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版“欧元”能从梦想走向现实吗？

　　拉美版“欧元”能从梦想走向现实吗？

　　赵柯

　　近日，阿根廷与巴西两国财长表示，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四国将成立特别小组，评估未来四国统一货币的可能性。拉美版“欧元”正式进入了政策议程，这也是欧元之后全球第二个超主权货币计划，因此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

　　虽然拉美版“欧元”的设想在世界范围引发了政界和学界的广泛热议，但舆论的共识似乎对其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参照欧元诞生的历史，在实施共同货币之前还需要历经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等诸多阶段和进行各种复杂的制度安排。相比之下，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距离统一货币还很远；如果从当前主流经济学对欧元的理论分析来看，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更是很难满足建立超主权货币所需的各项经济趋同指标和要求。

　　其实，上述看法是片面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元诞生的一种误读，自然也就不一定能够对拉美版“欧元”的前景给出合理的预判。欧元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超主权货币，研判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统一货币的计划能走多远，回顾欧元的理论和历史是必要的。

　　关于欧元问世的原因，主流的解释基本上都会归结到蒙代尔在1961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在欧元诞生的1999年凭此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只是一种巧合，更应该是国际主流学术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解释力的一种认可，并把“欧元诞生”这一历史事件看作是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完美证明，而国内更是有很多媒体称蒙代尔为“欧元之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一个区域内的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最优货币区，使用同一种货币是最有效率的。在这一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边界和“主权国家”的政治边界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前者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并不一定与后者重合。也就是说，“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把“政治”因素排除在外的，认为生产和交易成本最小化是向“最优货币区”演变的根本动力。

　　如果“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解释力足够大，那么据此则可以推演出：如果一个国家疆域广大而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划分出不同的“最优货币区”，并让他们使用不同的货币，从而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更为有效率。很显然，当今世界中很少有主权国家愿意在本国内部允许多种货币共同流通。“最优货币区理论”论证了浮动汇率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之间存在的相互替代关系，这是它的一大贡献，并且据此描述了一种在技术上可行的理想状态（在最优货币区内使用同一种货币），但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之所以很难找到对应，就在于货币的创建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主权国家”往往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流通的边界和势力范围，而非仅仅是生产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即使能够证明欧元区国家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需要使用同一种货币，那么完成这一目标最为有效率的经济手段莫过于当时各成员国首先放弃使用本国货币，统一改为使用德国马克，同时各成员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加入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因为当时德国马克事实上是欧洲的主导货币，也是继美元之后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直接使用马克比另外创建欧元所花费的成本要低很多，所承担的风险也小很多，但在政治上明显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选项。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逻辑中，共同货币被看作是市场自身在私人部门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动力驱动之下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一解释实际上是从“共同货币能带来经济收益”一步到位地直接推导出“共同货币产生”，而对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具体演化过程语焉不详，从这点讲，共同货币的“蒙代尔理论”更多地是为能否实施统一货币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评判标准，而对于现实世界中共同货币能够实质启动的“初始条件”“根本动力”和“实施机制”等具体问题则缺乏必要的解释力。而共同货币的“特里芬理论”则在这方面更胜一筹。

　　特里芬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对“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有弱点的分析，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其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并以“特里芬两难”闻名于世。但很多人忽视了特里芬的另一主要研究领域：地区货币一体化。特里芬是比利时人，所以对于欧洲货币的一体化非常热心，早在1957年他就在其著作中论述了欧洲统一货币的必要性，并且勾勒出了具体的路线图。他参与创建了战后欧洲支付同盟（EPU），并且参加了让·莫奈组建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并担任其在欧洲货币统一问题上的顾问。1977年他提前从耶鲁大学退休回到比利时，将国籍从美国又改回比利时，全力投入到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担任了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詹金斯的顾问，他认为对付美元霸权需要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统一市场；大棒就是共同货币。詹金斯1977年在佛罗伦萨发表的重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演讲就是出自他之手。特里芬还参加了之后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包括欧洲货币局首任局长亚历山大·拉玛法鲁斯在内的许多欧洲政治精英都深受特里芬欧洲统一货币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特里芬才是真正的“欧元之父”。

　　在特里芬看来，统一货币本身并不复杂，并不需要在各国实现价格、成本、工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完全统一，正如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仍然会存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一样；同时，统一货币也不需要成员国之间的预算、经济或者社会政策要均等化和一致化，成员国具体政策的多样性是货币联盟内部的一个均衡因素而不是非均衡因素，只要这种差异与其经济结构、资源和劳动生产率相一致。统一货币之所以被需要或者能够出现并不是市场自身的演变结果，而是因为它是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方法，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因为在各国货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并且推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不可避免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盈余，而另一些则是赤字，一旦不能及时对这种失衡进行调节，那么当其规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而统一货币在本质上是建立一个多边的清算支付系统，以便更好地应对国际收支失衡。

　　在这一点上特里芬实际上是继承了凯恩斯的思想。但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本身是一个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权衡，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特里芬认为实行统一货币的动力和障碍本质上都是政治，假设在建立欧洲联邦这样一个更为宏大的政治共识之下来推动货币统一，那么其实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经济利益冲突都是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加以解决的。也就是说，统一的货币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作为保障才能成功。由此，特里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推动货币统一的根本路径在于国家间的共识和政策协调，关键在于政治。大量的文献研究已经证明，欧元区并非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首先是一项政治工程，欧元之所以能够诞生，成员国当时的政治考量是决定性的。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欧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使用同一种货币的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

　　回到本文的题目，拉美版“欧元”能从梦想走向现实吗？从共同货币的“蒙代尔理论”看，答案当然是悲观的，因为拉美四国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经济结构趋同指标还不能满足“最优货币区”的要求；但如果从共同货币的“特里芬理论”看，答案会多一点乐观，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拉美四国对南方共同市场未来发展的愿景是什么？仅仅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还是愿意为某种统一的政治框架付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覃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