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解读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该出手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 罗志恒 孙婉莹 熊柴

　　经过2018年下半年-2019年初的短暂政策放松，以及2019年初-2019年中的再度大幅收紧，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体延续了今年730政治局会议的基调，即强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六稳”，不提去杠杆、弱化防化风险等。

　　12月10-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

　　解读

　　1、总体判断：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会议八大亮点 

　　总的来看，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八大亮点：

　　1）强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六稳”，“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表明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

　　2）三大攻坚战顺序调整，脱贫攻坚放在第一位，防化风险从三大攻坚战之首调整到最后，不提“去杠杆”。

　　表明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弱化去杠杆、防风险。

　　3）“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注重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融资成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表明财政优于货币，财政政策被寄予更大期望来稳增长，货币政策将更多依赖新型货币政策工具。

　　4）“要树立全面、整体的观念，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估，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表明对前期政策叠加、用力过猛、一刀切的部分做法纠偏，强调政策落实和执行的“度”，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5）“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表明坚持“房住不炒”“三稳”的总基调不变，强调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和发展租赁。

　　6）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建，与补短板、惠民生结合，释放国内市场潜力。

　　7）“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要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这几年“洗洗睡”“离场论”沉渣泛起，影响民营经济信心，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有深层次的认识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所有制歧视、融资歧视、信用分层等问题严重，法治、契约精神有待进一步加强，需真正落实所有制中性和公平市场竞争。一言难尽。

　　8）“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

　　表明希望更多采用结构性的政策，通过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而非大水漫灌的方式，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新型基建、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等改革的办法来稳增长（我们提出《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 

　　经过2018年下半年-2019年初的短暂政策放松，以及2019年初-2019年中的再度大幅收紧，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体延续了今年730政治局会议的基调，即强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六稳”，不提去杠杆、弱化防化风险等。

　　2019年初经济短暂企稳。2019年的419一季度政治局会议认为一季度经济“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不再提“六稳”，重提“结构性去杠杆”，货币政策从宽松期步入观察期，房地产融资4月份以后大幅收紧。（我们在4月提出《政策顶——解读419政治局会议精神》）

　　经济再度快速下滑，6月份以后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730二季度政治局会议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我们在7月提出《充分估计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严峻性——全面解读6月经济金融数据》）。时隔半年重提“六稳”；不再提“去杠杆”；强调“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表明货币政策从观察期重回宽松，但这次是不一样的宽松，以温和的结构性宽松为主。（我们在7月底提出《渡劫：不一样的宽松——解读730政治局会议精神》）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730政治局会议表述一致，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表明中央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严峻性有充分认识。并认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要做好工作预案。”“要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没有提去杠杆，体现出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与我们《稳增长还是防通胀？》的判断一致。我们测算，如果2019年GDP增速为6.1%，考虑到第四次经济普查上调2018年GDP的影响，要完成翻一番目标2020年GDP增速要达到5.9%。

　　2、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不在外部，在内部。保的不是6，是信心和希望！出路不是被动接受经济下行，而是主动改革开放！

　　会议强调“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

　　2019年各界对经济下行还是企稳、通缩还是通胀、降息还是加息等问题争议较大。面对2019年认识的大混乱，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是通缩不是通胀”、“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不能为了一头猪牺牲国民经济”、“该降息了”、“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为中国经济鼓呼，为改革建言，不负一代学人的使命。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主要不是外部因素（世界经济周期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而是内部因素，比如民营企业家被误伤被歧视信心不足、地方政府约束多激励少积极性不够、国企改革涉及的深层次基本理论和认识问题与1998年前后差距较大方向不同、部分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有些政策一刀切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外开放进入行政垄断和意识形态的深水区、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减而新增长动力尚待培育。

　　近期业内对是否应该“保6”争论较大，甚至还争论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作者2010年就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长期跟踪研究德日韩台增速换挡成功、拉美东南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改革牛”，2015年提出“经济L型”，2017年提出“新周期”（《参考译著《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专著《新周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实战》、参著《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希望》）。

　　我们认为应充分估计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该出手了：

　　1）经济增速换挡过程中并不天然存在中速增长平台承接，经济下行有可能没有底，比如拉美、东南亚经济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历史统计表明成功的概率只有10%。必须要在市场化大方向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改革努力，要对形势严峻性有充分的估计和紧迫感，不能被动接受经济下行，任其自然下滑。经济潜在增长率只是一种潜力和可能，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性才能实现，等是等不来的。

