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区高净值家庭减少至198万户 为五年来首次减少

　　大中华区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减少1.5%至198万户，为五年来首次减少；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则减少4.5%至12.7万户

　　《投资时报》研究员 汤巾

　　当“王思聪被限制消费”的消息席卷网络，当企业债务违约的“雷声”频频搅动投资者的神经；当“我太南了”表情包在微信聊天中被广泛应用，刚刚过去的2019年让人们的“钱袋子”备受考验。

　　将目光投向金字塔尖。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高净值人群的数量、分布和持有财富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近日，标点财经研究院携手《投资时报》系统梳理了来自胡润研究院、贝恩公司、凯捷公司、瑞银集团、普华永道、波士顿咨询、建设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建信信托、五矿信托、平安银行私人银行、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全球联合之路、福布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等数家第三方咨询机构及财富管理平台调研报告及相关资讯，最终研究整理出《2020中国新贵阶层投资报告》。

　　从统计结果来看，大中华区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减少1.5%至198万户，为五年来首次减少；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则减少4.5%至12.7万户。同时，中国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增速也较往年有所放缓。

　　在新贵阶层的来源上，“互联网+”“智能+”和新兴产业规模化共同注入经济发展新动能，新经济崛起下的股权增值效应推动企业中、高级管理层与专业人士新富人群涌现。

　　北京聚集最多高净值家庭

　　《2019胡润财富报告》按照不同的资产规模，勾勒出大中华区的财富分布图景。

　　总体来看，大中华区拥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总财富达128万亿，是大中华区全年GDP的1.3倍，其中，中国大陆占八成。这128万亿中，拥有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总财富为77万亿，占比60%，拥有3000万美金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总财富为72万亿，占比56%。

　　胡润研究院分析称，这128万亿的总财富中，预计有17万亿将在1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39万亿将在2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60万亿将在3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大中华区拥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494万户，比上年增加6万户，增长率为1.2%，其中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178万户；拥有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98万户，比上年减少3万户，减少1.5%，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06万户；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2.7万户，比上年减少6000户，减少4.5%，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7.5万户；拥有3000万美金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8.4万户，比上年减少4800户，减少5.4%，其中拥有3000万美金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5.3万户。

　　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是拥有最多600万资产富裕家庭的地区，比上年增加8000户，达到70.4万户，增幅1.2%，其中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26.5万户；广东排名第二，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9000户，达到67.9万户，增幅1.3%，其中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25.2万户；上海排名第三，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8000户，达到60.2万户，增幅1.4%，其中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21.2万户；香港排名第四，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5000户，达到55.1万户，增幅0.9%，其中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19.4万户；浙江第五，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7000户，达到51.6万户，增幅1.4%，其中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18.2万户。

　　再来观察资产规模千万级的高净值家庭，《投资时报》研究员注意到，大中华区主要城市的高净值家庭数量基本都呈现下滑态势。从各地域排名看，北京仍然是拥有最多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的地区，比上年减少6000户，达到28.8万户，减少2%，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14.6万户；广东紧随其后，比上年减少6000户至28.5万户，减少2.1%，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16.2万户；上海排名第三，比上年减少5000户至24.9万户，减少2%，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14.3万户；香港排名第四，比上年减少1000户至22.2万户，减少0.5%，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11.4万户；浙江排名第五，上年减少3000户至19.3万户，减少1.5%，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9.8万户。

　　而谈及亿元资产规模的超高净值家庭，北京继续处在榜首地位，达到18900户，比上年减少1000户，比例为5%，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11200户；广东排名第二，比上年减少900户至16500户，减少5.2%，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9700户；上海排名第三，比上年减少900户至15800户，减少5.4%，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9300户；浙江排名第四，比上年减少800户至12700户，减少5.9%，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7490户；香港排名第五，比上年减少200户至12400户，减少1.6%，其中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7320户。

　　与此相应，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整体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招商银行携手贝恩公司发布的《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私人财富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增速有所放缓。2018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190万亿元人民币，2016—201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为2008年来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其中，资本市场产品市值增速下降显著，2016—2018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下降至1%；在强调“房住不炒”政策取向的背景下，政府持续深化房地产政策调控力度，投资性不动产年均复合增长率下降至8%；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银行理财产品及其他境内投资中基金专户、券商资管、信托等受“去通道、去刚兑”的影响，增速较前两年均有明显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规模及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受实体经济下行与市场波动影响，增速同样较往年放缓。2018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61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12%；其中超高净值人群持有资产25万亿人民币，2016—2018年均复合增速为17%。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080万人民币，与2014—2016年基本持平。预计到2019年底，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约70万亿。

　　此外，凯捷发布《2019世界财富报告》指出，经过七年的持续增长，在2018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总体财富下降3%。主要是由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财富下降，这一下降导致全球损失2万亿美元。

　　新经济、新动能推动新富人群崛起

　　事实上，随着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规模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新经济崛起下的股权增值效应，企业中、高级管理层与专业人士新富人群正在涌现。

　　《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攻坚阶段，经济体制改革驰而不息。一方面，在“互联网+”“智能+”的赋能下，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另一方面，在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背景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制药、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加快规模化、集群化。同时，监管机构出台多项有利政策支持“新经济”企业，符合条件的企业迅速成长，加快上市进程。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规模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成为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

　　新经济企业强调“团队创业”，群策群力、团队作战，以股权、期权等激励手段实现公司利益与管理层利益的一致性，从全市场范围吸引最合适的人才，担任企业中、高级管理层。受访的高净值群体中，约30%的企业高级管理层提到上市企业股权激励增值为其主要的财富来源，其中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高级管理层提及率更高，达40%。随着新经济的崛起，来自股权激励与企业红利的财富增值显著提升，个人价值与公司价值共同成长，推动企业中、高级管理层与专业人士作为新富群体涌现。

　　调研数据显示，企业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及专业人士群体规模持续上升，占全部高净值人群的比例由2017年的29%上升为36%，规模首次看齐创富一代企业家群体。

　　在企业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及专业人士这一高净值群体中，企业高级管理层近年财富增长较快，占全部高净值人群的比例达14%。整体投资风格上，企业高级管理层对风险控制较为看重，同时积极探索创富机会，投资风格稳中求进：一方面，企业高级管理层人士十分注重风险控制，其中仅不足5%倾向于追求高收益高风险的财富目标；另一方面，企业高级管理层也更关注抓住资本市场投资机会，约40%的可投资资产配置在股票、债券、基金等资本市场产品，仅次于专业投资人的配置比例。

　　在教育背景上，接近90%的受访企业高级管理层为大学及以上学历；在行业分布上，约30%为战略新兴产业（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新能源及环保），18%为制造业，10%为金融行业。

　　由于企业高级管理层目前主要精力都放在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上，自身财富增值深深根植于企业成长之中，除了个人财富管理需求外，他们对于财富管理机构往往会提出较为复杂的企业服务需求。部分受访高净值人群表示，希望私人银行能够协调资源，满足包括企业融资、企业咨询服务、企业财务战略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在内的企业相关需求。

责任编辑：陈鑫