综合信息,但是市场并不总是那么灵验。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把信息的处理高度地集中化,高度地有效化,高度地拉平。但是什么样的信息被汇总,汇总之后怎么被处理,怎么传导过去,直到最后做决策者,是否充分掌握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孙毅: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不管是数字化基础设施,还是数字化商业基础设施,分布还是不均匀的,地区之间还是有差异。包括数字政务、智慧城市的一些平台建设,区域之间的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我们进行数字技术融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人。任何一个领域,技术和体系去融合,如果没有人的粘合,他就只是一个物理过程。当人真正具备了数字化的素养,能够连接数字技术和所在领域的知识之后,才是会产生融合的化学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我想社会工作者、行政工作者的数字化素养,也存在着一些差异。第三,通过这次疫情,不管是从决策、从信息披露,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组织结构和数字技术特点的匹配程度要跟上,组织的体系在数字化的变革中,要变得更敏捷化和扁平化;而从决策的体系来讲,往往谁更接近数据谁就更有发言权,要有决策的自主权。

  关于数字技术与这次疫情的政策建议:

  石勇:

  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的建议就是三个精确,精确防控疫情的传播,精确安排复工的时间,精确支持企业渡过难关。希望我们这次疫情以后,把坏事变成好事,让我们国家将来在制度供给层面更强,这样我们才会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陈龙:

  应进一步促进数字技术从基础设施到落地的发展,尤其是在理念上,让整个中国都走得更快。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疫情的同时尽快恢复经济的增长,我们要三通,通物资、通资金、通人心。现在有两个“人”消失了,一个“人”叫消费者、一个“人”叫投资者,我觉得在既要防疫情也要三通,这是我的建议。

  曾大军:

  科学界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很好地梳理,整体提升在应对大的危机上的能力。

  王能:

  我们以实证、数据为基础,借助大数据工具,对复工政策的效果分析得更加精确,比如说可以预测一些弹性系数,可以做一些更准确的量化,解困资金注入进去的边际性价值是多少。另外,我们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宏观社会审慎政策,政府主导下也需要独立的研究分析机构,这些机构应该着眼于长远、有科学态度、以专家主导,使命就是预防下一次危机。

  孙毅:

  我们现在的应对疫情的过程,实际上整个被记录我们物理信息系统中,所以他是我们应对下一次疫情、下一次危机事件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把这个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在日后做更精准的分析,用于指导我们的政策,用于我们政策的传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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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绍:罗汉堂于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是由阿里巴巴倡议,并由社会科学领域全球顶尖学者共同发起的开放型研究机构。罗汉堂首批学术委员会委员以经济学家为主,包括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汉堂将携手更多的全球社会科学家和实践者,研究数字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深刻理解并主动参与这一变革。罗汉堂的研究服务全社会,应对最重要的全球挑战,并着眼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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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疫情 数字技术 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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