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看待慈善商业化

　　审慎看待慈善商业化

　　骆振心

　　近期，水滴筹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据相关报道，水滴筹在很多城市大量招募“筹款顾问”，这些顾问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扫楼”，引导患者发起筹款，帮助患者撰写求助故事，却不审核筹款人经济状况和治疗费用，筹款金额也是志愿者和患者家属“商量”来确定，患者完成筹款申请后，“筹款顾问”按单获得提成。这个事件也让各界开始反思“水滴筹们”的慈善模式，慈善事业发展该何去何从？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据统计，2017年，全国慈善捐赠总额超过1499亿元。截至2019年1月，全国认定登记的慈善组织有5355个，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超过400家。慈善组织也在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也标志着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进步。我国慈善事业迅速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仓廪实而知礼节”，老百姓自己的钱包鼓起来了，才有能力和意愿去帮助别人。二是社会慈善意识回归。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以“仁爱”为中心，强调“悲天悯人”“乐善好施”，这种文化传承无疑是我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土壤。三是信息科技迅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很快，各种网络慈善平台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捐助，不需要与被捐助对象面对面，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捐助者参与。四是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总体不高，“病不起”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对慈善救助的需求很大。我国慈善事业方兴未艾，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类似的问题在国外也曾出现过，应该说是“成长中的烦恼”。

　　慈善事业基于信任。如果说同情心是慈善的种子，信任就是慈善事业的生命。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由原来熟人面对面的捐助进入到众筹的阶段，由慈善组织把捐助者与接受捐助的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运行也更加复杂。捐助者与接受捐助的人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慈善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慈善组织对需要帮助的人进行甄别和筛选，这里面容易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捐助是否能给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慈善机构的目标与捐助的真实需要也许并不一致。比如水滴筹的这种做法显然不是基于真实的需要，而是基于业务提成的刺激。另一方面，慈善组织向社会募集善款，社会公众把资金交给慈善组织来帮助别人，这里面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即社会公众把资金委托慈善机构，再由慈善机构来给予需要救助的人。由于捐助人对需要救助的情况不完全掌握，需要慈善机构来做决策，捐助人就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对于网络慈善平台来说更是如此，网络平台的众筹模式意味着捐助人非常分散，对单个项目的捐助额度也小，也就决定了每个人不可能花大精力来核实和跟踪所捐助的项目。这样导致了委托方实际上的缺位，形成了慈善机构在决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很容易导致滥用信任。

　　信任来自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水滴筹暴露的慈善事业滥用信用的问题，不是中国才有，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要解决慈善机构运行过程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让捐助人清楚明白地知道钱给了谁，是“救了急”还是“帮了闲”。这就需要建立起行业自律机制，对于弄虚作假的行为予以重罚，淘汰一批伪慈善机构，维护整个行业的信用。还要对公示机制进行改革，形成第三方的监督评估机制，保障慈善事业在阳光下运行。

　　要正确处理慈善商业化的问题，防止慈善事业过度商业化。慈善本身并不是一门生意，要厘清慈善与商业的边界，慈善机构不应以营利为根本目的，要守住慈善救济的本质，以商业化运作来提高慈善的效率。商业只是运作手段，商业要服务于慈善，而不是反过来。应当构建一系列制度安排，对慈善机构形成正向激励，对从事慈善事业的个人形成正反馈效应，不能简单地以业务量的大小来决定人员报酬，而应当把是否真正“抚贫济困”作为基本前提，确保慈善机构忠实地履行捐助人赋予的职责。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厚爱不能代替严管。相关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为慈善事业发展建立良好的法治基础和制度环境。我国《慈善法》已经出台，当务之急是要针对网络众筹平台的新特点，加快出台相关具体细则，建立民政、金融、公安、税务等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一方面，要净化慈善事业发展环境，加强对慈善组织的认定和评估，加强慈善事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自律组织来强化慈善机构内部治理，加强对慈善机构的合规性监督。另一方面，要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体系，发挥税收减免作用，促进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