　　2）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周期性问题，主要是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出路也在于内部的改革开放，以改革的办法稳增长。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宏观上取决于从计划到市场，微观上取决于从国企低效率到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壮大，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3）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高度重视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过程中正在接近的风险和危机，事物的发展不是线性，而是非线性的，如果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将发生螺旋式效应。

　　4）当前保不保6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保住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希望！保住企业家的信心和活力，保住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要以为消耗改革开放40年的家底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不要等到信心磨没了、百业萧条、万马齐喑的时候再出手，要尽快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激发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万马奔腾！

　　我们都深爱这片土地，深爱这个国家，少谈些主义，多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多一些建设性。

　　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前后再下台阶，步入“5”时代。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都有一个主要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不能为了一头猪牺牲整个国民经济”，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短期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需加强逆周期调节，财政、货币、汇率等政策协同发力，财政优于货币，货币优于汇率。长期矛盾是供给侧改革不到位、全要素生产率有待提高，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释放微观主体活力，重振中国经济信心。

　　中国经济正破6奔5，2019年1-3季度GDP增速6.4%、6.2%、6.0%，持续下滑，3季度创1992年GDP季度核算以来新低。

　　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全面疲软：消费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高杠杆率抑制，2019年10月社零增速创2003年以来新低。1-10月社零消费累计同比8.1%，较去年全年下滑0.9个百分点。投资不振，基建反弹弱，制造业投资低迷，房地产投资缓慢下行。1-10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5.2%，其中，基建投资反弹力度弱，受土地收入下行和严控隐性债务制约；制造业投资持续低迷，主因出口受冲击，PPI通缩加剧、企业利润承压，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偏低；房地产融资全面收紧、销售降温、土地购置负增长，房地产投资将缓慢下行。出口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冲击负增长，1-10月累计同比-0.2%。

　　当前金融环境偏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PPI持续下行、企业实际利率上升。从货币环境看，2019年央行3次降准，11月下调MLF利率和OMO利率，多次下调LPR利率，但实际利率仍不断上升。从M2-GDP-CPI增速看，2019年前三季度M2增速略低于名义GDP增速；从贷款增速-GDP增速看，存量贷款规模增速与GDP增速之差处于历史较低点，信用创造不足；从贷款加权利率-PPI增速看，实体经济实际利率持续上行。11月M2同比8.2%，较上月下滑0.2个百分点；社融存量同比10.7%，与上月持平。从物价水平看，11月CPI同比上涨4.5%，较上月大幅提高0.7个百分点高。主因11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10.2%，带动相关食品价格上涨。但核心CPI同比1.4%，较上月下滑0.1个百分点。11月PPI同比-1.4%，降幅较10月收窄0.2个百分点，工业品持续通缩。

　　3、强调“六稳”，“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不提“去杠杆”，防化风险从三大攻坚战之首调整到最后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8年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2019年是“关键之年”，2020年是“收官之年”，意味着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于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上修2018年GDP，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的压力有所缓解，但仍要求GDP达到5.9%。因此，会议再提“六稳”，与730政治局会议一致。今年新增城镇就业绝对数完成较好，但是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就业分项均为十年低点，显示就业形势严峻，“稳就业”依然被放在首位，会议强调“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会议弱化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仅在表述上有所调整，而且将其从三大攻坚战的首位调整至最后。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不提去杠杆，不提地方债务风险，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2019年419政治局会议提出“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730政治局会议不再提。因此，2020年政策将以稳杠杆而非去杠杆为目标，减少对经济的冲击。在三大攻坚战的表述上，脱贫攻坚放在第一位，不仅肯定了前期金融监管的成果，而且将防范化解风险调整至三大攻坚战的末位。

　　4、积极财政要大力提质增效，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发力稳增长，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组合拳”

　　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提出将更注重政策结构性，从去年的“加力提效”变为“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同时相比2018年提出的“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2019年会议提出“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弱化减税降费和专项债规模，更强调结构和效果。2019年初确定的减税降费目标为2万亿元，前三季度完成接近1.8万亿元，财政部预计可实现2.3万亿元，大力度的减税降费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形势严峻，上海、北京、天津等财政收入基本零增长，同时增值税为主的减税降费效果不明显。由此，2020年减税降费力度可能不及预期，财政政策将以提高减税成效、优化支出结构和减税方式为主。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相比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730政治局会议提法“松紧适度”，本次会议表述为“灵活适度”，说明货币政策将在工具应用上更为灵活，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将发挥更大作用。此外，“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是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上提出，表明将通过下调政策利率等多种方式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在资金流向上，明确提出要增加制造业的中长期融资，意在稳定制造业投资，会议提出“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去年的表达是“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730政治局会议强调“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

