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千年“恐俄症”

　　西方千年“恐俄症”

　　钟益文

　　瑞士著名记者盖尔·梅栋（Guy Mettan）2015年出版法语著作《俄国和西方，千年战争史：从查理曼到乌克兰危机的恐俄症》。该书以条分缕析的手法，探索西方在长达千年中仇视俄国的根源，以及在近现代的种种表现，激发了我们对反俄心态的反思。这并非一本抨击政治的小书，而是一本功力深厚的大作，行文处处透出深思熟虑的印记而又不流于晦涩。

　　在书的前言中，梅栋表达了他的写作动机，“我希望尽可能摧毁那面横亘在西方和俄国之间的偏见之墙。自11和16世纪的两次宗教大分裂起，西方对俄国的偏见日积月累。而实际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国成了东正教有力的保护者，正因此莫斯科才被称为第三个罗马。”

　　梅栋指出，反俄是一种累积的心理问题，甚至是一种心理变态。反俄者通过对关于俄国及其领导人（如普京）的相关事件进行偏见性阐释，从而不断自我强化这种心理认知——“正如反犹，反俄现象亦由来已久，并非简单地由某个特殊的历史事件造成。反俄现象在不同的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但无论在哪个国家，反俄主义向来都是光明正大地横行，而报刊媒体则是它的衍生地”。

　　美金50亿 “美好”乌克兰

　　梅栋通过21世纪以来的五次事件，分析西方在其中的反俄表现，并客观地评判西方媒体。且看书里摘录的两个事件：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及2014年乌克兰危机。

　　2000年俄国与车臣的第二次战争后，伊斯兰恐怖袭击活动向俄国蔓延。2004年9月，32名武装人员占领了北奥塞梯共和国（位于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地区）别斯兰市的一所学校，劫持了1300多名人质，最终造成333人死亡。对此，西方媒体再一次爆发了，但其矛头并非指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侩子手，而是针对俄方政府及其武装力量，质疑他们操纵民意、恫吓当事人、隐藏消息，甚至暗示可能俄方才是导致屠杀的原因。

　　一封由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牵头，115名“大西洋主义”者（编按：二战后支持北美和西欧国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团结与合作的群体）联名的信上集中反映了这种愤怒。该信强烈谴责了普京在人质事件中所谓的“非民主”行径，并认为俄国需要采纳俄国版的《爱国者法案》。

　　此信在西方媒体中引起巨大反响。但讽刺的是，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以及后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世人证明，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因为大规模的监听，恰恰构成了对民众基本自由权利的侵害。

　　对2014年乌克兰危机，梅栋诘问道，为何西方媒体对乌克兰新政府在2014年2月发布的决议集体噤声？这份决议禁止俄语在乌克兰反俄地区流通，是否在事实上加剧了克里米亚地区和顿巴斯地区的分裂？2014年3月2日，40名驻扎在乌克兰敖德萨港口的俄方武装人员，在一幢大楼内遭遇自杀式袭击全部丧生。过后不久，证据表明乌克兰新政权的极右组织势力是始作俑者，为何西方记者们又置若罔闻？

　　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异口同声地把乌克兰事件定性为一场民众自发的反抗专制的革命。但这些媒体也都没有揭露出，罗伯特·卡根（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战略家）的妻子维多利亚·纽兰在2013年12月辞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后发布的一项声明，从1991年起，美国向乌克兰反对派捐赠了50亿美元，以帮助他们实现“乌克兰的美好未来”。

　　2014年3月16日，在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前夕，白宫表示，“克里米亚的全民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支持白宫的立场，进而得出结论：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只有一本瑞士杂志提醒道，2014年3月那次全民公投的结果，再次确认了克里米亚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自行组织的全民公投结果（独立或重返俄罗斯）。

　　无论是在两次奥塞梯共和国战争中，还是在今天的克里米亚危机中，西方很喜欢指责俄国所谓的扩张主义。然而正如梅栋所说的：“我们固然铭记俄罗斯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试图和平地自我解体的帝国。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14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可它们处境无疑变得更加悲惨。”

　　诚然，俄国在历史上实行过扩张主义政策，疆域一度广至现属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但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忘记一个事实，在当下，恰恰是欧盟和北约在不断扩张，而非俄国。尤其是北约，它吸纳了除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以外的12个原苏联加盟国。

　　失败者不配拥有历史？

　　为什么每当涉及到俄罗斯，西方媒体就失去了他们本有的客观？如何解释这种条件反射性的诋毁？为什么真理、尊重、理解、辩证等媒体一直追求的价值原则，会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梅栋解释道，媒体从来就不是独立的，记者们心知“客观”不过是教科书上的道德准则。

　　过去15年来，传统媒体的危机表现在广告收入的锐减，以及新式传媒的蓬勃兴旺，使得真相更加可遇而不可求。“真相”在记者中间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因为他们担心丢掉工作，或者担心得罪广告客户，担心失去政府机关的支持。这也是他们缺乏寻求真相的兴趣以及屈从于政治经济势力的原因。

