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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病房走廊写提纲
1978年5月11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如同一声春雷,掀起了全国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思想解放的闸门,在经历了灰暗后,从那天打开了。改革开放40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同一个标识,成为醒目的历史注脚。
昨天(12月18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作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100人”,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表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成为胡福明的官方定义。
时隔40年,胡福明再谈起这篇文章,先是强调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77年9月份寄出,到1978年5月份刊发,几易其稿,一个人的勇气变成一群人的执着,“文章难,难在要有战斗力,也不要让人抓住小辫子,要聪明。”胡福明告诉记者。
对于文章,他认为是一个引子作用,归根到底还是人民的需要、党的需要。
现场
“一定要向母校报恩”/“这个(勋章)有啥好拍的”
昨天下午,记者在人民大学见到胡福明。黑色西服,红色领带,坐着轮椅。“我84(虚)岁了,出来很困难,这次来北京,我想着一定要到人大来一趟,向母校报恩。”胡福明说。
尽管年事已高,胡福明思维敏捷,还向现场师生一一讲起自己在人大读书时的老师。转入人大哲学系学习,他还清晰记得,那是在1959年9月1号,东风1楼4层报道的。
作为历史的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自然备受关注。此次被表彰为“改革开放杰出贡献100人”,有媒体想让胡福明手持勋章照张相做纪念,胡福明笑着说,“这有啥好拍的”。
“入选100人,也表明改革开放使得国家进步了,人民日子过好了。”他这样告诉记者。
对话
思想斗争一两个月以后 写文批判“两个凡是”
新京报:您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衷是什么?
胡福明: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解放以后分了田地,我家里八口人,有一半地是分来的。上学到初中毕业去读师范,后来到北大读了新闻专业,再后来到人大读了哲学。
读完书后回南京,到南大教书,只想着一心一意搞教育,把教学搞好,结果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就感觉迎来第二次解放,我当时的看法是更要好好学,继续革命理论不能再搞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正本清源,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于本来的面目,批判否定“四人帮”。
1977年2月,“两报一刊”搞出一个社论,提出 “两个凡是”。我是学新闻出身,看到这个社论,意识到这代表了当时的主要指导思想。
“两个凡是”就是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但这在理论上是错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我想到这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新京报:那您当时就开始着手写文章了吗?
胡福明:抓住了“两个凡是”根本错误在哪,我想去批判它,但又不敢,这一段时期思想斗争很激烈。
古人说一句话,他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如果我没有指明这个问题,只能说我的理论水平低、觉悟低,没有尽到责任。
可是我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了,如果再不去批判,我觉得我对不起党。没有尽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责任,就不配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思想斗争一两个月以后,我终于觉醒,开始写文章批判“两个凡是”。
“不要让人抓住小辫子,要聪明”
新京报:写文章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胡福明:1977年夏天,我妻子住院,病房还有其他女病人,我不便在病房里照顾。就把《毛泽东选集》都带着去,在走廊把几张凳子拼起来,在凳子那边写提纲。
一开始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普遍性。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他们怎么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理论的。第三部分就是批判四人帮,批判个人崇拜。
新京报:后来怎么刊登出来的?
胡福明:我这篇文章完成后,寄给了《光明日报》。寄出去很久,给我回信让我修改,使其更加切合实际。
正好4月20号,我到北京开会。当天晚上就让我到光明日报社,讨论这篇文章,当时有几个人一起来研究这篇文章。
理论部主任跟我说,一开始想发到哲学版,但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想作为重要文章,放在头版发表,但是要做修改。
随后《光明日报》的几个同志,一起集中力量改这篇稿子,我也是白天参加讨论会,晚上修改稿子。
新京报:之前有报道,您的这篇报道从开始的稳妥转为激进?
胡福明:其实困难也是在基调这里。第一它很重要,第二要加强针对性、建设性,要加强战斗力,但是负责同志也反复强调,不要让人抓住小辫子,要聪明。
文章难写的就是这两条。你既要批判两个凡是,又不能让人抓住小辫子。
《光明日报》理论部的马沛文一开始想要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我就说不能这样做,至少不能公开批判两个凡是,公开批判“两个凡是”等于自杀,永远不可能出版的。后来稿子就没提“两个凡是”。
基本观点有了,后来也补充了不少好的观点。后来以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我一直这样讲,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我感觉到还是人民的需要,党的需要。
新京报:发表后有没有担心?
胡福明:没有担忧,发出去了,能起作用就很好了。
新京报:文章发表以后,对您有什么影响?
胡福明:后来,整个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开放,转到正轨,我也可以专心放心搞教育了。
新京报:已经过了40年,您自己怎么看这篇文章?
胡福明: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引子作用。应该反对唯心主义,确立新的观点——实践和理论统一的观点,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这样一个路线。不要张口闭口造本本。
新京报: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您怎么评价这四十年?
胡福明:这40年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40年,是永远开放、勇于探索的40年,也是披荆斩棘的40年。
新京报: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期,对此您怎么看?
胡福明:改革的攻坚克难期一定要过,也一定能过,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充满信心,知难而进。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我们面临的问题,深入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问题,要敢闯敢试,要建功立业。未来在年轻人身上。
新京报:那您对年轻人,尤其是新闻界的青年人有什么寄语?
胡福明:要多跟工人、农民交朋友,要代表他们利益,多为他们讲话。
新京报:这次入选“改革开放杰出贡献百人”心情如何?
胡福明:当然高兴,但不是个人的,这篇稿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且,能入选也说明国家进步了,人民日子过好了。
新京报记者 王俊
见习编辑 马瑾倩 校对 郭利琴
责任编辑:万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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