　　会议强调政策“组合拳”，财政、货币政策将与其他稳增长、调结构政策共同发挥作用。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我们建议2020年财政政策更积极，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赤字和专项债达到两个“3万亿”，支持减税和基建，放水养鱼，扩大内需。在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大责任，且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可以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适度扩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赤字总额3万亿，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稳基建腾出空间。从欧盟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财政实践看，3%并非绝对红线，逆周期调节部分年份突破3%为正常现象。中国政府负债率在国际上偏低，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具有加杠杆空间。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主权信用融资成本也低，在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受资产负债表约束需求疲软之时，中央政府应主动加杠杆以承接和转移宏观杠杆，适度扩大赤字，发挥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当前基建投资适度超前，不仅能够节约成本，而且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二，增加专项债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万亿。尽快修改地方债务终身追责，允许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

　　第三，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

　　第四，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避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现“乱收费”等恶化营商环境的行为。

　　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第六，改革财政体制，给地方放权，稳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地方。

　　建议2020年货币政策进行正常的逆周期调节，不大水漫灌，该降息降息，通过小幅、高频、改革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的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消除所有制歧视，纠偏房地产融资过紧，对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给予重点保障，从宽货币转向宽信用。当前的物价形势是通缩而非通胀，拿掉猪价是通缩，尤其不能把当前经济形势界定为“滞胀”，当前并不具备全面通胀的基础。同时，不要把正常降准降息的宏观逆周期调节简单等同于大水漫灌。

　　易纲行长近日发表《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明确我国稳健金融政策的目标。即央行货币政策将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经济增长，又不能过度刺激经济增长。二是坚守币值稳定这个根本目标，同时中央银行也要强化金融稳定目标，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三是货币政策不能单打独斗，需要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几家抬”形成合力。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而经济增长根本上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5、“房住不炒”延续，全面落实因城施策和“三稳”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强调“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

　　会议继续坚持“房住不炒”，与730政治局会议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致，但是730政治局会议中“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未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体现。在房地产长效机制上，从730政治局会议的“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更进一步表述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表明未来房地产市场以“稳”为主，适时调控。因城施策上地方政府将拥有更大的权限，部分城市将根据当地情况适时放松限购限售条件。

　　会议还提出“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同时作为2020年稳增长的手段之一。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部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重点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特别是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是坚持调结构、转方式的主要工作。住建部将总结推广12个城市住房租赁试点的经验，落实各项支持政策，增加租赁住房有效供应，着力解决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问题。

　　我们建议2020年房地产政策从过度收紧回归中性稳定，中央的定调是“三稳”，不是“三松”也不是“三紧”。老成谋国是时间换空间，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度收紧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过度遏制房地产合理的融资不仅加重经济下滑，而且加重经济金融风险。房地产一半是金融，一半是实体经济，是制造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条较长，有必要推动改革更多地发挥其实体经济的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放水刺激到过度收紧。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利用时间窗口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参考超级畅销专著《房地产周期》）。

　　6、强调政策落实和执行的“度”，“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影响评估”，“加强全局观念”，对前期政策叠加、用力过猛、一刀切的方法论纠偏

　　会议提出“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综合评估政策影响和多目标平衡”，“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要树立全面、整体的观念，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估，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表明政策实施将更注重“度”，避免政策的摆动太大以及走形变样，尤其要避免政策叠加和执行中层层加码导致的民企预期恶化和经营“雪上加霜”。

　　治大国若烹小鲜，宏观政策要把握好“度”，过犹不及，执行层面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又红又专，“用力过猛”和“用力不足”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去产能、去杠杆、环保督查、房地产融资收紧等方面部分地方用力过猛，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在民营经济重大理论创新、减税降费、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积极性调动、汽车金融互联网开放等方面用力不够，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有待释放。“度”是一种大智慧，过犹不及，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又红又专地执行中央政策。“治大国如烹小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是去产能导致上下游、国企民企间利益分配不均，钢铁、煤炭等上游行业和国企利润暴增、中下游和民企利润受损。去产能过程民企被环保名义采取行政化手段关停。二是去杠杆、严监管收紧民企融资渠道，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三是放松房地产调控及棚改货币化去库存，推动了部分地区房价上涨和居民杠杆攀升。四是环保政策一刀切，导致诸多民企直接被关停，同时南方水源地禁养生猪叠加猪周期导致猪价上涨超历史。五是终身追责制影响了地方政府积极性，需要建立新的激励考核机制调动积极性。六是改革措施在落实中部分地采取了行政化、运动式等过快过急的手段，节奏、力度未掌握好。（参考《落花有意——当前民企生存环境及建议》《中国改革评估报告：2019》）

