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烽烟“观世变”

　　波斯湾烽烟“观世变”

　　文/李零

　　开篇语/弥漫数月的土叙边境战火渐渐平息，底格里斯河另一侧广袤的伊朗高原再见烽烟。

　　伊朗高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有史以来都是东西方沟通来往的枢纽，也是东西方兵戎相见的战场。它又俯瞰世界石油宝库波斯湾，坐拥这一全球经济与战略要冲，在当今大国强权纵横捭阖、把控中东政局的棋盘中，自然是无法忽视的一枚重要棋子。

　　今年11月，适值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震动世界的“人质危机”（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近六十名美外交人员长达四百四十多天）发生四十周年，本来“亲善”的美、伊关系自那时起恶化到难以逆转的地步，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去年5月白宫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面对美方近期不断加码的制裁，伊朗坚持强硬回应，常年动荡的中东，很可能又会迎来新一轮更加火爆的铁血冲突。

　　北大知名文史学者李零，近年来先后三次赴伊朗实地考察，亲临其境感受“波斯—伊朗”悠长的历史变迁及近现代的重大社会转型。

　　读伊朗史，你会发现，你是在读世界史。伊朗史，西边牵着近东史和欧洲史，西南牵着南亚史，东北牵着中亚史和东亚史。伊朗是打开世界历史之门的钥匙。

　　从古典时代起，波斯一直被欧洲人当作某种符号，象征与欧洲不同的文化和文化价值观。读懂伊朗，对理解当今世界很重要。

　　东西对抗 被动转型

　　以伊朗为视角的世界史，可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伊朗文明融入中东文明的阶段。波斯帝国时期，伊朗是整个中东文明的集大成者，它的历史，不仅涉及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埃及，涉及希腊、罗马、拜占庭，甚至跟中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也有关。来自欧洲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东征，只是现成接受这个帝国。希腊化的影响比较短，并未在波斯站住脚。所谓希腊化，多是通过舟船，借助海上贸易和殖民浪潮，往西传，往南传，影响主要在地中海沿岸。伊朗和伊朗以东，主要是骑马人的天下。世界历史的东西对抗，一直在这两极之间。

　　第二段是伊朗文明融入伊斯兰文明的阶段。这一阶段，伊朗先后被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现在的伊斯兰世界是由这三次入侵共同创造，但蒙古人来如流水去如风，真正留下的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文化、突厥文化和波斯文化。波斯文化在这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仍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代伊朗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时代以前的历史，主要靠16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西方探险家的探险，西方考古学家的考古，才恢复起来，和许多东方国家一样。

　　伊朗历史，近五百年很重要，特别是20世纪，更重要。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可惜，转型是被动转型，被西方列强推着转。伊朗和中国一样，也是被西方列强瓜分。英、法、德、俄四国都插手伊朗的内外事务，英、俄势力最大。伊朗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北方受日俄控制，南方受英美控制，与伊朗类似。伊朗为了摆脱英、俄的控制，曾寻求法、德两国的支持，并不成功。而1927~1938年，蒋介石与德国也有很好的合作。美国控制伊朗，主要在“二战”后，1979年才宣告结束。“二战”后，中国也一度受美国控制。

　　欧洲革命与伊朗革命

　　世界历史，从传统到现代，有三座大山要推翻，一是政教专权，二是封建割据，三是君主专权。

　　西方自己，与伊朗类似，历史也分两大段，中世纪以前是所谓“异教文化”，中世纪以来是基督教一统天下，前后断为两截，连不到一块儿。他们要推翻这三座大山，前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有启蒙运动、欧洲革命，最后要落实到革命。英国革命（1640年式），自上而下搞立宪，法国革命（1789年式）自下而上搞共和，方式不同，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解放市民阶层，即后来的资产阶级。

　　他们的革命，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反对宗教大一统：一是认祖归宗，重续香火，拿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当自己的文化源头；二是提倡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导致社会世俗化、宗教多元化和科学知识推广。第二步是打击封建贵族，削平封建割据，导致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三步是推翻君主专制，导致立宪民主或共和政体。

