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困境下的发达经济体政策会转向吗

原标题：四重困境下的发达经济体政策会转向吗 来源：上海证券报

  □程 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经济展望中预期，2019年、2020年发达经济体增速分别为1.68%和1.67%，创下2013年欧债危机之后的新低，并分别低于1980年以来的长期均值和金融危机十年来均值0.7和0.3个百分点。在全球总需求疲弱的大环境下，除日本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速均明显下滑，美国经济开始周期性下行，欧元区核心国家出现了经济失速风险。明年，随着美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弱，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仍将延续。据此，笔者认为，发达经济体正迈入内外因素交织下的困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分配不均衡带来通缩隐患；产业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削弱社会稳定性；负利率常态化引发金融风险；贸易摩擦重心轮转增大边际冲击力度。由此，发达经济体面临艰难但必要的政策转向，包括改善收入分配、调整经济结构、善用财政空间、重释全球化红利等，以期迎来沉淀后的质变。

  美国、日本、欧元区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总需求同步疲软是本轮全球经济下行的主因，也带来了全球性的通缩压力。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失效的威胁一直是近年来困扰发达经济体的难题。经济分配内在痼疾——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所导致的工资上涨乏力是其背后隐含的重要特征事实。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出现结构性转变，收入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侵蚀了长期购买力的根基。布鲁金斯的研究表明，从1979年到2016年，按美国实际工资五分位数（Quintile）计算，收入越高的群体实际工资增长越快，而工资最低的20%分位群体实际工资甚至下降了约1%。要想重新达成工资和通胀之间的良性反馈，结构性改革发力的方向除了提升劳动生产率之外，还需着眼收入分配的均衡性和劳动力份额的稳定度。

  今年二季度，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降至11%，创1947年以来的新低。事实上，“美国制造的回归”一再成空只是发达经济体制造业衰落的缩影，产业结构的失衡对于内生经济动能的抑制日益凸显。比如，作为服务业占比显著超过制造业的发达经济体，本世纪以来其第三产业就业相对第二产业比重仍在不断上升，进而通过压低核心服务通胀中枢导致其长期通胀系统性低于央行的目标。不仅如此，可贸易的制造业凋敝引发贸易争端，在发达经济体与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新兴市场贸易尚远低于其内部贸易规模的情况下，蚕食了潜在的全球化红利。除了产业发展不平衡，发达经济体国内区域间的不平衡正重新对其长期增长潜能构成巨大挑战。IMF的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国内区域之间的长期失业率与经济表现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区域间的分化不仅抑制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有效性，也引致了健康、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的持续不平等，成为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随着总量型刺激政策边际效用递减，这些国家内部脆弱的区域和特定劳动力市场将面临考验。

  自2012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讨论与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即如何突破零利率下限，以便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持续刺激通胀和经济增长。除了提高通胀目标、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央行将基准利率调至零以下的“负利率”政策被诸多国家采用。今年，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更带动了全球新一轮降息潮，占全球GDP约24%的经济体重要利率更落入负区间。负利率环境约束了货币政策空间，但历史性的利率低位客观上打开了部分经济体扩张财政的空间。随着主要央行政策利率轨道沿低位下行，债券市场负利率将常态化，而收益率超过3%的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券占比将长期低于1%。在此情形下，部分发达经济体（比如德国）如能果断主动宽松财政配合货币政策，将有望摆脱通缩和经济继续失速的威胁。但学理表明，负利率常态化也面临利率传导有效性降低、债券市场流动性下降、银行利润空间收窄、金融市场分割和动荡加剧等风险。在宽松货币政策和高债务存量下，负利率这柄双刃剑的正向作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监管有效性，不仅满足于刺激当期总需求，更需着眼于可提高人力资本、潜在产出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向。

  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中，IMF还预计明年美国经济在减速过程中还将面临接近翻倍的贸易摩擦冲击。IMF曾在去年指出，发达经济体受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贸易摩擦冲击极大，若美国对价值3500亿美元的该类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遭相应反制，发达经济体受到的长期增长拖累或将大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前，汽车业产值约占全球GDP的5.7%，出口约占全球商品出口的8%，而发达经济体是全球汽车产业最重要的玩家。考虑到近半数中间品消费源自钢、铝等大宗商品和其他制造及服务业，去年汽车业的疲弱对全球贸易的总冲击可能高达0.5个百分点。此外，美国基于《贸易扩展法》232条款调查对欧、日潜在的钢、铝或汽车及零部件关税也会直接冲击发达经济体。要缓解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外部冲击逆风，寻回集体理性尤为关键。

  （作者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