　　7、强调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建，与补短板、惠民生结合，释放国内市场潜力

　　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加速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建是2020年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在制造业领域，会议提出“要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要健全体制机制，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基建领域，会议强调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传统的铁公机，而是能够优化供给结构，惠民生、补短板的领域。“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脉相承，2018年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会议强调以消费稳增长，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会议提出“要强化民生导向，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切实增加有效投资，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要发挥市场供给灵活性优势，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供给能力。”在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见顶回落，外需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必须形成强大的内需。但是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的18.8%迅速攀升至2019年三季度的56.3%，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保水平不高，同时高端供给不足，消费短期难以大幅提高，有必要从缩小收入差距、增加高端供给、加大转移支付、改善民生社保等方面提高消费水平。

　　8、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总基调保持不变，会议提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与730政治局会议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以贯之。730政治局会议提出“紧紧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继续深化，同时货币政策传导更加重要。本次会议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730政治局会议保持一致，其提法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把握好风险处置节奏和力度”。此外，针对年内猪肉供给不足导致CPI高企的问题，会议明确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要狠抓农业生产保障供给，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9年供改升级版稳步推进。“巩固”前期供改成果，截至2019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比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商品房待售面积继续下降2019年10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回落到2013年末水平，同时补短板投资持续高增长，1-10月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教育等短板领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7.4%和18.0%，分别比全部投资快32.2和12.8个百分点。“增强”微观主体活力，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其中减税15109亿元和降费2725亿元。“提升”产业链水平，前三季度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8个百分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1-9月全国每月实有市场主体增速均在12%以上；截至三季度末，全国实有市场主体1.19亿户。

　　9、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企改革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要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致，2018年会议提出“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动中国铁路总公司股份制改造。” 2019年我国国企改革在加快推进。2019年4月，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提出了优化出资人代表机构履职方式、分类开展授权放权、加强企业行权能力建设等重要举措。6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改制成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挂牌，公司注册资本为17395亿元。1-9月全国中央企业各级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600户。

　　民营经济方面，会议提出“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致，均强调优化制度环境、保护产权，但本次会议更进一步强调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在融资方面，本次会议专门提出增强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与730政治局会议表述一致。本次会议提出“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730政治局会议提出：“采取具体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建立长效机制解决拖欠账款问题”，“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

　　放开市场准入方面，会议延续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同时加快市场开放，尤其突出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开放。本次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发挥市场供给灵活性优势，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相比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在开放领域上更加明确。2018年会议提出“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10、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将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地区定位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城市群都市圈建设有望加快，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会议提出“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经济、产业、人口等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趋势。以中心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载体，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当前19个城市群以25%的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由于多数城市群建设不成熟，中央把培育现代都市圈是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和抓手。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以同城化为方向建设1小时通勤圈。当前24个千万级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约33%的常住人口，创造约54%的GDP。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地区定位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会议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是当前我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地区以全国5%的土地面积集聚了23.3%的人口，创造了39.3%的GDP，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均需要三大地区引领。根据区域情况和中央要求，京津冀侧重协同发展，粤港澳着重全面开放和“一国两制”，长三角强调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粤港澳的五大战略定位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长三角的五大战略定位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11、继续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明确提出降低关税水平，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和全球治理变革

　　会议强调实施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明确提出降低关税水平、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会议提出“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要降低关税总水平。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多双边自贸协议谈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首次提出“降低关税水平”。当前我国算数平均关税和加权平均关税分别为7.5%和4%，高于美国水平。WTO上诉机制在2019年12月11日已经停摆，中方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正积极参与到WTO改革中。

　　2018-2019年我们系统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提出鲜明的观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国家的战略遏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最好的方式改革开放”。2019年对外开放硕果累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2019年3月，新外商投资法通过；6月，G20峰会，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提出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和大力推动经贸谈判5个方面多项重大举措；同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发布，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清单条目自48条缩减至40条，缩减比例16.7%，自2019年7月30日起施行。7月国务院金融委宣布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债权市场和银行保险业开放加速。8月，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设立，全国范围内新设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全球第31位，较上年大幅提高15名。其中，中国在执行合同、获得电力、登记财产和保护少数投资者方面排名均好于美国，世界排名分别为5/190、12/190、28/190和28/190。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放开“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许可”等措施，共列入事项131项，相比2018年版负面清单减少事项20项，缩减比例13%。

