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日·专家说|韩大元：我与宪法结下的缘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32办公室，更像一间小型图书馆。那里收藏着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宪法研究资料。它的主人是在宪法学研究领域耕耘30余年的中国人民法学院教授韩大元。11月22日上午，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场穿越三十余年的对话。

兴趣从何而来

记者：您说过，您与宪法的缘分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您是怎么对宪法产生兴趣的？

韩大元：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热潮中，整个社会充满着期待和活力。1980年我上吉林大学法律系，1984年本科毕业。在1982年12月现行宪法正式颁布前，国家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持续了两年时间，学习宪法的氛围很浓，深深感染了我。

张光博教授宪法课非常生动，他谈到，宪法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它承载着人权、自由、平等、和平。我国82宪法颁布之后，张光博教授一条一条地给我们讲解，点燃了我们学习宪法的激情。那时候学习宪法更多的是一种兴趣，而不是一种成熟的、体系化的思考。1984年，备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时，我不知从何入手。当时许崇德老师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名气很大。也许出于对学术大家的崇拜，我斗胆给许老师写了一封信，讲了一些复习中遇到的学术问题。没有想到，很快收到了许老师的回信，他在信中回答了我请教的一些问题，简单谈及对专业的基本要求，这对我当时考研复习是莫大的鼓舞。后来我如愿考取了宪法专业研究生，我的导师许崇德的学者风范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1987年研究生毕业时，我选择留校任教。

从留学京都到寻找新中国宪法基因

记者：1990年您走出国门，到日本京都大学留学。这段留学经历，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韩大元：1989年11月，我通过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联系了在日本宪法学界享有学术声誉的阿部照哉老师。他对我的研究计划比较满意，同意做我的指导老师。1990年2月初我到了京都大学，在跟随先生研习宪法学的这一年里，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德国的书翻译得比较多，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广泛阅读日本宪法著作，发现宪法的价值存有共性，但是实现形式却是多样化的，我们不能只关注来自于西方的宪法发展经验，同时，还要探讨非西方国家的宪法路径是如何建构的。我1991年读博士到1994年博士毕业期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于是将亚洲几十个国家的宪法作为比较样本，写了博士论文《亚洲立宪主义研究》。我的学术研究重点在这个阶段发生了转型，放在了文化相对主义和非西方国家宪法发展的道路以及两种道路和文化之间如何建立平等沟通的机制之上。

记者：从1999年开始，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54宪法资料的搜集上，这是因于什么机缘而发生的？

韩大元：1999年前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带来新的宪法问题，我感到要正确认识中国当代的宪法制度和理论，还是要追溯历史。那时候我们的宪法学，还没有关注到宪法历史，54年宪法的历史资料也分散各方。

第一部宪法往往是一个国家宪法发展的起点，是研究宪法制度的历史原点。自1999年起，我开始寻找1954年宪法的史料。最早找到的有价值的资料，是宪法起草委员会7次讨论的纪要。原件当时在中央档案馆，我和学生每天过去抄档案。从一些老教授手中，我拿到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现场讨论的原始记录。后来，我们又陆续找到了毛主席到杭州后与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一起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二稿，以及毛主席在杭州起草宪法两个月期间的部分修改草稿。新中国制宪的起点——1953年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一稿，也找到了。2014年，我将此前的研究成果再次进行修订而成的《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一书正式出版。但是，直到目前，最关键的两份档案还没有找到，一份是毛主席去杭州起草宪法以前，委托陈伯达起草的第一稿；另一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纪要。因此，我们对54宪法资料的寻找工作还在进行中。目前，我将收集的这些资料全部捐给了在杭州建立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因为，我希望这些珍贵的资料，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目光重返国内实践

记者：2009年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这时您开始将目光重返国内的宪法实践。

韩大元：是的。从那时起，我开始编辑每年一本的《中国宪法事例研究》，同时开一门《基本权利与宪法案例》的研究生课程，通过这些事例让学生们感受生活中的宪法。我发现宪法解释是非常本土化的东西，我将关注点放在宪法文本和宪法解释上，提供对问题的解释方法和依据。

三十多年来，我的宪法学研究，包含历史、文本、解释到实践，是有内在联系的四个领域。在这样的研究中，我比较关注的宪法核心命题是塑造人的主体性，实现宪法中的主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