　　接下来，梅栋试图从第一个千年的政治宗教历史中，挖掘出导致西方在第二个千年中反俄的原因。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屹立不倒。当罗马沦落为废墟、失去其十分之九的国民时，正是拜占庭显现出自己的力量，为其学者以及基督教传教士提供庇护。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主教会议上发生了分歧，亚历山大教会内一方的主教认为耶稣与天父同质，另一方则认为耶稣与天父类似。最后，尼西亚会议的决议否定了耶稣次于天父的观点。这个分歧逐渐造成了基督教内的分裂。

　　随后，罗马教廷伪造了“君士坦丁堡的赠礼”文件，声称4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曾把帝国西部政权“赠与”教皇，并赋予教皇对西部教会的权威。这份文件直到1430年才被证伪， 但事实上其效应已经相当深远，包括导致1054年教会的大分裂，东正教和天主教分道扬镳。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国国王以东正教的正统继承人自居， 并自称“沙皇”（Czar）， 与古罗马的恺撒（César）同音。莫斯科亦被称为第三个罗马。

　　厚重的历史尘埃为偏见的诞生提供了土壤。梅栋写道，“在西方和史学家的话语中，只存在‘东方大分裂’，而显然，实际应该是‘西方大分裂’。”这个谎言成功地让天主教和西方无神论者相信，是东部教会而非西部教会造成了教会的大分裂。直至今日，谎言依旧横行，仅有极少数的西方历史学家愿意正视这段历史，例如英国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

　　欧洲的王国们正如日中天，而拜占庭帝国正无可奈何地衰落，在西方失去地位。按常理，失败者是没有资格拥有历史的。但分裂和篡改历史遮蔽了欧洲的视野，并为今日西方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埋下伏笔。

　　修正是为了遗忘？

　　紧接着，梅栋开始分析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在反俄上的不同表现和流变。

　　拿破仑1812年亲征俄罗斯的前夕，曾命令一位作家写一本名叫《从诞生之初到14世纪的俄罗斯变强历程》的书。此书不断再版，并翻译成多种语言。书中主要评论了一份所谓的彼得大帝命令帝国扩张的遗嘱。据此，该书作者提倡各国孤立俄罗斯。直到1879年，这份所谓的遗嘱才被证伪，但这样的谎言已成功引起各国对俄国的畏惧。

　　尽管伏尔泰和开明专制的拥护者们对俄国仍抱有同情，同样来自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还是因其“东方专制”而视俄罗斯为政治的反面教材。

　　法国的反俄情绪随着一本名叫《1839，俄罗斯旅行笔记》的出版而达到巅峰，这本书写道，“只有让俄国转信天主教，才能让这个国家感受到优越的欧洲文明”。

　　英国最初亲俄，但在拿破仑被俄国击败后，它转变成反俄者。与法国不同，英国并非因为宗教、文明、反专制等原因而反俄，而是迫于地缘政治的压力。英国和俄国在波兰、印度等地有利益冲突。为了阻碍俄国的亚洲扩张计划，确保自身在印度的特权，英国发动了两次阿富汗战争。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1908年问世的一本书上提到“斯拉夫的兽性”。德国帝国主义借用大众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恐惧，以展示俄国作为潜在侵略者的可能性，因此，德国制造出一种和俄国难免一战的假象。后面的事众所皆知，一战的失败、经济大萧条及希特勒上台，纳粹主义也使俄国深受其害，斯拉夫人的处境堪比犹太人。

　　二战结束后，因为冷战和德国民主化，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流行着一股修正之风，有意抹杀苏联对二战胜利的贡献。他们似乎忘记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成功离不开朱可夫将军手下成千上万将士的尸骨，他们拖延了德国东部的国防军向诺曼底增援，为联军成功登陆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他们也忘记了在两千六百万的苏联亡魂中，有一千四百万属于俄罗斯。

　　德国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1989年出版的《欧洲战争（1917~1945）：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一书中，对比了纳粹和苏联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认为德国士兵是在为欧洲英勇地抗击亚洲的“游牧民族”。尽管这些观点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认同，但它们还是受到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及其所在的法兰克福学派（编按：该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流派，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1923年创立的“社会研究中心”为基础）的批判，并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争论。

　　从苏联解体出来的东欧国家都认同诺尔特的观点，似乎他们是苏联的受害者一样。这种重写历史以排挤俄国的做法，在2015年4月27日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日表现得尤为明显，波兰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邀请普京参加纪念仪式。波兰外交部长格热格日·谢蒂纳更有胆量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由乌克兰军队解放的。对此，其他的欧洲国家领导人竟不置一言。

　　从“贝壳放逐”到“橙色革命”

　　在上述提及的现象中，梅栋回想起雅典的“贝壳放逐法”。他认为，结合19世纪到二战再到冷战的历史来看，俄罗斯的名字一直写在欧洲各国的贝壳上，俄罗斯总是那个被放逐、被排挤的国家。

