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斯为什么败于小希腊

　　大波斯为什么败于小希腊

　　文/李零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认祖归宗，把希腊当欧洲历史的源头。其实，现代欧洲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遗产，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是罗马帝国解体的遗产。它跟罗马的关系要比希腊更直接。20世纪80年代，大家以为，欧洲先进，全靠民主，民主的摇篮是希腊，民主的基因在雅典。这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思潮，但跟实际历史对不上号。

　　希腊是在现代背景下被发现，被解读，被美化。波斯帝国国王薛西斯（前485年—前465年在位）败绩欧洲，被看似弱小根本不堪一击的希腊打败，是个希腊人自己都纳闷，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此很有文学效应。这事常被西方人渲染为“民主打败专制”。近年，美国拍了两个样板戏，《三百壮士》《亚历山大》，更把这类神话吹破了天。

　　民主的“神话”

　　地理上的希腊是一堆半岛、小岛的统称，从地图上看，简直像一堆碎片。它并不是古代世界的中心，而是僻处其西隅。整个环境，不是山，就是海。希腊有农业，但农业不发达，粮食要从外面的黑海沿岸和其他地方进口，出口产品是橄榄油、葡萄酒和图绘精美的陶器。他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拿这些东西换吃喝。海上贸易和海上劫掠是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像骑马民族一样，流动性很强，只不过不是逐水草而居，而是哪儿有买卖上哪儿去，四海为家，到处移民。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代欧洲的海外殖民。它跟波斯的关系，主要是从海上挖墙脚，侵扰小亚细亚和埃及。

　　希腊世界，山海阻隔，小国林立。希腊城邦的自治传统和岛民政治有关，和民主不民主无关。这种小国的君长，可能是世袭，可能是自立，可能是选举。选举不选举，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谁选、选谁、谁代表谁。希腊曾经有六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是一系，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是一系。前者是贵族政治，后者是富人政治，都不是平民政治。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都反对贵族统治，区别只是在于，打倒贵族用什么方法：一人专政，少数专政，还是多数专政？所谓民主，只是扩大选举范围，寻求民意支持罢了。当家做主的还是富贵人家。当时，僭主并不等于专制暴君，民主也不等于平民主政。

　　早期城邦去氏族制未远，政体仍以族群为背景。当时的族群有土著、外来之分，有山地、平原、沿海之分，并跟职业传统有关。如贵族多是能自备甲盾、马匹的武士，富人主要是工商业主。斯巴达尚武，一直是军人专政，当然推行贵族制。雅典重工商，才提倡僭主制或民主制。表面上，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说了算，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说了算，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说了算，好像君主和僭主是一码事，其实不然，僭主不是世袭君主，只是权重一时的执政官，他是因平民弱而贵族强才独断专行，但势单力薄，又不得不寻求平民的支持，有时甚至出自民选。在古人看来，反而和民主制是一路。

　　雅典政制，早先也有过王政时代和贵族统治，后来行僭主制。希波战争前，整个希腊世界流行的是僭主制，而非民主制。如梭伦改革的梭伦就是僭主。他提倡法制，不是为民主。僭主制，无论在雅典，还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爱奥尼亚，到处都是从贵族制到民主制的过渡，而且是内忧外患的产物。当时的民主制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两党制，而是一党制。保守派上台，一定驱逐民主派；民主派上台，一定驱逐保守派，斗争很激烈。选举者可以是平民，但女子、小人（奴隶）除外。被选举者，有些人是贵族，有些人是富人，有些是既富且贵人。无论哪一派上台，都出自名门望族。

　　希腊各国，小国要受制于大国，国内关系要屈从于国际关系。如雅典党争，无论僭主派，还是民主派，都借重外部势力，真正的派别划分是在对波斯的态度。民主派和僭主派，都可能亲波斯，也可能反波斯，全看是否有利。反过来，波斯也一样，僭主派，它支持过；民主派它也支持过。支持不主持，也取决于利益。

　　雅典民主派为了阻止被驱逐的僭主回国，曾向波斯俯首称臣，但得不到波斯支持，又派兵入侵，支持爱奥尼亚的僭主叛乱。波斯境内的希腊城邦，早先多是僭主制。但爱奥尼亚叛乱后，波斯把所有僭主都废了，一律改行民主制。可见我们不能用“民主、专制二分法”来解释一切。

　　希波战争像赤壁之战？

　　波斯是大国，大国靠兼并而立。它分五大块，小亚细亚是第一块，地中海东岸是第二块，埃及是第三块，两河流域是第四块，伊朗和伊朗以西是第五块。两河流域，农业背景最深，是帝国的中心。西边三块环地中海，有航海背景。东边一块有游牧背景。三种生态环境，它都有。这五大块，包含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不同的许多国家，硬捏一块儿，免不了有裂痕，加之税负很重，叛乱此起彼伏，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其边患主要来自沿海各省，特别是小亚细亚和埃及，伊朗以东也有乱子。波斯控制着从黑海沿岸到地中海东岸和埃及的广大海域，断了希腊的财路。希腊跟波斯过不去，那是理所当然。