　　12、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提上日程，激发中小企业活力

　　会议聚焦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强调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银行和保险业回归本源。会议强调“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科创板顺利推出后，下阶段资本市场建设将聚焦于创业板和新三板的改革。同时本次会议明确提出银行业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功能。”

　　注册制市场化经验有望率先推广至创业板。创业板与科创板均关注中小企业成长，需要更具包容的制度设计。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实际运行5个月以来，积累宝贵经验：一是上市标准多元化，目前已有3家未盈利企业、1家同股不同权企业、1家红筹企业过会，有力支持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等新经济发展。二是审核权下放交易所，审核时间从受理到上会平均135天，上市公司迅速扩容到65家。三是定价市场化，新股定价不受23倍市盈率限制、上市后的涨跌幅限制较少，给予市场博弈空间，促使炒作热度减退、股票估值迅速回归理性区间，科创板平均市盈率从开市首日的73倍降至12月12日的53倍。四是强化信息披露，退市市场化。短期来看，创业板改革将涉及发行、并购、再融资等一揽子政策利好，此前证监会已放宽创业板重组上市的政策限制，拟取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本次会议强化了在创业板推广注册制的市场预期。长期来看，创业板改革为全面推广注册制探路。12月11日，《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行动方案（2019-2025年）》提到“积极推动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早日落地，做好深市全面实施注册制改革的准备工作”。

　　新三板全面改革，激发创新创业活力。10月25日，证监会公布新三板改革方案，设立精选层，建立转板上市机制，公开发行，引入公募基金，配套差异化交易、投资者适当性体系。新三板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激发新三板活力，只有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起来，金融体系才能够支撑中国的创新创业的浪潮，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体制改革，不仅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背后涉及尊重市场主体、法治环境改善、直接融资比重提高、金融体系升级、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将成为未来改革方向。我们建议，要站在顶层设计高度审视注册制及配套制度，以注册制为抓手，重构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以严格退市为后盾的市场生态，同时在立法、司法环节推进法律法规体系、惩处力度与投资者保护等外部环境改善。一是强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二是积极发挥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监督；三是推动《证券法》修订，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四是完善投资者损害赔偿机制；五是推及存量改革，建立无缝衔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六是提高机构投资者比例，吸引长期稳定资金入市。

　　13、我们建议当前供给侧改革可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和基本常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最典型的是上世纪80年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和德国科尔时期以及德日韩台在增速换挡时期，面对内忧外患，均通过成功实施供给侧改革，实现了经济转型和再次腾飞，为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激发企业活力、新经济崛起、股票市场繁荣等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供给侧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尊重常识和规律。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供给经济学，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属于古典主义的流派之一，主要思想是鼓励市场竞争和减少行政干预及垄断。

　　总结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供给侧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出的政策建议是：

　　1）大规模减税，降低企业成本。

　　2）大规模放松行业管制和干预，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升效率。

　　3）推动国企产权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增加微观主体市场活力。

　　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避免寄希望于货币刺激解决长期性和结构性问题，饮鸩止渴。当然，我们要把正常的逆周期调节和大水漫灌进行区分。

　　5）货币稳健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相结合，利于产能出清和新兴行业的崛起。货币稳健可以促进落后产能行业的出清和转型升级。推动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可以为新兴行业提供融资需求，促进新兴行业快速崛起。

　　6）增加劳动力市场工资价格弹性，限制工会力量。

　　7）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8）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财政赤字，扩大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精简财政负担冗余人员，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减税放水养鱼、基建、重大基础创新、军事技术创新。

　　我们建议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时代新周期：百舸争流，千帆竞发。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开放处在攻坚期等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短期通过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长期通过改革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深化国企改革，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 三是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四是中央政府加杠杆、转移杠杆，让微观主体轻装上阵，大规模减税，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发展PE、VC等。 六是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事业都是人干的。

　　如果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潜力巨大，未来最好的投机机会就在中国：

　　1）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00美元，不到美国的1/6，发展潜力巨大；

　　2）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59.6%，发达经济体大部分超过80%，城镇化还有20个百分点空间；

　　3）中国GDP增速6%以上，是美国的3倍；

　　4）中国14亿人，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美国3.2亿人，日本1.3亿人，德国8000万人，全球77亿人；

　　5）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6）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中美独角兽企业占全球70%。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