　　当今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跟一千年前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们做着同一件事：他们重写关于俄国的历史，改变欧洲关于俄国的记忆，就如神学家们在600年前对陨落的拜占庭帝国所做的一样。俄国不应也本不该为历史承担如此多的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的枯零，他们达到了想要的目的：抹去俄国在消灭纳粹中的贡献，而幻想出一场纯粹的欧洲“大西洋主义”的胜利，甚至是让俄国为两次世界大战负责，就如我们曾让拜占庭帝国承担起基督教的分裂责任一样。

　　梅栋似乎对此很愤怒：从今往后，欧洲将会听着德国的闹钟起床，丝毫未意识到他们将会面临什么。如果历史按那样书写，那至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德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整个欧洲还在为德国鼓掌。

　　在冷战以后，美国对苏联的敌意越加明显，这可以由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对俄态度和政策主张上看出来。美国驻苏联大使、“遏制之父”乔治·凯南在1947年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提出“遏制”苏联的主张。布热津斯基和约瑟夫·奈，则将遏制苏联政策发展到极致。

　　布热津斯基，美籍波兰裔人，曾在1977年到1981年期间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主张美国霸权主义，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尤其是乌克兰；并主张肢解俄罗斯——

　　“一个被肢解的俄罗斯将消散许多帝国野心。俄罗斯联邦可以更加松散，可以被分为俄罗斯欧洲共和国、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俄罗斯远东共和国，如此将使之更易与欧洲、中东亚新兴国家搭建直接的经济联系，进而促进自身发展。如果这样构建，这三个区域都能拥有更多的自主创造性，但数个世纪里莫斯科官僚主义横行，使得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约瑟夫·奈曾担任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公认为是美国重要的外交政策自由派思想家，他的同事亨廷顿（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因主张“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则是典型的保守派。约瑟夫·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提倡美国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还要用软实力吸引其他国家，获得后者的支持。

　　这一主张具体表现为非政府组织（NGO）迅速增长并发挥巨大影响。这些组织通常由美国人主导并由西方政府通过不透明渠道注资，其中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是最为知名的一个基金会。“温言耳语比武力更容易让人接受”，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引发起前苏联各地的“橙色革命”，如2004年和2014年的乌克兰、2004年的格鲁吉亚、2005年的吉尔吉斯。

　　“我们”和“他们”

　　梅栋对西方媒体的常用宣传技巧进行了归纳。反俄的宣传主要采用扭曲认知的方法，但外行人难以察觉，因为这些宣传通常都由专家们加工过。梅栋透露，20多位乌克兰政府内的公关专家，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就已成功地在西方媒体中炮制了反俄的“Newspeak”。Newspeak这个概念是由乔治·奥威尔在《1984》这部作品中创造的，意指用于宣传目的、控制思想的话语体系。

　　“Newspeak”的第一种构造技巧是词语的选择。例如，我们不说分裂主义者的反叛运动，而是说，俄罗斯武装恐怖分子。我们不说克里米亚回归祖国俄罗斯，而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第二个技巧是选择信息的来源。梅栋说道，“实际上，对有关俄罗斯的事件，媒体的引用对象也别有讲究，主要是一些在美国和欧洲智库中工作的研究员，以及另一些美国、欧洲和乌克兰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一些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机构，例如欧洲民主和安全中心、言论自由和人权研究所、和平分析中心等。

　　第三种技巧是任意地选用、重组事实，主要是扭曲事件的起因。典型的做法是确定一个事件开始日期，这个日期有利于一方，而损害另一方，事件日期的选择总是为接下来的争议做好铺垫。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子：关心事态进展的人会留意到，西方大媒体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2014年3月作为乌克兰危机或是克里米亚被兼并的发生时间，吸引公众关注3月份的事态，将注意力放在俄国的动作上，营造出似乎俄国是罪魁祸首的错觉。

　　最后一个技巧是制造“我们”和“他们”的区分，营造出感同身受的偏见和潜意识的反感。

　　树立假想敌，有史以来都是人性中一种可怕的倾向。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攻打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时，似乎忽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1991年他试图收复科威特（1914年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就更是如此。而普京不正是西方的现任假想敌吗？从上任之初，普京就一直被丑化，这也催生了许多控诉他的文章和讽刺漫画。

　　这些丑化愈来愈强烈，读者可到法文La Toile报的普京专栏上观察。但这种丑化也有其失败之处，“过分偏颇的题目、合成照和指责产生了相反的作用：由于如此不公正地描绘一个人物，我们必须很努力才能不对他产生同情。所以，过分的丑化最终反倒激起民众对普京的同情”。

　　梅栋质疑，对俄国的非难和指责，应当考虑到俄国是一个横跨11个时区的地理巨国。这无疑增加了它的治理压力。“对于一个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无政府是美好的梦想，但对于一个俄罗斯人而言，是恶梦。”

　　他特别强调，就如离婚时是由两个人承担责任，西方和俄国的分裂，也不应该由俄罗斯独自承担责任。在18世纪闪亮人类历史的启蒙运动中，“平等”是核心价值之一，如果没有后来的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腐蚀，今日欧洲会不会对俄罗斯平等以待呢？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