　　这三步，前两步以尊王为前提，一是申君权，反教权；二是借专制，反封建。这种专制是开明专制，西人叫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是革命的必要铺垫。一切水到渠成，才有最后这一步，即推翻君主制或改良君主制。

　　上述三座大山曾经是欧洲革命的对象，但同时也是欧洲的传统文化，即使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历史的尾巴仍割不断。今天的欧洲44国，还有12国是君主国，传统天主教仍归梵蒂冈领导，广义的基督教文化随西方势力的全球扩张，铺天盖地。

　　伊朗革命也不容易，比西方革命更不容易。

　　第一，19世纪和20世纪，在很长时间里，伊朗被西方列强瓜分和奴役，它的一切举措都受控于人。这种国家的革命，和欧洲革命不一样，没有民族独立，没有国家统一，什么都谈不上。它有一个最大矛盾，即任何政治势力都借助外国势力，但任何政治势力也寻求摆脱外国势力，民族革命是第一位，这和欧洲革命不一样。

　　第二，历史上，王权和教权，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关系很微妙。西方列强在落后国家物色代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惜支持任何保守势力和分裂势力，哪怕最不喜欢的势力。因此革命的逻辑和顺序经常被颠倒。革命的老师最怕学生革命，特别害怕他们摆脱自己的控制。

　　“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

　　20世纪，伊朗经两次大战，历四场革命。

　　两次大战，伊朗都宣布中立，但两次都无法中立，反而以同情德国被问罪，成为列强干涉的借口。大国间的较量，始终决定着伊朗变革的走向。

　　1905年~1911年，伊朗有立宪革命，好像我们的戊戌变法，结果被俄军和王党扼杀。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废弃英俄瓜分伊朗的不平等条约和从伊朗撤军，但英军趁机占领伊朗。

　　1920年~1921年，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库切克·汗（1880年—1921年）领导的丛林运动与刚刚成立的伊朗共产党合作，在伊朗西北的吉兰省成立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伊朗的“红色革命”。结果被礼萨·汗镇压。1930年，共产党被取缔。1941年，伊朗共产党人拉蒂马什等人在苏联支持下重建党组织，改名人民党。1979年，此党参加过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革命胜利后，再度被镇压，被迫流亡欧洲，主要在德国和英国。

　　1963年，小巴列维父子推行的“白色革命”，是西方化下的世俗化和民族化。

　　1979年以前，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以尊君权、黜教权为特点。这种世俗化是以西方化为背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与之正好相反。它要反对的恰好是世俗化和西方化。新的革命口号是：既不要东方（“红色革命”），也不要西方（“白色革命”）。

　　西方扶植的亲西方政权，在反共优先的前提下，一般只有两种选择，不是君权（或叫军权），就是教权。无论哪种选择，都不能让西方满意，达到他们认可的标准，因而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干预，从媒体批评、经济制裁到军事政变、武装干涉，都有十足理由，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

　　1971年10月，伊朗国王巴列维曾在波斯两大古都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加德举行盛大仪式，庆祝伊朗建国2500年，当时有20个国家的国王、14个国家的总统前来捧场。他们住在豪华的帐篷旅馆，饭菜订自法国的马克西姆餐厅，烧钱两亿美元。当年的帐篷支架、观赏演出的看台和灯光设备都保留了下来，成为现代“古迹”。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身着古装，扮作古波斯军队的步兵、骑兵、海军，浩浩荡荡，列队前进，从大平台下经过，接受检阅，简直像薛西斯的大军再现于世。当时的宣传讲得很清楚，巴列维庆祝的是君主制，长达2500年的伊朗君主制。

　　然而不到八年，事情却急转直下，走向反面。谁也想不到，正是在伊朗最富、最强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来自左中右的所有势力，拧成一股力，把国王打倒。巴列维王朝被推翻，支持它的美国被赶走，小巴列维和他爸爸一样，客死他乡，2500年的伊朗君主制宣告结束。从此，伊朗走向共和，和中国一样。这个共和国叫伊斯兰共和国，它要回归的传统，是伊斯兰教对国家行为的绝对指导。

　　中国有句古话，“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读伊朗史，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心头。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