　　希腊世界都是小国，小国无力抗衡大国。抗衡大国，只能靠联合。波斯打希腊，反而促进了希腊的联合，中国古代有会盟，盟主是霸主。比如春秋五霸，都是通过会盟当霸主。雅典有提洛同盟，斯巴达有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也是霸主。小国如何变大国，按我国讲法，是由邑而国，由国而霸，由霸而王，由王而帝。西人所谓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只是霸，不是帝。马其顿统一希腊，也只是王，还不是帝，吞并波斯才是帝。国家形态演进，由小到大、由分到合是主流，非把小国寡民当最高形态，肯定不对，不仅不符合古代大趋势，也不符合现代大趋势。

　　国家，大点儿好，还是小点儿好，古今颇有争论。现代欧洲，直到今天，还是小国林立，这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属于倒退。近代，历史上的大国被西方肢解，那是殖民时代造成的，除了便于分而治之，毫无道理可言。国家形态演进，从全世界的历史看，城邦是原始形态，帝国是发达形态，绝对不能倒过来讲。否则，欧洲就不该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而没有罗马帝国，也就没有基督教世界。没有基督教世界，也就没有今天的帝国主义，更不可能有欧洲统一和全球化。我们不能说，天下国家，小必好，大必坏。

　　希波战争，希腊打败波斯，怎么看怎么像《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真的，谁能想到，曹操，舳橹千里，旌旗蔽云，怎么反让孙、刘联手，借东风，用火攻，打了个落花流水。其实，在人类军事史上，这种冷门是家常便饭。即使现代，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也有不少例子。它丝毫不能证明，蜀、吴比魏国有什么优势。美国学者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波斯帝国史》中写道，“对于这个帝国而言，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威胁。因为希腊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许多的希腊国家”，“传统的说法必须纠正……我们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只能证明当波斯帝国在进攻独立、弱小而又分散的希腊城邦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力量”。

　　东西古今“历史大翻盘”

　　西方史学有所谓“希腊化时期”，通常指亚历山大东征到托勒密王朝灭亡（前334—前30年）。这个概念是1836 年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提出来的，它要强调的是“西方化东方”。《波斯帝国史》里说，这个化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开始，大约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前404年—前359年在位）时。但这样的化，只是万邦来朝的一部分。波斯何止这一化，它还有埃及化、亚述化、巴比伦化、吕底亚化。这就像罗马帝国解体前，罗马化带动日耳曼化；罗马帝国解体后，日耳曼化带动罗马化，是个互相补充的过程。

　　历史上的同化经常是相互同化，征服者被被征服者征服。希腊都是小国，没有治理大国的经验。亚历山大征波斯，按《波斯帝国史》的说法，“他占领的地区是仿照波斯行省机构来组织的”，“他梦想把波斯和希腊两个民族和文化融合成一体，东方征服了这位凶猛的征服者”，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他是效仿波斯，所谓“希腊化”，其实也可以说是“波斯化”。

　　“后希腊化时期”，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从帕提亚到萨珊波斯，我们看到的是，希腊的影响在逐渐消退。

　　居鲁士（公元前550年—前529年在位）当年，兵锋所向，席卷近东，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的波斯会堕落到靠金钱外交和武力恫吓过日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打仗全靠雇佣兵，让这些雇佣兵看出其腐朽虚弱。其实，很多历史上的大帝国都如此。罗马重装步兵，当年多厉害，最后打仗，靠日耳曼雇佣兵，灭亡罗马的正是这批雇佣兵。中国也如此，蒙古铁骑，打遍天下无敌手，说垮就垮了。满族八旗，以骑射取天下，最后提笼架鸟，逛戏园子，打仗全靠曾胡左李。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就是曾胡左李的遗产。

　　现代社会的顶端，以美国为榜样，是以金融、科技和军工生产为三大支柱，脏活累活苦活，什么都往落后国家转移，就连打仗都想找替死鬼，正是走在这条路上。

　　有人说，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年—前612年，兴起于今伊拉克境内两河流域一带）是世界第一帝国。其实，它只是波斯帝国的铺垫。波斯才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研究帝国主义史，这是很好的借鉴。希腊，以小国胜大国，也是今天还有的事。波斯帝国的陨落，有很多负面经验值得探讨。比如它的苛捐杂税，比如它的穷兵黩武，比如它的地方分裂，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大帝国的通病。

　　现代西方人读这段历史，往往认同希腊，而诋毁波斯，以为自己是“当代希腊”，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历史已经大翻盘。其实，当时的波斯才是“帝国主义”，希腊反而是“亚非拉”，跟现在的东西方，地位正好相反。

　　本专题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文章及图片选编自其近著《波斯笔记》（三联书店2019年9月出版），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文字略有删节，转载已获授权。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